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楊忠岐：那時的中國會更加蔥蘢

       本期主人公  楊忠岐：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中國林科院首席專家

■ 在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下，種下的一株株樹、一棵棵草，共同組成了中華大地的綠色。

■ 我們現在講究科學種樹，不單單追求栽種數量，還要提高存活率，注重經濟和生態效益，讓林業可持續發展。

4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北京市朝陽區溫榆河，同首都群眾一起義務植樹。他強調，要倡導人人愛綠植綠護綠的文明風尚，共同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家園。

今年是全民義務植樹開展40週年。40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鍥而不捨植樹造林。“十三五”期間，參加全民義務植樹的人數達28億人次，植樹116億株。按照規劃，到2035年，我國森林覆蓋率要比現在提高近3個百分點，任重而道遠。

15年後的又一個春天，我們會遇見一個怎樣的綠色中國？

2035，中國會更綠

春風拂綠，萬象更新。但就在這植樹的好季節，沙塵天氣卻接踵而至。人們不禁困惑，在我國大力植樹造林幾十年後，為何沙塵現象仍然頻現？

“治理沙塵，我們要搞清楚風沙的源頭在哪，才能對症下藥。”楊忠岐告訴記者，這次北京遭遇的沙塵情況比較特殊，由於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圈的寒流空氣經過俄羅斯、外蒙古入境中國，一路將沙塵裹挾而來，導致我國北方地區的漫天沙塵。“異樣的沙塵天並不是常態，相反，由於我國多年的植樹造林，北方地區的沙塵天氣已有明顯改善。”他説。

事實上，通過幾十年的綠化，首都周圍的植被覆蓋率也大大增加，威脅北京的風沙日趨減少。

北京的沙塵，主要來自北京周邊和內蒙古及西北地區的沙漠。北京市區的海拔只有50米左右，而到河北張家口壩上地區就達到了1000米以上，內蒙古高原則有1200多米。“北京的沙塵暴天氣，就好像從屋頂上往院子裏揚沙子，嘩啦啦的。”楊忠岐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

作為林業專家，在他看來，植樹的效果顯而易見：“一是強基固本，從源頭上鎖住了風沙，二是起到了一定的物理屏障作用，在風沙遷徙過程中，阻隔了一定量的沙塵，能減弱它的破壞力。”楊忠岐表示，前段時間的沙塵，風沙源來自遙遠的俄羅斯和蒙古國，更加凸顯了生態治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

除了防治風沙，植樹造林還有著更為重大的意義。今年是全民義務植樹開展40週年。4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北京朝陽區溫榆河，同首都群眾一起義務植樹。習近平説，中華民族歷來講求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中華文明積累了豐富的生態文明思想。新發展階段對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下大氣力推動綠色發展，努力引領世界發展潮流。

40年來，全國各族人民齊心協力、鍥而不捨，祖國大地綠色越來越多，城鄉人居環境越來越美，成為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最快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僅有8.6%，而截至2020年，全國森林覆蓋率達23.04%，森林面積達2.2億公頃。我國凈增的森林面積，足以鋪滿整個新疆。

根據規劃，“十四五”時期，我國森林覆蓋率要達到24.1%；到2035年，全國森林覆蓋率要達到26%，森林蓄積量達到210億立方米，草原綜合植被蓋度達到60%，濕地保護率達到60%，75%的可治理沙地得到治理。

“2035年，那時的中國會更綠。”楊忠岐表示，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城鄉面貌越來越美，人們也將實現更高的生活品質。

幾代人接力，沙荒地變為良田果園

1972年，楊忠岐開始在西北農學院（現在的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林學系造林專業學習，這也是他走上林業之路的開端。

當時的中國，林業人才十分稀缺。得益於國家改革開放，畢業後留校任教的楊忠岐成為上世紀80年代初期最早留洋深造的一批專家學者，他先後赴芬蘭、美國學習三年半。

踏上林業建設事業和科學研究之路的這些年來，楊忠岐一步步見證了中國綠化事業的發展。在祖國廣袤大地上，一項項宏偉的林業生態治理工程化為現實，發生著滄海桑田的巨變。

1956年，毛澤東主席發出了“綠化祖國”“實現大地園林化”的號召。中國開始了“全民義務植樹12年綠化運動”，目標是“在12年內，基本上消滅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實行綠化”。1979年2月，在鄧小平提議下，全國人大正式通過了將每年的3月12日定為植樹節的決議。

1981年，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討論通過了《關於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指出凡是條件具備的地方，年滿11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除老弱病殘者外，因地制宜，每人每年義務植樹3棵至5棵，或者完成相應勞動量的育苗、管護和其他綠化任務。

“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了防治沙塵暴，國家林墾部決定在石家莊組建冀西沙荒造林局，首次提出了‘植樹造林，防風治沙，變沙荒為良田和果園’的奮鬥目標。”楊忠岐告訴記者。

據楊忠岐介紹，1979年，黨中央、國務院批准啟動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工程規劃期限為73年，工程區橫跨北方13個省（區、市）的551個縣（旗），總面積達406.9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42.4%。

