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家。這是4個月的時間裏，招聘軟體記錄下雍佳“主動接觸”過的公司數量。
一年前，這個95後女孩還站在講臺上，以新東方教培老師的身份給小學生講閱讀的方法、寫作文的套路和模板。作為考評的主要指標，她的“續課率”和“學生量”一直維持在高位，她也因此晉陞為學科主管。
但師範專業畢業的她心裏一度懷疑自己“誤人子弟”，覺得教的內容“真的很應試”。她能感受到父母身上的焦慮已經“過了火”。“沒辦法，補課的就是比沒補的分高”。
很快，高速行進的行業被踩下“剎車”。去年7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雙減”政策）出臺，教培機構面臨轉型。面對驟減的業務和薪酬預算，數以萬計的從業者或主動、或被動地離開了這個紅利消退的行業，開始一場新的職業大遷徙。
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一畢業就進入教培機構，拿過超出同期畢業生的薪資。一些人從過往的能力積累中找到新的職業方向，雍佳就是其中一員。她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投遞出超過300份簡歷，面試了近50家公司，在今年年後成功入職一家網際網路大廠。
她把自己的經驗分享在社交平臺，引來同行數不清的諮詢。事實上，很多人在尋求新工作和轉型路徑中並不順利，他們有的簡歷遭到HR（人力資源專員）的“嫌棄”，在面試時被“壓價”，有的在新公司再次被裁員、欠薪，有的遲遲無法找到心儀的工作，一邊焦慮，一邊靠賠償金維持生活。
網際網路招聘平臺拉勾網今年1月發佈的數據顯示，有7.4%的線上教育從業者繼續留在教育行業，80%的從業者流出，其中8.7%流向遊戲行業、6.8%流向人工智慧服務行業、5.7%流向電商平臺等。
在社交平臺，有人分享，“前段時間老公接了個車險電話，開始稱呼他先生，説著説著稱呼變成家長，感覺是教培行業轉型的同行。”
“你留在新東方應該也能火。”雍佳的朋友們調侃。6月爆火的“最有文化的直播間”，正是雍佳的前同事轉型而來。這也讓聚光燈再次打在了這群轉型的教培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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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後離職時間是什麼時候？”“今天。”去年9月的一個週四，從HR口中得到這樣的答案時，曹欣倩以為自己聽錯了。她躲過了公司的第一批大裁員，以為自己是幸運的。“雙減”政策落地後，HR開始找各部門談話，她看著身邊的人越來越少，工位空了一大片。
作為“雙一流”大學對外漢語專業的研究生，這個安徽姑娘在2019年畢業後“順理成章”地被高薪資吸引進入教培行業。在學而思工作了兩年，跳槽到新東方線上成為學科主管，除了線上授課，還負責公司一些“一對一”教師的培訓。領導一度告訴她，“一對一”的業務可以繼續。沒想到，不到一週，HR就拿著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找她談話。
她能感受到公司的財政在縮緊。剛來時，公司可以支付她在打車軟體的專車行程，漸漸變成快車，直至不能使用。考勤也是一樣，一開始，她在地鐵站就能用手機軟體打卡，可以悠閒地買個早餐再走到工位，隨著教培行業監管風聲越來越緊，打卡的範圍也越來越小，最後改成人臉識別。“印證了一個説法，當一個公司嚴查考勤的時候，它可能就會出問題。”
“我有這個預期，但讓我當天就離職，心裏還是不能接受。”她那時剛跳槽到新公司4個月，沒來得及平復心情，就又打開了招聘網站。
