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本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我從北京到上海一線採訪。外賣騎手是我們在疫情期間重點關注的群體之一。用上海商務委有關負責人在發佈會的説法，他們是“上海市生活物資保供的重要力量”。在我先後遇到的40多位騎手中，林貴明（化名）起初是比較孤單的一位。
林貴明30歲出頭，在橋洞下的騎手中屬於年齡比較大的，家裏有3個孩子。到上海前，他和妻子在老家賣魚。這幾年，魚的銷量上不去。“賺不了多少錢，想來這邊提高一點收入。”
在掙錢養活妻小的基礎上，“存下一點錢”——這是他到上海的最大目標。林貴明説，雖然大城市開銷大，但是，節省一點的話，還是能存下錢的，畢竟“大城市的收入比老家高”。
為了存更多的錢，他把每日的開銷控制在生存必需品上。不抽煙、不喝酒，租的床位房一天30元、吃飯一天40多元，即使在外跑單時，“基本不買水，帶著燒開後的水喝”，加上租電瓶費、手機話費等，個人支出每月3000多元。
剛到上海時，他原打算做個小生意，比如繼續賣魚，但是看過房租後打消了這一念頭。
第二個計劃是去跑運輸，他有可以開貨車的駕照和資格證。但經過考察，他發現：“開貨車工資也不是很高，跟老家差不多。”他最大的一項支出是買電動車。剛送外賣時，他從車行租車。後來，他花6000元買了一輛車，但是也要租電瓶，方便隨時到充電站更換。然而，送外賣第一天，他就賠了，那天的一單外賣中有幾份麻辣湯，湯水比較多，“不小心灑出去了”。
在疫情期間送貨，他最擔心車和手機損壞，因為很難找到地方修。有一次取完貨時，手機滑落，摔壞了螢幕，“只看得到螢幕上的時間”。
手機是騎手工作的核心，平臺接單、接打電話、地圖導航都用手機。疫情期間，騎手需要出示核酸陰性證明、通行證等電子證明。一個同行幫他找到一家暫停營業的二手手機店，對方從門縫裏塞過來一部手機——“850元，沒漲價。”
因為封控，他不能回原來住的小區，妻子很擔心他，幾乎每天晚上發視頻問“怎麼樣了？能回去了嗎？”他告訴妻子：“上海還好，沒那麼嚴重，過得還行，很健康。”
在不確定的生活狀態下，他只得努力奮鬥。疫情期間，他送貨最多的一次是幫街道為居民“送藥”，和十幾名騎手從一個集中點配送到當地小區。由於藥品重量輕、數量大，“我們又想多送，堆得比較高”，林貴明騎在車上，貨物堆高到胸前和背後，經常掉落，他停下固定兩三次才送到。雖然那天比較辛苦，但他感覺很有價值，送那麼多藥，能幫到不少人。
按照要求，林貴明每天去醫院參加核酸檢測。4月19日晚，他在送貨路上，收到電話通知：核酸陽性，原地別動、等待轉運。
他打開健康碼，核酸結果為待上傳狀態。他不知為何“陽性”了，身體也沒有任何症狀：與商家、顧客沒有接觸，貨物取放都在專用點位，“無接觸配送”，小區保安和志願者也會給貨物消毒。來不及回想這些，他在路邊停好車，打電話告知顧客以及橋下的騎手這一突發情況。他很愧疚。
所幸，與他近距離接觸的騎手至今均為陰性。這讓他感到安心，“沒有牽連別人。”他在原地待了兩個晚上等來轉運。其間，他的騎手同行把被褥送來，並給他送來吃的，隔著幾十米放在路邊。
到方艙後，他反而踏實了，有床睡覺、有熱飯吃，有地方住，經歷降雨降溫，“身體有點受不住”。
核酸檢測兩次為陰性後，4月26日，他走出方艙，依然沒回小區。新聞上説，6月1日，上海將進入“全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産生活秩序階段”。他在等待那天，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到租住的床位。“累，想睡個好覺。”
“我短期不會離開上海。”林貴明説，他要繼續做騎手，養老婆孩子，存一些錢。
耿學清（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