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量到民主 江蘇徐州市基層協商見聞錄

深秋時節，穿城而過的八百里馬陵山又披上彩粧，不時有遊客來此訪古探幽，本地人就繪聲繪色地講起孫臏在馬陵山大勝龐涓的典故。

馬陵山西側有個村莊，它是江蘇省徐州新沂市棋盤村。朱元璋曾在此下棋、垂釣，留下了“棋盤村”的名字。

“從古到今，我們這就是有故事的地方。”

2020年3月10日，一場“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會後，棋盤村低收入農戶夏鳳喜伸出自己的右手，拿筆，簽名，放下筆，用大拇指沾上紅色的印泥，用力地在會議記錄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一同參會的莊鄰們也紛紛按下手印。

從棋盤村往南200公里，時光回溯42年，另一次按手印，如今盡人皆知。那就是小崗村“大包乾”的契約。

小崗村的紅手印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標誌。如今，同樣在黃淮平原上，同樣是中國農民最有特色的契約方式，紅手印，會不會成為新時代中國基層治理變革的一個標誌？

■觸動

“公家人也和我們一起按手指模子，誰都不擔心反悔了。”每當談起協商議事會，夏鳳喜總是喜上眉梢。身為村裏的低收入農戶，夏鳳喜有時會被稱為“弱勢群體”，他本人對此倒也習以為常，有時甚至還會自嘲：“我不弱勢誰弱勢啊。”

雖然“弱勢”，夏鳳喜也常到村裏來開會。“來唄，坐到下面，瞎聽聽。閒著也是閒著。”夏鳳喜從來沒想過能和“公家人”一樣坐在擺著自己“名牌”的座位上，還一樣能發言，只是發言前要舉手的規矩讓他一下適應不了。

“和公家人一樣説話，我好像也不‘弱勢’啊。”開起會來，夏鳳喜發現自己變了。他高興地用手機記下會議的內容，每次開會都不例外。

夏鳳喜的變化，源於“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會，這是徐州市探索如何更好推進民主發展和社會善治的創新之舉。2019年4月徐州市委印發了《關於充分發揮政協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推進全市基層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試行）》，提出：在市委領導下，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推進政協協商和基層協商有效銜接。徐州市委成立了推進基層協商民主建設領導小組，推動政協委員下沉，搭建鄉鎮（街道）、村（社區）和企事業單位三類協商議事會議，政協委員擔任議事會議召集人，制定從議題徵集到共識落實的全流程議事規則。

其實，按手印並非議事規則的“規定動作”，而是在會議中，棋盤村村民商量出來的辦法。棋盤村第一次協商議事會討論村莊整治問題。村兩委想把村中廢舊的汪塘改建成公園，但是汪塘周邊被佔用多年，有的人還在周邊蓋上豬圈養豬，污水橫流，臭氣熏天。“擱過去，肯定是村幹部挨家挨戶做工作，有時候頭一天晚上講好，第二天一早就變卦。”回憶起過去做工作的經歷，村治保主任林培蘇一臉無奈地苦笑。

這一次村幹部把議題擺出來給大家討論。“本來就不是你的，你佔了那麼多年，現在大家都要過好日子，你不讓？”“你是和幹部過不去，還是和大家都過不去？”會上，村民們幾句話就把工作做通了。怕反悔，不知誰在會上念叨了一句：“按手指模子。”一下就達成了共識。棋盤村就這麼幹下來了。

■規矩

“以前幹部很費神的事情，沒想到，現在群眾自己就把工作做通了。這‘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會確實好。”林培蘇感嘆。

習慣於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逐漸習慣以舉手發言的方式表達觀點，普通老百姓正在用商量做通幹部眼中的一件件難事。亙古未有的新故事正在1萬多平方公里的這片土地上悄悄地發生。

“早該這麼幹了。”開了幾次協商議事會，全國人大代表、徐州沛縣胡樓社區黨總支書記王吉永幹勁十足。王吉永個頭不高，嗓門不低，説話説到激動處，有時大冬天也會把外套脫掉。一個會，他能不停説上一個多小時，説完散會。

胡樓社區不靠城不靠礦，在並不富裕的沛縣也算不上條件好。20年前，王吉永在胡樓靠開磚廠年入6位數，是遠近聞名的能人，後來成了村裏的帶頭人。

收入高了，期望值也高了。王吉永發現：“好像我們的服務有點跟不上了。有的村書記霸道，我以前也算霸道，每次開會就我一個人説。可那都是事先和村幹部們徵求過意見的啊。”