幾乎在同一時間，曾婉如也在找工作。她剛剛經歷了人生的第二次裁員。2018年畢業後，她加入樸新網校，成為一名英語教師。2020年11月，因為公司的業務線調整，她所在的樸新網校從集團剝離，她選擇離開。當時，線上教育行業正如火如荼，很快，她就以英語教師的身份加入了另一家線上教育公司作業幫。
在那裏，她除了答疑解惑，還負責“答主”的社群運營。13萬“答主”基本是兼職，主要由“雙一流”高校的大學生構成，也有部分一線任職的教師。他們幫助實現作業幫App的核心功能——拍照搜題。公司把市面上教輔材料的題目掃描入庫，分發給“答主”完成。如果用戶上傳的圖片是數據庫裏沒有的新題，“答主”則像外賣騎手接單一樣，接手解答，審核通過就能獲得4-6元不等的報酬。
曾婉如要把這些“答主”組織起來，還主辦過幾次線上分享會。她要解決“答主”們形形色色的問題。有的“答主”會在群裏討論某道題的解法，一言不合就在群裏battle（對決）。有的向她抱怨，自己的答案明明是對的，卻被審核判斷為錯誤。有的則反饋，時間充足的時候想多領點題，卻因為系統是按“答主”的等級分配而無法實現。
她還從零開始搭建了所在團隊的公眾號，負責內容更新，很短時間就實現了10萬多人的關注量。這些她引以為傲的工作經歷，在她試圖轉行時卻幫不上忙。“你之前做的這些在我看來也不是什麼特別牛的事。”一些面試官的話讓她感到很不舒服，“最近像你這樣出來的人多了去了，你覺得你的優勢在哪？”
“受人嫌棄，感覺好像我們沒有價值了一樣。”她記得去年7月底，幾乎整個部門一起接到了HR裁員的通知，一排桌子，一個放著協議，一個擺著箱子收工牌，一個箱子收工作電腦。“給您N+1的賠償，簽了字你就可以走了，不用來了，工資結到月底。”
她當時甚至有些慶倖，“公司裁員比較早，市場競爭還沒那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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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佳能夠感受到競爭的激烈。去年8月，她就開始學習新領域的知識，在招聘軟體上投簡歷，也投一些小公司積累面試經驗。到了10月她發現，“能得到的回復不多了”。她和同事最初覺得新東方的平臺不錯，預期都挺高的，“去不了字節，去不了騰訊，最差去個百度。”但投了兩個月簡歷，發現這些網際網路大廠連面試機會都不給。
“很多公司看到你是教培相關的簡歷，它完全不搭理你。”甚至有公司在招聘需求中註明，“不要教培人”。
當時秋季學期還未結束，課程因政策被收縮到周中，很多學員選擇了退費，老師們的收入下降得很快。政策不允許在週末進行學科培訓，公司又要“開發新産品”，他們就組織到頤和園“研學”的“寫作半日營”，老師們“像導遊帶團一樣周周去頤和園”。
那段時間雍佳尤為掙扎，改了20多遍簡歷，每天簡歷都投到招聘軟體設置的上限。她花4698元報了為期半個月的線上職場培訓課，感覺“被割了韭菜”。“講師也是大廠來兼職的，講一些網際網路的基礎知識，比如産品分析、電商模型，但一節課有一半時間都在讓你分享上節課的作業，更像是職場人來講自我提升、提高工作效率的東西，對面試沒有幫助。”雍佳説。
她還花錢報過職場社交軟體上大V開的面試簡歷輔導課，發現“這個人特別不靠譜兒，差評很多”。她也遇到過提供個性化服務的團隊，教她簡歷怎麼針對崗位要求進行修改，對她的意向崗位進行面試的拆解，分析面試官可能提的問題，甚至會告訴她問題應該怎麼答。“一般會把他們説的那些話記下來，然後多面試幾次就OK了，能通過他們的思維去回答了。”
在“升級後”的簡歷裏，她完全隱瞞自己從事教學幾年、教授多少學生的經歷，“如果寫在簡歷上是會被歧視的，公司看重的是你有沒有和崗位相關的工作經驗乃至資源”。她會根據崗位的方向不同，在簡歷的“學科運營”或“開發教育産品”上側重修改。
