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中國社會法十大影響力事例發佈：鼓勵員工奮鬥，但必須堅守勞動法

1月10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主辦的2020年度中國社會法十大影響力事例發佈會在北京舉行。一段時間以來在某些用人單位盛行的“加班文化”“996”，以及平臺經濟中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引發熱議。用人單位可以不同形式使用勞動者，但必須堅守勞動法保護勞動者權益的立法宗旨，成為與會專家的共識。

奮鬥者協議究竟是否有效

在當天發佈的十大影響力事例中，“職工自願放棄年休假，奮鬥者協議引爭議”入選。

事件源於某技術公司産品經理曾敏（化名）與該公司的勞動爭議官司。這場拉鋸經過一裁二審和再審，去年10月，廣東省高院作出再審判決，並沒有支援曾敏的未休年休假工資支付請求。

這份曾敏手寫的奮鬥者協議書中，內容包括，為了獲得分享公司長期發展收益的機會，曾敏自願放棄享受部分福利待遇，以及在公司工作期間的帶薪年休假和帶薪年休假工資，即使從公司離職，無權也不會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

後因與公司發生糾紛，曾敏離職後向仲裁委提起仲裁請求，請求該公司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資。在仲裁和此後的法院兩審、省高院再審中，這份奮鬥者協議成為重要的裁判依據。

二審法院在判決書中指出，並無證據證明該承諾書是在欺詐、脅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下出具，故可以認定承諾書是曾敏的真實意思表示，公司只需支付其正常期間的工資收入。

該判決中引用了企業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第10條第二款規定，“用人單位安排職工休年休假，但是職工因本人原因且書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用人單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間的工資收入。”但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教授沈同仙指出，該案中，並不存在用人單位安排了休年假但職工不願休的情形，因此用人單位不支付未休年假工資的前提條件並不存在。

沈同仙認為，對於是否放棄年休假以換取在企業得到分紅、晉陞、調薪等利益，勞動者具有選擇權，協議是有效的，但前提是勞動者是出於真實的選擇、這種利益交換可執行，並且交換的代價合理。

“從案情介紹來看，法院只從民法的角度，審查了是否有證據表明有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的情形。”沈同仙説，“但基於勞資雙方地位的不平等，在發生勞動爭議時，還應審查勞動者作出選擇的內容是否真實存在，是否有不得已的情形。”她還認為，企業承諾的調薪、分紅、升遷可能只是“畫餅”。

工時制度影響勞動者權利保護

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翟玉娟認為，一些網上曬出的奮鬥者協議，職工承諾自願放棄的不僅有年休假，甚至還包括放棄非指令性加班工資、陪護假等。

去年9月，媒體曝光四川一公司讓職工自願簽署《奮鬥者自願申請書》，做“公司奮鬥者”。根據該公司人事部門發佈的文件，“公司奮鬥者”需自願加班，放棄帶薪休假，放棄加班費。除此之外，自己能力不足時接受公司淘汰，並承諾不與公司産生法律糾紛。

該公司隨後回應稱，公司已安排對方案進行相應的修正和完善，並就文件內容進一步徵詢職工的意見和建議。

“法院在審查協議時要注意，如果要證明勞動者是自願放棄，應由單位主動證明在當年什麼時候安排過休年休假，如果勞動者提出不休假，又是出於什麼具體原因。”翟玉娟説。

在翟玉娟看來，用人單位不應把“勞動者”和“奮鬥者”截然分開。用人單位的年終獎、配股、分紅等措施是對勞動者的正常激勵，能提高用人單位的效率，也能讓勞動者體會到休假的樂趣，以此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

“此事例背後指向的是勞動法中的工時制度。”沈同仙説，如果不能處理好工時制度問題，勞動者權利的保護將陷入困境。她同時指出，當前靈活用工形式和新就業形態的出現，對加班的認定帶來挑戰。

“勞動者工作時間應該有上限，否則會造成勞動者疲勞，而疲勞容易引發工傷或生産事故，不僅損害勞動者自身利益，還可能損害他人利益。”沈同仙説，從用工角度來説，應在工作時間上設置合理範圍，使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利益得到平衡，維護勞動關係的和諧穩定。

堅守傳統經濟模式中的勞動基準

當天的發佈會上，平臺經濟勞動者的權益保護問題引發與會學者討論。去年一篇《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引演算法時代勞動者保護熱議，此事件成為十大影響力事例之一。

“它直擊了痛點和熱點。”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黎建飛説，“關注這一事件，既是現實的震撼，也是未來的召喚，既是專業的短板，也是民眾的期盼。”

“外賣騎手反映出來的問題，其實是平臺經濟普遍存在的問題。”黎建飛指出，其顯性的焦點是平臺與參與者之間的法律關係是不是勞動關係，而背後引發的隱性問題即盲點，尤其值得關注。

黎建飛認為，這些隱性問題包括勞動群體分散化、勞動場所無界化、勞動定額演算法化、用人單位遠端化和勞動關係虛幻化。

“這些問題即便承認雙方是勞動關係也很難解決。”黎建飛説，“比如，今天是週末，外賣員的加班費向誰主張？一個女網約車司機，向誰主張孕産假？”

在黎建飛看來，當前應在新興的平臺經濟中，尋覓新的方法來保護有別於傳統經濟的平臺勞動者。

同時，黎建飛強調平臺經濟與傳統經濟的“兩個未變”：平臺的利潤來源於勞動未變，平臺參與者的勞動風險未變。“無論平臺經濟形式上怎麼改變，勞動者的勞動是沒有變的。今天的平臺小哥與傳統經濟下的郵遞員，他們的勞動有什麼區別？變化了勞動的形式但改變不了勞動本身的性質。”黎建飛説。

“我們必須堅持勞動法的成果，堅守傳統經濟模式中的各項勞動基準。”黎建飛指出，以《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為例，其中提到“大雨”“導航”“電動車”等“這些在勞動法中解決都不成問題，尤其不會成為勞動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