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開會期間，王吉永才發現，有啥事大家一起議，都説話的方式也挺好，就想在村裏按這種方式開會，仔細一琢磨，覺得不行：“開會有很多準備程式，會上老百姓要是提出超過我能力的事情，辦還是不辦，都得有個説法。要是讓村民們説話，要麼東拉西扯，要麼就互相爭論，沒個規矩。我一會兒就能説好的事，大家一扯，沒個半天時間肯定打不住。這事麻煩著呢，得專門有個機構幫我幹。”

這機構在哪呢？

一頁頁細看徐州市委的文件，王吉永眼前一亮：“黨委領導、政府支援、政協搭臺、法治保障、各方參與、服務群眾”，特別是林林總總18大條30多小條的協商議事規則，從“協商什麼、誰來協商、在哪協商、如何協商、協商結果如何落實”等方面都作出了詳盡完整、簡便易行的規定，這不就為我們商量著辦事鋪平道路了嗎？政協不就是專門幫我們的機構嗎？

按照徐州市委和沛縣縣委的要求，沛縣政協安排姚亮等委員來到胡樓社區。先是和社區黨總支共同建起了協商議事員隊伍。“以前開會就是村裏大喇叭喊一下，誰在家誰來，每次開會來的人都不一樣。現在先得建協商議事會、推選協商議事員，協商議事員不僅是村幹部，還要有群眾代表、黨員代表、鄉賢代表，各個小組都得有代表，還都要是在村裏説話有斤有兩的人。當了協商議事員開會前得蒐集意見，開完會得落實會議成果……”王吉永一口氣能説上一連串的“規矩”。

協商議事會也不是在大喇叭裏喊一嗓子就能開的，得先廣泛徵集議題，支部書記可以提議題，家家戶戶都可以提，議題經同級黨組織批准後，公示一週才能開會。公示議題的一週時間，也是留給調研的。每次開會，除了協商議事員，還得對照議題選利益相關方，大家一起説，每個人發言都有時間和次數限制，發言之前得先得到主持人允許。

開會的規矩，改變了之前“想起開啥會就開啥會，七嘴八舌説事，一個話題扯老遠”的開會方式。在制定這些規矩的過程中，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樂意合理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最早指導基層協商的睢寧縣政協，不僅認真總結運用政協會議協商程式，還曾仔細研究羅伯特議事規則。

羅伯特議事規則1876年由美國人亨利·羅伯特推出的。規則內容包括會議主持人、會議秘書的規則，當然大量是有關普通與會者的規則，比如不同意見的提出和表達的規則、辯論的規則、不同情況下的表決規則。

到2011年《羅伯特議事規則》已經編到了第11版。當年，有相關學術調查機構發佈了《2011中國城市人群羅伯特議事規則意識調查報告》，這份報告顯示，當時我國人群中知道羅伯特議事規則的人數很少，不足10%。

當時，睢寧縣政協主席會議成員和機關從事相關工作的同志幾乎人手一本《羅伯特議事規則》，還借鑒了國內一些對羅伯特議事規則中國化的成果。“如何將規則與我國的實際相結合，我們注重把握規則的精神實質，打造機會均等的參與形式。”

考慮到中國農民的知識水準、接受程度、討論問題的習慣等，睢寧縣政協用順口溜的形式將議事規則表達出來：“內容具體，才好商議；主持中立，不偏不倚；舉手發言，等待允許；先表態度，再説道理；耐心傾聽，打斷無禮；平等對話，一視同仁；有序發言，公平合理；真誠協商，不能偏激；就事論事，不許跑題；主持叫停，得要服氣；話都説完，才能決議；好好商量，凝聚共識。”

在徐州各地的協商議事室裏，擺放著各式各樣的牌子。有的做成鼓掌的樣子，有的做成豎大拇指的樣子，在盛産冰糖葫蘆的邳州四王村，牌子還被做成了冰糖葫蘆的樣子。牌子上面印有“我有話要説”的字樣，發給協商議事員，要發言先舉牌，或者先舉手。

有的題目要表決，舉牌也是表態。做成點讚手的牌子能不能反對？能啊，倒過來舉就是了。

説話講規矩，帶來思考講規矩，更讓居民們發現社區幹部早已實現了辦事講規矩。

“協商議事會用一套嚴格的規矩保障老百姓有話語權，有尊嚴。老百姓心氣順了。商量好的事情一起幹，落實都快。過去我想幹啥就幹啥雖然快，但是也容易走彎路。現在商量出共識，黨總支一批准，大家馬上一起動手幹，人多力量大速度快。”王吉永説。

“協商議事會對幹部也是保護，幹部幹事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集體商量的結果。既推動工作，又保護幹部。”郝敬良説。