真正的問題是“隔行如隔山”。面試過程中雍佳發現，面試官讓她分享過往的工作經歷時，往往她講得挺開心，自以為挺好，但坐在對面的人根本聽不懂。“很多詞和邏輯都是不一樣的，不在一個體系。”
她舉例説，“教培行業把低價吸引新學員的班叫‘入口班’，把學員轉化到‘正價班’叫留存，學員畢業後要引導他報下一階段的課程，這叫‘出口班’。”但面試官可能聽不懂，她後來學會用“網際網路黑話”解釋：“拉新”“增加用戶黏性”“延長用戶的生命週期”。
有時她也沒聽懂面試官的問題，“好幾次我回答完之後，他會重復再問我這個問題。”她只能在面試結束後復盤，回去搜索諸如“數據指標體系”“用戶模型漏斗”的知識，讓它們化為己用。
面試了近50家公司，她也有了自己的感悟，“面試時，除了簡歷要精彩，有數據之外，真正顯示實力的部分可能就佔30%，20%是展示和表演，剩下50%是誠懇。要讓面試官相信簡歷上的東西是你自己做的，你有能力勝任這個崗位。”
去年11月開始，雍佳陸續接到錄用通知，她心裏有了底氣。12月28日，她結束了在新東方兩年的工作生涯，一個多月後入職網際網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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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教培行業來投。”在被辭退的那個下午，曹欣倩看到了這樣一條招聘啟事。
崗位來自一家老牌招聘網站，工作內容是“負責直播的工作，涉及出差，寫直播腳本，負責直播間流程把控。”
投遞不到20分鐘，曹欣倩就接到了面試電話，按照要求，她還提供了自己的講課視頻和之前寫過的文案。僅僅兩天，新公司就通知曹欣倩入職。直播是這家招聘網站的新業務方向。在曹欣倩所在的工區，懸挂著標語“萬里長城永不倒，直播團隊少不了”。
她所在的團隊，7個員工中，5個都來自教培行業，曾婉如也在其中。團隊主要向企業用戶提供直播産品，讓企業在該網站的直播間推銷崗位，“直播帶崗”。
“感覺直播和上課是有共同之處的。”這是曹欣倩選擇這裡的原因。進入教培行業時，她經歷過一個半月艱苦的練課磨課，“一節課的內容讓你選講10分鐘，領導批評你1個小時：哪語速不對，哪個知識點講得不對，PPT哪做得不夠好……”每天練到淩晨兩點多，4點多吃個火鍋，早上9點繼續練課。有來自東北的同事講課帶口音，領導安排他們每天照著《新聞聯播》練發音，直到糾正標準。
寒暑假前，她也要經歷將近半個月的拓展培訓，同樣是練課。培訓的終審是把自己上課的視頻錄下來，拷貝到大螢幕上，領導們當面點評。曹欣倩回憶，“上課過程中，一個語調的起伏可能就會影響學生的情緒，特別是線上課程，所以要反覆練。當時真的尷尬，但被‘拷打’出來了。”
這種“拷打”讓她形成了自己的風格。今年“6·18”期間，她化著精緻的粧容，坐在鏡頭前向招聘企業直播介紹“崗位代播”新産品。“我們的帶崗主播能夠給大家職場建議，推薦最好的公司和最好的崗位、足夠專業的人。”平均每分鐘有近400個漢字從她的嘴裏吐出，配合抑揚頓挫的語調，時不時插幾個段子，資訊密集又不讓人厭煩。她的手邊擺放著一個兩升容量的大水杯，時不時潤潤嗓子，那是她當老師時就開始用的。
曾經很多學生喜歡曹欣倩大大咧咧、咋咋呼呼的性格，“就吃你這一挂”。 在教培機構時,每個老師都要形成自己的風格，有的是“溫柔姐姐”，有的是段子手。他們給曹欣倩PS了一個表情包，“仙女姐姐來上課了”。有時曹欣倩的一個電話，就能解決讓家長頭疼不已的問題。150元的“入口班”往往有幾千人來上課，“願意為你付4000多元留下來的學生，一定是特別喜歡你的。這一點也和主播特別像。”因此，她在直播時也不會拘謹，大膽地表達自己。
