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慶文：敬佩，獻給充滿智慧的先民

開欄的話

近半年來，無論在全國政協委員線上讀書群裏還是線上下交流中，中華文明溯源都是一個熱點話題。為此，“中華文明探源·何以中國”系列報道特開設“文明探源·委員漫談”專欄，約請委員們分享他們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與特質的思考和學習心得。

我是一個正宗的理科生，對於觀測實驗、模型分析等較為熟悉，對於歷史並不擅長，從某種意義上説，依然停留在中學時代所學知識的水準上，對於考古這樣專業性更強的領域更是十分陌生。只是在2005年從事農業文化遺産及其保護研究之後，才開始對農業歷史、農業考古有所關注，也才有機會認識了一些業界大咖，有機會到一些考古遺址地進行考察學習。

但説實話，和這些業界大咖交流中，更多的是聽他們不厭其煩地用盡可能通俗的語言向我介紹他們的研究發現，而無法實現我所熟悉領域裏的“平等對話”，在一些考古遺址進行考察的時候，常常努力讓自己靜下來，使勁“冥思苦想”，努力將今天看到的景象與數千上萬年前我們的先輩的生活勞作以及數千上萬年以來他們生活勞作的變化聯繫起來。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富有挑戰也特有意思的事情。在江西萬年的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我努力想像1萬~1.2萬年前，生活在那裏的先民如何走出山洞開始人工馴化野生稻，並逐漸培育出地方品種“塢源早”，直到發展為今天的“萬年貢米”，衍生出已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的“萬年稻作習俗”。在內蒙古敖漢的興隆洼和興隆溝遺址，我努力想像8000年前，生活在那裏的先民如何在乾旱、貧瘠的農牧交錯帶將野生狗尾草馴化成至今仍然在種植著的穀子，並衍生出一系列旱作農業技術和民間習俗。這些地方不僅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且江西萬年稻作文化系統和內蒙古敖漢旱作農業系統還分別於2010年和2012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産。

2019年7月6日，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産大會通過決議，將中國提名的“良渚古城遺址”項目列入《世界遺産名錄》。許多人都關注到，良渚遺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最完整而龐大的考古遺址之一，是人類創造性天才傑作的代表及早期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的範例，是一種消逝的文化的獨特見證，又與現行傳統、思想、信仰及藝術有較大關聯，是傳統的人類居住地的傑出範例，同時還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實證中華5000年文明的一片“聖地”。

因為從事專業領域的緣故，我更關注良渚遺址以及良渚文化中所展現的農耕文化，並基於這些考古發現，進行穿越時空的想像：5000年前，以稻作生産為主的良渚人是如何從事農業生産的？他們的稻作生産與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期、1萬年前的上山文化時期的稻作生産有什麼聯繫？廣泛分佈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所展示的農耕文化與今日依然存在於這一地區並極富地域特色的稻作生産、蠶桑絲綢、桑基魚塘等有什麼關係？

良渚文化遺址所發現的稻米遺存並非現知最早的稻米文化遺存，但考古學家在良渚文化的稻米中區分出了秈稻和粳稻、發現了規模龐大的稻米儲存，以及石犁和耘田器等所反映的更加精細的耕作管理技術和水利工程，證明了這已是一個以稻作文明為基礎的原始國家。

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包括絲線、麻布等在內的紡織品遺存，特別是一塊被鑒定為最早的“絹織物”的紡織品，材質是經過繅制的家蠶絲，其經緯密度達到每平方寸120根，説明良渚文化時期已經掌握了相當發達的養蠶和紡織技術，也足以説明這裡應當是絲織技術的發源地。

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灌溉設施，很好證明了先民們在特殊地理條件下對於水資源管理、農業灌溉和洪水災害的控制能力。

通過這些考古遺址和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産，我們更加為中華民族悠久燦爛的農耕文明而自豪，也更加敬佩先民充滿智慧的創造。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