賀雲翱：讓考古成果更多走向大眾

考古學作為現代科學，除了其專業性之外，還有兩個特點，一是實物性，二是發現性。前者讓普通人也能“眼見為實”，容易走近，産生共情；後者給人神秘性、新鮮性、未知性，能夠滿足人們所普遍具有的好奇心。為此，幾乎所有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會成為社會的新聞熱點。30多年前，我先後在江蘇揚州高郵神居山和徐州銅山小龜山分別參加發掘西漢廣陵王劉胥家族墓和西漢楚王劉注墓，就感受過大眾對考古發現的喜愛，每當我們有重要發現，僅靠口耳相傳，就會有成百上千的人來圍觀考古發掘現場。

近些年，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對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隨之旺盛，於是“公共考古”的事業應勢而生。“公共考古”最初誕生於西方國家，説白了就是讓考古走出狹小的考古學術圈，走向大眾，讓普通人也能分享考古發現帶來的知識和樂趣。與此同時，考古旅遊、考古研學、考古博物館、考古專題展、考古公共講座、考古科普書籍、考古文學、考古電影、考古文創等也受到了社會歡迎。

我國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國家，為此，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早在1950年就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業”這一觀點。新聞媒體長期以來也比較重視對重要考古發現的報道，但是，“公共考古”真正在中國興起還是近十幾年的事。如2009年的河南安陽“曹操墓”的考古發現，曾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同一年，山西考古研究院建立了“公共考古與文化遺産保護室”，2014年更名為“公共考古研究部”。也是2014年，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公共考古事業指導委員會”，考古學家王仁湘先生擔任這個委員會的主任；這一年，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還創辦了全國第一家《大眾考古》月刊，受到考古界的普遍好評。復旦大學的高蒙河教授還在學校開設了公共考古課。2021年，四川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在央視直播，吸引400多萬人線上圍觀和多達10億多人次的網路閱讀討論量；中國年度十大考古發現專家評審現場直播同樣也獲得數以億計的公眾關注。

近年來，以習近平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高度關心考古事業。考古學家陳星燦先生和王巍先生先後走進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解説考古與中華文明探源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全國政協也多次組織委員們討論考古對中華文明探源的意義，並組織委員走進考古工地開展專項考察。可以説，踐行考古學的人民性，本身就構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文物局作為中國考古事業的主管機構，在公共考古方面也採取了建立對社會開放的“大遺址”“考古遺址公園”和“考古博物館”等機制。考古走向公眾，考古服務社會，是時代趨勢，也是人民的呼喚。

現在看來，考古走向大眾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我們的“考古遺址公園”和“考古博物館”的數量還不多；有時候考古發現的新聞報道渠道還不夠通暢；考古旅遊和考古研學才剛剛起步；對考古發現做深入淺出的闡釋性陳列還沒有受到普遍重視，而這方面在國外已經有非常成功的案例；面向公眾的考古講座還十分稀缺；考古機構主動設立公共考古部門並安排專門人員負責考古科學普及的也不多；考古科普讀物遠遠跟不上讀者需求，反而對那些編造的“盜墓”故事的讀物影響很大；考古與網際網路、數字化的結合已經有諸多産品，但是真正成功的作品畢竟還少；至於考古現場向公眾適度開放的問題已經議論了很久而難有突破；公共考古的制度性支援還是空白……

考古，一方面有它特殊的科學性要求，另一方面又深受公眾關注和歡迎；要讓考古走向大眾，一方面我們已經取得諸多成就，但離人民的多樣性需求還遠遠不夠。其中，最匱乏的因素是什麼？我認為，就是科普。誠如袁靖先生所言，考古工作就是要探討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過程、再現中華民族的發展史，為中華民族修家譜，在實現歷史自覺，增強文化自信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中國考古走過百年，喚起的公眾考古熱情令我們欣喜，但考古的專業性又往往是一道難住他們的“攔路虎”，如果對祖先留下的瑰寶只能望而卻步，又何談自信？因此，我認為，考古學家們要“雙向發力”，既要發展好包括科技考古在內的學術事業，拓展我們對中國百萬年文化歷史和5000多年文明史的認知，同時又能夠用一些生動通俗的話語來做好面向大眾的考古科普，讓每個普通人都能夠成為心懷自信的歷史“閱讀者”和“解説員”。

我相信，隨著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以及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等發展目標的踐行，中國的考古學人一定會在各方面的支援下恪盡職守，千方百計讓考古成果更多走向大眾，走向世界。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産研究所所長，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專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