團隊負責人劉甦記得，曹欣倩剛來時，直播帶崗剛剛興起，帶貨主播的“話術”市面上很多，但怎麼在直播間裏把崗位推薦給用戶，並沒有相應的模式。曹欣倩翻書、查資料、研究別人的直播，很快出了一套類似教案的培訓手冊。“很系統，這是她教研能力的體現。”手冊裏，主播要把公司福利像“知識點”一樣做拆解和分析。比如，“五險一金”分別是哪方面的福利，包吃住怎樣介紹給求職者，會對他們的生活産生什麼具體的影響。
這是教培行業的經歷在她們身上留下的印記。這種印記有時也會在新領域“幫倒忙”。曾婉如剛開始直播時，在沒有彈幕互動的情況下，會不自覺地説“好的，我們來講下面這一塊兒”。領導批評她，怎麼老是“好的好的”。她回想起來，這可能是以前練課時，模擬學生回答問題留下的習慣。
雍佳也發現，以前在教培行業，她喜歡把一個複雜的東西簡單化，讓別人能聽懂，但在網際網路公司不一樣，“寫週報的時候要在PPT里加上各種黑話，簡單的問題複雜化。”
劉甦從2000多份簡歷中篩選出了100人面試，最終留下了曹欣倩等5個曾經的教培老師。在她看來，作為一個面向公司客戶的崗位，很多時候要平衡各方需求的衝突，需要較高的溝通能力，既有親和力也不能被帶跑偏。這是她為什麼在招聘時註明，“歡迎教培行業來投”。
“教培行業出來的普遍更加務實‘扛造’、有執行力。”她甚至覺得，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遭遇一個行業性的重大挫折，也不是毫無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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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凱沒有想到，他迎來的是接二連三的挫折。
2019年畢業後，他曾到一家小貸金融機構做管培生，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公司倒閉。失業的他入職了一家線上教育公司做輔導老師。與主講老師相比，他的工作是督促和輔導學員線下完成作業，同時維護與家長之間的關係。
“輔導工作非常繁瑣，價值感和成就感要靠自己找。”他服務的用戶很多來自四五線城市，這一度讓孫凱認為，自己一定程度上能幫助實現教育公平。他曾和厭學的小朋友單獨約定，完成作業或者學習成績進步，他自掏腰包郵寄小禮品做獎勵。他也曾耐心給家長講述一個女孩的進步，讓“覺得女孩上學不用花太多錢”的家長重視女兒。在家長續報時，他的續費率總是排在前面，他也因此得到晉陞。
“雙減”政策落地後，學科課程必須放到周中，他看到同行大量時間用在催學生上課，催“課程數據”，面對孩子沒時間、家長想退費，又要磨破嘴皮“挽單”。這讓他非常苦惱，“眼睜睜地看著你所做的事情已經弊大於利”。
他認同好未來創始人、CEO張邦鑫線上上告別會直播時的反思，“是不是增加了學生的經濟負擔，是不是製造了焦慮，捫心自問，或多或少都是存在的。”那天是去年12月22日，一週後，大量好未來老師離開了這一行業。
孫凱在11月選擇主動轉型，和HR提離職時，對方十分驚訝。他所在的公司已經決定12月底將裁員，主動離職將失去一筆可觀的賠償金，“為什麼不多等一個月？”他想過這個問題，“12月都裁員的時候，市場競爭壓力會更大。”
研究了當時各家線上教育機構3個轉型的方向，做教育硬體、素養教育，還有“出海”做面向外國人的中文教育，孫凱選擇去一家線上教育公司的素養項目做網際網路運營。他在社交平臺分享了自己的轉型經歷，並給想轉型的同行提建議。很多人在評論區“接好運”。
好運並不長久。4個月後，公司發現編程、口才、美術、寫字等一系列課程，除編程外，能夠盈利的很少。今年春節後，這家公司對素養方向進行了裁員，孫凱又失業了，“當時對‘雙減’的影響還沒有特別深刻的認識，後悔放棄了之前的賠償金。”