三北防護林工程、天然林保護工程、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工程……在植樹種草治沙的過程中，涌現出了許許多多先進人物和動人的故事。河南省蘭考縣，曾經飽受風沙的折磨，鹽鹼、水澇、風沙被老百姓稱為“三大害”。縣委書記焦裕祿上任不久便組織成立了災害調查隊，“生也沙丘，死也沙丘”，最終累倒在這片土地上。毛烏素沙漠位於陜西省榆林市長城線以北，總面積4.22萬平方公里。從1959年以來，特別是1979年三北防護林工程啟動以來，榆林人民大力興建防風林帶，引水拉沙，引洪淤地，開展了改造沙漠的巨大工程。牛玉琴、石光銀等治沙模範，把青春和汗水灑在了片片沙漠上，為沙漠披上了綠裝。

曾經被稱為“死亡之海”的庫布其沙漠，幾乎寸草不生、動物絕跡。經過30多年的治理，庫布其沙漠的1/3變成綠洲，成為世界上唯一被整體治理的沙漠，被聯合國稱為“全球治沙樣本”。

楊忠岐告訴記者，除了植樹造林外，我國每年還對幾萬至幾十萬平方千米的草原進行種草、改良或圍欄封育，草原生態在逐步改善。在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下，種下的一株株樹、一棵棵草，共同組成了中華大地的綠色。

“以前我們跟國外學，現在國外引進我們的先進技術”

林木病蟲害防治是林業的命脈，對於楊忠岐來説，植樹造林不光是田間地頭的辛勤勞動，更是實驗室裏艱苦攻關的科研課題。

“我們現在講究科學種樹，不單單追求栽種數量，還要提高存活率，注重經濟和生態效益，讓林業可持續發展。”楊忠岐對記者表示。樹木最怕的就是病蟲害，一些地方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種下樹苗，卻因為病蟲害的危害，損失慘重。

在國外，楊忠岐學習的是昆蟲學。在上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對生態環境的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念，深深影響了他。

在楊忠岐的辦公室和實驗室裏，保存著多種多樣、形態各異的天敵昆蟲標本，這些小精靈們，是他作為“森林衛士”的獨特武器。

“松材線蟲病是全球和我國對森林最具危險性和毀滅性的有害生物，具有極強的傳染性，被稱為松樹的‘癌症’。”楊忠岐説，1982年，我國首次在南京中山陵發現松材線蟲病，江蘇、浙江、遼寧等18個省份已被列入疫區，給我國林業造成了巨大損失和生態災難。

2020年9月，國家林草局啟動松材線蟲病防控應急科技攻關“揭榜挂帥”項目，對威脅我國森林健康發展的松材線蟲病“卡脖子”技術開展攻關，楊忠岐被任命為項目諮詢專家。

面對這種毀滅性病害，過去人們所能做的就是伐除病木和注射殺線蟲劑，但成本高、毒性大。楊忠岐及其團隊研究發現，松材線蟲必須爬附在松褐天牛身上才能傳播和擴散病毒。於是，他們從尋找松褐天牛的天敵入手，利用天敵開展生物防治，結合其他無公害防治技術，有效防治了天牛，使松材線蟲失去傳播媒介而得到控制。

美國白蛾是重要的國際檢疫害蟲，進入暴食期時，能在幾天內將大片樹林或果園的樹木葉子吃光。經過十多年的研究，楊忠岐篩選出了生物防治美國白蛾所利用的優秀天敵——“白蛾周氏嚙小蜂”這個新屬新種，並且研究出一套無公害利用天敵防治美國白蛾的新技術。南韓、喬治亞等國的林業專家紛紛前來，學習這一技術。美國農業部還邀請他幫助防治美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入侵性害蟲——白蠟窄吉丁。

如今，在北京許多小區的樹木上，只要抬起頭就會發現，每棵樹上都挂著一個柞蠶繭，每個繭內會有5、6千頭周氏嚙小蜂從繭裏羽化飛出。不管害蟲在哪危害，隱藏鑽在哪，它們都能找到並寄生消滅。這就是楊忠岐的“白蛾周氏嚙小蜂”生物防治技術，為了紀念他的恩師——我國著名昆蟲學家、博士生導師周堯教授，他將該寄生蜂的名字冠之以“周氏”。

楊忠岐告訴記者，他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呼籲推廣生物防治，從一開始應者寥寥，到如今我國森林病蟲害防治策略以化學防治為主轉為“以生物防治為主的綜合治理”。國家林業局2000年專門召開全國森林病蟲害防治會議，在全國推廣他提出並實踐的這一病蟲害防治理念。我國各省份現在已大力推廣生物防治技術。這些進步都是實實在在的，對我國生態環境的保護也意義深遠。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跟林業打了一輩子交道的楊忠岐，對未來的“美麗中國”充滿嚮往。“森林面積和品質還要不斷提升，草原生態要大力保護，實現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維護全球生態安全。”“森林衛士”楊忠岐，心裏縈繞著一個綠色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