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變化調整正處於重要的歷史關節點。未來的10-15年，經濟轉型與社會轉型高度融合，因此，我們需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與人口結構優化高度重疊，需要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動結構性政策調整，實現人口世代更替基本平衡。
目前我國面臨高齡少子化的挑戰，與高收入國家相比，這個挑戰來得太早，應對的時間空間約束更強。要客觀認識高齡少子化階段性特點，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提出討論。
第一個問題，我國高齡少子化的趨勢有沒有“固化”？
與日本、南韓等國家的高齡少子結構已經“固化”有所不同，我國高齡少子化的趨勢仍有動態變化的某些特點。一是生育意願變化帶有階段性、結構性的特點。進入高收入階段後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個全球趨勢。從我國的情況看，2020年每人平均GDP僅有1.05萬美元，中低收入者仍佔多數，並且我國家庭生育觀念的改變很難簡單與發達國家的情況相類比。有關調查數據顯示，我國育齡婦女的生育意願子女數為1.8，高於目前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1.3的實際數值。二是生育率的提升仍有較大的彈性空間。儘管這幾年生育年齡人口有下降趨勢，但2020年育齡婦女人數仍有3億多人，絕對規模仍比較大。如果每年有4%左右的育齡婦女生育，就能夠使新出生人口維持在1200萬以上，從而可以使人口負增長拐點出現的時間盡可能延遲。三是實際生育率受政策影響大。“二孩”政策實施後，出生人口中“二孩”佔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全國多出生“二孩”數量達1000多萬人。隨著“三孩”政策的實施，加上有效實施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政策，估計部分“80後”“90後”“00後”生育“二孩”“三孩”還有相當大的可能。
第二個問題，生育率低的核心問題是不是“三育”成本過高？
隨著我國進入中高收入階段，城鄉居民的生育行為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徵。一方面，“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功利性生育意願逐步淡化；另一方面，家庭普遍重視生育、養育、教育品質，“三育”成本不斷水漲船高。
今天，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養育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通常需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的開支。2020年全國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2萬元左右，一對夫婦加起來6.4萬元左右，對於一般收入家庭來説，生育、養育、教育等負擔過重的問題確實帶有相當的普遍性。2019年我國15歲以上女性勞動參與率為60.6%，遠高於47.7%的全球平均水準。孩子的生育、養育、教育，往往會給女性造成較多的工資收入損失，甚至失業或失去升職機會等。總的來看，“三育”成本過高導致“生不起”的矛盾較為突出。因此，需儘快將更多“三育”服務納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範圍，如健全“三育”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實施覆蓋城鄉育齡婦女的生育補貼制度，形成支援“三育”的家庭福利體系等。
第三個問題，未來10-15年是不是應對高齡少子化的關鍵階段？
未來10-15年是應對高齡少子化的最後“窗口期”。從人口生育週期看，一代人口更替的重大趨勢性變化需要大約10-15年，即使我國未來5年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拐點，還會有10年的矯正期；未來10-15年，我國仍有條件保持4%-5%的經濟增長。由此，調動更多財政資源、經濟資源、金融資源、社會資源等解決問題的迴旋餘地仍比較大；我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需要高度關注和解決高齡少子化及其所帶來的潛在生産率下降問題，以及未富先老問題。因此，要加快出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政策與制度體系。
同時，要促進總和生育率回升、提高勞動參與率與提高勞動生産率的政策相結合。未來10-15年，我國的人口結構面臨兩個負增長：一是自2012年以來的勞動年齡人口下降，二是即將到來的總人口規模的負增長。要高度重視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帶來的衝擊。統籌考慮人力資源強國建設目標，把支援生育政策、延遲退休政策、積極就業政策等有機結合，有效提升全社會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生産率。
此外，還要實行以支援家庭發展為導向的社會政策調整。我國高齡少子化伴隨著家庭的小型化、離散化。2020年，我國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減少了0.48人，已跌破“三口之家”的數量底線。當前，養老育幼的福利政策設計基本上以個人為核算單元，在平衡家庭關係上的作用明顯不足。這就需要以家庭為單位統籌考慮“三育”福利政策的實施，有效整合民政、人保、稅收、衛健等方面的資源，精準提升家庭的抗風險能力和福利輸送能力。
〔作者係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