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學生踏入校園的第一門思政課，《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以下簡稱“思修”，2021年更名為《思想道德與法治》）會得到怎樣的評價？
4年前，北京航空航太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付麗莎成為一名思修課教師。剛入職不久，前輩就對她説，“大學的思政課是從‘負分’開始的”，這讓付麗莎覺得“很扎心，也很不甘心”。
2019年她做過一項匿名的課前調查，結果顯示，有24%的學生不認可大學開設思政課的必要性。一名學生甚至説，“我覺得思修課講的都是大道理——那些‘聽過很多遍卻依舊過不好一生’的大道理”。
“思政課教師一方面要把課程內容講清楚，另一方面也要跟學生的實際生活結合起來，才能讓他們覺得理論真的‘有用’”。付麗莎説，如何讓“仰望星空”的大道理真正“落地生根”，變得“腳踏實地”，成為她努力的方向。
思政課要給學生“多畫個問號”
回想自己在大學裏上思修課的場景，付麗莎坦言，“自己對課程的期待值也不是很高，覺得這是一門必修課，老老實實來上課就可以了”。
“這一屆大學生不一樣了。”付麗莎帶的第一屆學生就是00後，在她看來，00後大學生最顯著的特點是，他們是網際網路的“原住民”，通過網路已經有了很多的知識儲備，對課堂的要求就更高。“通俗地説，以前我們當學生時是‘老師在上面講，我們在下面記’，但現在的學生是‘老師在上面講，他們在下面用手機查’，查什麼？查你説得對不對。”
這就給思政課教師帶來很大挑戰：既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理論功底要深厚，還要充分了解學生，講得接地氣、貼近實際，從而實現引領學生。
“那就根據學生的特點來調整授課方式。”在付麗莎的課堂上，學生有專屬時間發“彈幕”，參與投票，還能像綜藝節目上出現捲軸一樣，“滾到誰的名字，就由誰來進行課堂討論”。她覺得，“講臺不是舞臺，教師也不能‘獨舞’，課堂應當屬於每一個人，所以要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共建這門思修課”。
無論是在課上還是課下，付麗莎都很重視和學生的交流互動，在“變著法兒”地接近學生時，他們也給了付麗莎全新的認識。就是在課上“刷彈幕”的過程中，付麗莎發現，“00後是如此熱愛我們的國家，這份熱愛來自他們覺得自己的國家真的很厲害”。
在講到“新時代”時，付麗莎請學生發彈幕回答，“如果用一個關鍵詞描述‘新時代’，你認為是什麼？”隨即，“新”“強”“牛”“快”等一眾詞彙出現在了教室的電子螢幕上。
“我當時有些驚訝，這一代大學生有時很‘挑剔’，他們會積極討論社會上存在的某些亂象，但同時，他們又發自內心地認為祖國強大了，所以對於新時代，他們的第一反應都認為代表了中國的騰飛，是正在‘強起來’的時代。”付麗莎説。
這樣的“新發現”又成了下一堂課的主題。“那一次上課體會到了學生的愛國熱情高漲，但通過課下交流，我發現他們或許不知道怎樣把這份熱情轉化為報國的行動，就是‘能做些什麼’，於是，我又針對這些方面做了新的功課，融入下一節課的授課內容當中，引導學生主動將‘愛國情’轉化為‘強國志’‘報國行’”。
由於博士學習階段攻讀心理學專業，付麗莎在實驗室中做過大量的心理學實驗和問卷調查。工作後，她嘗試把這種熟悉的研究方法帶入課堂教學中，每一學期都會根據課程內容，進行不同的問卷調查，來發掘學生的特徵，進而更好地去改進和調整教學設計。
調查問卷已經成了付麗莎課堂的特點，也成了她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工具”。
讓她印象深刻的一次問卷調查是，講到“人生價值”部分內容時，她給學生列出了13種人生追求的選擇，愛情、親情、健康、友情、財富、地位等都包括在內，一項一項地捨棄、劃掉，最後只剩下3項。
“在以往針對不同群體的調查中，被留下來的選擇往往都有親情和健康，第三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知識。”令付麗莎感到驚訝的是，“00後學生每一年都會做到這個練習，每一年他們選出的第三個選擇幾乎都是自由”。
“為什麼要留下自由？你們理解的‘自由’是什麼意思？”當她發出疑問時，一個學生回答説，“自由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另一個班上的學生給出了另一個答案，“自由就是不想做什麼就不做什麼”。