離職後，他來到一家面向成人的線上職業教育機構“開課吧”。從今年5月底開始，這家機構深陷欠薪和裁員危機，還被爆料拖欠學員返款。6月29日，開課吧創始人、CEO方業昌發了一封致員工的內部信，他承認，公司幾個月裏的現金缺口都在每月一個億左右，他通過個人信用借款、個人投資抵押和個人資産抵押等方式負債10個多億投入到公司。
但對孫凱來説，這些錢於事無補。從4月開始，他就沒有收到公司發出的薪資。他刪去了社交平臺上自己轉型經歷的分享，儘管那曾讓他獲得成百上千的點讚。“側著睡總是聽見什麼聲響，趴著睡又壓著我的心臟，平躺的時候眼睛總是想睜開看著月亮。”他陷入了失眠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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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出路在哪，困擾的不只是孫凱。有人選擇了暫時休息，“回家生娃帶娃”。有人在家準備教師招聘考試，“考上了萬事大吉，考不上就真的‘家裏蹲’了。”薪資待遇是困擾他們轉型的原因之一，有人抱怨，面試的公司薪資不到以前的一半，實在接受不了，“啃老本中”。
有人鋌而走險做“私教”，自嘲“富貴險中求，一邊焦慮一邊暗爽”“沒有中間商賺差價”。
一位在北京的受訪者透露，她所在的四五個教培老師的500人群，經常有老師發來家長帶著報價的輔導需求，“從小學到高中，線上線下都有，語數外物化生各科都有”。甚至介紹人都能拿到幾百元的仲介費，“家長的需求非常旺盛。”
張成也還在找工作。失業半年，他一直沒找到心儀的轉型方向。去年年底，他所在的好未來轉型，如果留下，他有機會轉到素養項目，但他還是決定拿“N+1”的賠償金走人。
他分析過幾方面的原因：“經濟層面，沒有課時費，薪資會下降，很不划算；業務層面，換了新的部門，業務不熟悉，很多職級比我低的小夥伴已經過去把‘坑’佔了，去了沒有發展；大環境層面，素養教育同樣在‘雙減’的監管範圍內。”
“我對前東家非常信任，也非常喜歡這份工作，從來沒動念想要去找工作。”此前，張成連招聘軟體都沒有註冊，結果等他離職時， BOSS直聘接受網際網路安全審查，新用戶無法註冊，“很多網際網路公司都接觸不到。”
他想投網際網路大廠，有公司願意給他機會。但“北京的業務剛招滿人”，希望他能去上海。張成已經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也安了家，他拒絕了。他面試過成人教育機構，發現雙方差別很大。“學科培訓沒有脫離線下的土壤，消費者是家長，體驗者是孩子；但是成人教育純靠線上獲客，面對的也是體驗者本身。”他還拒絕了一家興趣輔導機構發出的邀請。“他們在朝陽區，主打線下門店，我覺得風險太高，不像學科培訓還能轉成線上。”不久，北京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反彈，這家機構被迫停課。
疫情也暫緩了張成找工作的步伐，他開始審視自己內心的變化。從二本學校畢業，進入好未來旗下的學而思培優，一路成為主管，張成靠的是“拼”。5年來，他從沒有過週末，現在，行業沒了，“相當於之前所有的努力付諸東流，所有的行業積累都沒了。”他在找工作時不太考慮那些“內卷”的公司，“我現在也有家庭，拼完之後最終還不知道是怎麼樣。”
在他看來，這段時間給他最大的教訓是不能孤注一擲地去做一件事，“抗風險能力啥時候都得有，要有第二職業去避險。”
新東方董宇輝的爆火讓張成重新獲得了某種信心，他希望這個行業的人都能像他們一樣，經歷了幾個月的無人問津後，有一個華麗的轉身。
（應受訪者要求，孫凱、張成為化名）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