“資金清清楚楚，幹部乾乾淨淨，群眾高高興興。村裏的權力不是削弱了，而是規範了。協商議事會得長期搞下去，要讓規矩成為習慣，讓民主成為習慣。”王吉永説。

■組織

其實，商量在徐州，在黃淮平原，甚至在中國古代都是有傳統的。連《史記》裏都有徐州名人關於商量的記載。這位名人就是漢高祖劉邦。“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諸父老皆曰……”《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早在起義之際，就知道和家鄉父老商量。比劉邦更早，大禹會諸侯，討論治水，同樣發生在黃淮平原，距離今日的徐州乘高鐵只需40分鐘。

這些事，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商量。如今，商量的習慣依然保持在徐州民間。

徐州邳州市授賢村居民馮敏章有時右手小拇指會留下紅紙印。不用問，肯定是村裏有人辦喜事，找他幫著寫字留下的。在徐州，誰家有了紅白事，都找上村裏有名望的人來一起商量一下。

陳靜出生在徐州農村，小時候也見過大人們在一起議事。“那時候，村民們也會吵，但是一旦什麼事情是公家定了的，大家就不爭議了。誰家有點婆媳吵架之類的家務事，大隊書記往門口一站，也不吵了。這就是黨員幹部的威信。”陳靜説。

然而，一段時間陳靜發現黨員幹部的威信沒有以前高了。“不能跟上群眾需求的變化，不善於和群眾打交道了，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基層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需求在提高。在陳靜看來：“任何民主形式都離不開有效的平臺，有效的平臺需要有效的組織者、召集人。當前，基層協商民主還缺乏有效的平臺，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需要有效的組織和平臺來落實。”

黨來領導，誰來組織？陳靜也在思考。“發揮人民政協作為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的效能”“完善人民政協專門協商機構制度”“健全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一系列論述，讓陳靜堅定了信心。

“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需要探索黨組織領導的基層群眾協商平臺。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有著豐富的協商經驗，理應在黨的領導下搭好基層群眾協商平臺。”陳靜認為。

政協在黨的領導下搭好基層群眾協商平臺，正在徐州大地有序推進。各級政協委員是一線“操盤手”。

沛縣政協委員高憲忠、邢文強、劉超聯繫胡寨鎮。政協委員到了鎮上，首先見到的就是鎮黨委書記李雨航。考慮到委員們對鄉鎮的情況了解程度不一，李雨航專門為委員們介紹了胡寨鎮經濟社會發展情況及當期重點工作。鎮黨委與政協委員們共同商議，並廣泛徵求意見後建立了協商議事會。

胡寨鎮是一個傳統的農業鎮，不少青壯年都外出打工，這些年一年留守婦女也開始外出打工。村容村貌少人治理。村前屋後不時見到亂放的垃圾。河塘裏也常飄著廢棄的農用塑膠膜。

委員調研收集整理群眾反映情況70余條，與村民面對面交談中，村莊生活垃圾處置、污水處理、坑塘治理等村民們説得最多。

委員們綜合提煉出了“村莊環境整治”，並向鎮黨委建議成為協商議題。李雨航表示議題十分契合胡寨鎮重點工作，也是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鎮黨委會同意了議題，並按程式公示。

2019年8月21日，胡寨鎮“村莊環境整治”協商民主議事會議如期開展。這一次鎮黨委並沒有直接站在一線。佈置會場時，採取“回”字形座次，群眾代表和政協委員坐中間，面對面交流、唱主角，沛縣政協和胡寨鎮的領導幹部坐兩邊，打破層級排序，協商更加輕鬆。會上，城建、城管、環保等相關部門負責人積極回應各方意見建議。會後，協商議事會及時把會上的共識匯總成研究村莊環境整治工作的“幹貨”提交胡寨鎮黨委、政府參考。

會後，胡寨鎮黨委、政府充分利用標語和廣播大力宣傳村莊環境整治公告和改善人居環境新要求、新標準，村幹部和協商議事員挨家挨戶作動員。

2019年8月底，酷熱難耐。高憲忠再次來到胡寨鎮，看到鎮村幹部正指揮挖掘機清理路面磚頭瓦塊，平整路面，垃圾清運車輛來回穿梭，村民們汗流浹背，手持工具清除垃圾和雜草，幹得熱火朝天。

在徐州，協商議事會的召集人一般由當地黨組織領導和負責聯繫當地的政協委員共同擔任。“書記主持，感覺更像是研究決策，政協委員主持更傾向於各方協商。當然，政協委員畢竟不是當地産生的，而且術業有專攻。不能苛求政協委員對基層群眾提出的問題都能深刻把握。這要求當地的書記應該積極參與基層協商，善於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方式，講清楚決策、部署、實踐，引導協商，形成共識，落實見效。善於通過協商的方式，築牢黨的執政根基。”陳靜認為。