付麗莎坦言，當時的她有些不知所措，“學生的回答給了我很多思考，我就去查文獻，發現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不同領域對自由的定義有上百種。”所以她換了個思路，在講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部分內容時，加入了專題“什麼不是真正的自由”。
在她看來，學生對“自由”有很多誤解，“他們可能並不完全清楚自己所説的自由到底是什麼，所以我會強調，自由並不是虛無、反叛，也不是擺爛、躺平的表達，自由的另一面一定是責任，而且自由是有界限的”。
就是在這樣的概念辨析和互動中，付麗莎發現了各種各樣的新鮮問題，“思修課不是給學生畫嘆號和句號，也並不是要提供唯一的標準答案，而是要給大家多畫個‘問號’，引導學生遇到問題多想一層，深入思考其中的內涵”。
從身邊取材，講述偉大的人物“平凡”的一面
4年來，付麗莎從在學校的講臺上教學生，到多次走上央視《百家講壇》講述中國航太精神，她在00後學生中“圈粉無數”，成了學生眼中的“網紅”教師。
講榜樣人物的故事，也成了付麗莎為00後大學生授課的“特色技能”。這緣起于她第一次走上講臺授課時的調查結果：“在講到理想信念時，我想到自己的職業理想最早來自初中的一位英語老師，她是我理想中老師最好的樣子。那學生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榜樣？”
沒想到，調查結果讓她十分驚訝：超過80%的學生認為“人應該有榜樣”，但自己“有榜樣”的學生僅有60%。“為什麼我記得小時候同學們好像有很多榜樣，現在的學生為什麼沒有？”她還發現，學生選擇的榜樣，更多是身邊朋友和父輩長者，真正把歷史人物、科學家、公眾人物當作榜樣的反而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多。
這給了付麗莎靈感，也讓她開始反思，“偉人的故事值得去講述，應當被記得，學生也不是不喜歡這些人物，只是或許我們以往對榜樣人物的敘事過於宏大，學生很敬佩他們，但同時也覺得他們離自己很遙遠。”
於是，她開始嘗試挖掘榜樣人物的平凡故事。在翻閱大量書籍資料時，她發現，馬克思、周恩來、錢學森等榜樣人物，也都曾在19歲時遇到過人生困惑，“偉人也曾青春，青春同樣迷茫，他們往往是通過走向社會，將國家需要、社會利益和個人追求結合在一起，才走出了青春時期的迷茫。這些人是偉大的人，但也是可感的、可愛的、可親的人”。
在付麗莎的課堂上，這樣有意思的偉人故事還有很多，很多偉人在她這裡有了獨特的“標簽”。比如，“時尚倔老頭”南仁東，“極端好爸爸”鄧稼先，“90後梗王”袁隆平等。
“提煉每一位人物的特點，都需要翻閱大量的書籍和資料，這些老人家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個性，我被這些細節故事所打動，然後再把這份感觸帶到課堂上，去打動學生。”她舉例説，講到南仁東的個性故事時，學生首先會覺得很“好玩”，再看到南仁東晚年接受採訪的視頻，聽到他沙啞的聲音，看到他飽受病魔折磨時的樣子，“很多學生會掉下眼淚，因為他們真切地感受到，這樣一個親切、有趣、倔強的老先生，是怎樣負重前行、為了國家發展貢獻了一生，通過這樣的‘反差’對比，把‘天邊’的人物立體地拉回到學生身邊”。
在付麗莎的課堂上，也不乏北航學子、同輩榜樣的故事。“就比如創下世界紀錄的‘馮如三號’團隊，大部分是00後北航學生，他們就代表了當下年輕一代的責任擔當。新時代的新青年在不同領域作出了亮眼的成績，我也願意把這些故事帶到課堂上”。
她還多次帶著學生走進航太城進行暑期社會實踐，讓學生親身領略航太人的風采，自主挖掘當代航太人身上的特質和精神。
她做過一次簡單計算，“每次課程的兩個學時是90分鐘，一學期16次課，如果按照每週兩個理論學時計算，每學期的教師授課時間其實只有短短的24小時。思政教育要入腦入心，單純靠課堂講授肯定是不夠的，所以我們要擴展第二課堂，走下講臺做教師，親自帶學生去做社會實踐，甚至要在本科4年的學習生涯中一直陪伴，以‘同行者’‘引路人’的方式，讓學生真正感受到他的價值觀、思想政治素養的變化和提升。”
2019年的學期末，付麗莎又做了一次匿名調查，這次有93%的學生認為大學開設思修課是很有必要的。讓她最有成就感的是，自己“贏回了那20%的學生”。專業課繁重的學生們留言説：“每節思修課都準備打開本子寫作業，可每次一聽付老師講課，又都沒寫成其他作業。”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孟佩佩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