■改變

基層協商，改變基層群眾生活的同時，也在改變政協委員，並且通過政協委員帶給更多群眾改變。

李莉，中國建材集團旗下徐州中聯水泥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徐州市賈汪區政協委員。每年開職工代表大會前，李莉總有一件事感到心裏沒底，職工代表們的提案數量和品質如何？

徐州中聯水泥有限公司是賈汪區第一批試點開展基層協商的企業。第一次開協商議事會，4個議題都擺到桌面上，員工們打開了話匣子。

“沒想到員工的主意那麼多。其實相關部門按照公司安排在組織實施過程中，由於視角、調研等因素，有的實事辦了但員工並不十分滿意。員工參與讓決策更科學，方案更符合實際。員工參與決策，讓員工覺得被尊重，有面子，員工有面子，企業才能有裏子。”李莉認為。

“今年職代會不用擔心提案數量和品質了，説不定還會收到幾重驚喜”。能收到有分量的職工提案，是李莉一直以來十分期盼的。

協商議事會，不僅給職工帶來變化，也給李莉帶來變化。“通過協商議事會平臺，發現基層政協委員的工作很有意義，發揮作用的空間還很大。通過協商議事平臺，又為企業和職工增加了一個溝通的平臺，政協委員履職盡責也多了一個途徑。原來登錄學習強國App的時候，政協的內容我基本不看，現在我會主動看。職工們都知道我是政協委員，我不能説外行話，得能和職工説清楚政協委員的職責和應發揮的作用。”李莉説。

變化不僅在中聯水泥。在萬德福公共設施科技有限公司，協商議事員龐潔通過協商議事會：“學會了商量達成共識，同事相處有矛盾也不是通過爭吵、冷戰來解決，而是學著溝通。”

萬德福是一家民營企業，徐州在推進基層協商民主過程中，並沒有提出在民營企業建協商議事會，萬德福老總馮江濤參與了張集鎮的協商議事會後發現會議很好，就準備借鑒到企業管理中來。

銅山區政協委員、張集鎮黨委副書記宋新應邀成為萬德福協商議事會第二召集人。他和企業的協商員一起進車間，訪員工，發問卷，做調研，也把協商規則講解給公司員工聽。宋新贏得了員工的信任，“老闆為了和我們商量事，都把政府領導請來了。”員工之間流傳著對協商會的期待，也拉近了和企業的距離。

協商會上，給員工增加商業保險、改善伙食、擴展停車場等共識，逐一形成。企業一年為此要多支出40萬元，會後，企業員工流失量直線下降。“現在有的員工就算要跳槽，也得問問下家老闆和不和員工商量事。”龐潔笑言。

“不虧。”馮江濤笑著説。“員工和管理者通過這個平臺建立對話機制。結果是企業得人心、員工得實惠。而且協商議事會從議題立項公示，到調研，再到協商達成共識，再到共識公示和落實的過程，是一個完整的‘閉環’，每一步都有嚴格的規則，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都有借鑒意義。”

銅山區利國鎮，已經到了徐州的最北面，再往北就是微山湖，進入山東境內。利國鎮是工業鎮，一度環境污染嚴重。如今卻是山清水秀，街明道凈。

今年春天，利國鎮利國村的石門老街內、珍珠泉河畔多了一條長廊。名字叫作“議事廊”，垂柳依依，紅花綠葉，廊邊墻上刷上了村規民約、協商民主議事的順口溜、“利國好人”的感人事跡……

“鎮裏、村裏現在都開‘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會。協商議事會深入人心，但是程式嚴格，我們也在探索簡易程式，真正讓協商無處不在，隨時進行。真正實現常態長效。”利國鎮黨委副書記師飛説。

議事廊剛建好，坐在議事廊裏，看著老街上來來往往的機動車，居民們議論紛紛。村協商議事會以這個問題為議題，在議事廊臨時召開協商議事會。“限制機動車，老街整體環境好了，但機動車沒地方停”“如果家裏有病人，需要救護車進入，怎麼辦？”“家裏如果有婚喪嫁娶，車輛進不來又怎麼辦？”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看法。討論、議論，但沒有了以往的埋怨、爭吵，更多的是理性分析、建言獻策。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老街出入口實行可調節的限寬措施，可隨時靈活打開，在老街南邊建設兩個停車場，方便附近群眾停放車輛。

“經過協商議事會的熏陶，大家都知道了怎麼開會。從會議室走出來，坐到長廊裏也都習慣了‘有事好商量’。”師飛説。

從那之後，議事廊裏經常響起議事聲。

坐在石門老街上，面對著議事廊，本地居民劉保安拿出畫本。畫本裏的素描記錄了他去過的全國很多名山大川、城市鄉村。劉保安掏出畫筆：“議事廊這裡最漂亮，我要畫畫村裏的新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