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説漢代是中華文明的代表?

發佈時間: 2020-09-13 15:27 |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 李培剛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近年來設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課題,從學理上探尋中西文明的本源,以歷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強化理論、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同志為即將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作序,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羅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義”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與誤判,呼籲中西文明應當在交流互鑒的基礎之上,既尋找各自的改進之途,更淬煉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一般我們講“漢承秦制”,漢代相比于秦代是制度上的繼承關係。而潘岳先生的新作《秦漢與羅馬》卻提出相比于秦代,漢代才更能代表中華文明?為什麼這麼説呢?

大家都知道,秦代結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開創了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就是著名的“周秦之變”。周代的政治是“分土而治”,秦代的政治是中央對地方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在中央層面,秦代還建立了三公九卿制度。秦代還制定了嚴密的法律體系,實行“編戶齊民”,基層政權直接管到鄉村的村民頭上。最新出土的《裏耶秦簡》就是明證。

然而,秦代二世而亡,這是由於秦代以法家為指導思想,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苛政。所謂過剛易折,嚴苛的刑政比兇狠的老虎更要為害於民。漢代賈誼總結得好:“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易也”。

漢承秦制。當劉邦打到咸陽的時候,蕭何第一時間到秦宮搶救秦代的戶籍造冊,因為這是治理天下的依據。從硬體上,漢代繼承秦制又完善了秦制。繼承了直達縣鄉的基層管理制度,但給宗族鄉紳留下自治空間;繼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條文,但去掉了肉刑;繼承了中央集權的框架,卻推行“無為而治”讓民間休養生息。

從軟體上説,漢代拋棄了秦制的苛政,先實行休養生息之術,再經過漢武帝“獨尊儒術”的復古更化運動,才真正確立了儒家政治的根基。

正是吸收了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漢初實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道”,並以黃老之道統攝“法家之術”。老子的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是説烹飪小鮮的時候不能來回翻騰,而這就是漢初政府“放任主義”的精髓。漢初六十多年的無為而治,一方面造就了充實的府庫,另一方面也帶來小農破産、豪強兼併、諸侯割據的問題。

站在歷史轉折的關鍵點上,一代英主漢武帝開展大有為之改革,確立了“漢家政制”的體制,形成中華“儒法國家”的文明經脈。漢武帝的改革被稱為“復古更化”,最主要的是確立了經術政治。朝廷設立五經博士,培養“通經致用”之才,以儒家標準“規範”政治。史書上説,漢代以《春秋》來決定司法審判,以《尚書》中的《禹貢篇》來治水,以《詩經》當做諷諫的諫書。

其中,漢代經術政治最核心的是確立了《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董仲舒正是漢代春秋公羊學研究的大家。正如《秦漢與羅馬》總結的:從哲學上説,這是天人感應;從政治上説,這是中央集權;從倫理上説,這是三綱五常;從制度上説,這是文官治國。這套制度解決了“起于布衣”的漢王朝“君權天授”的合法性問題。《尚書》上講:“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中國的皇帝稱為“天子”,是因為漢家以德配天,皇帝受命于天。天意通過民心來體現,而天子以德配位才能獲得天的授命與百姓的認可。天是統治合法性的終極來源,天子要敬天保民。董仲舒確立天人感應之説,上天通過災異給皇帝以警示,可以説這是“屈君以伸天”。天子的權力對應于無限的責任。因而中國的“天子”不同於西方的“君權神授”,君權受天意民心的約束。大一統還確立了親親尊尊的政治道德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忠恕之道。

董仲舒還給漢武帝提供了天人三策,這包含了國家人才制度建設與吏治建設。漢代初期朝廷以軍功封爵,開國功臣的子弟們世襲爵位,壟斷了仕途。董仲舒建議漢武帝實行“舉孝廉”(郡國每歲舉賢良方正)的人才政策。朝廷命地方郡守每年向中央舉薦盡孝守廉的寒門子弟。懷抱理想的士子熟讀《春秋》,千里迢迢趕往京城“問策”,十年寒窗苦讀,一朝而晉身卿相。由此造就了西漢一朝“布衣卿相”的盛舉。熟讀《春秋公羊傳》的大孝子公孫弘在七十歲的時候被郡國舉薦,獲得漢武帝賞識,被任命為宰相。錢穆先生説,這是漢朝破除貴族政治,開啟平民政府的先例。

相比于秦代“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法吏依靠嚴刑峻法,不懂教化人心。而漢武帝讓儒生與基層法吏並行,實現“治理與教化”的合一,三老負責基層的教化。針對官僚體系,漢武帝還設立了“刺史制度”,採用“以小馭大”的原則,用六千石的刺史小官巡迴監察二千石的郡守官員。真可謂漢代版的“中央巡視制度”。這也是歷代中央監察制度的開端。

一般説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上,諸子百家思想並沒有被禁絕,只不過政府支援儒學的發展。對於百家學問,政府並沒有刻意打壓。西漢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多元的思想匯聚在儒家思想為基底的共同體內。因為儒家向來主張“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主張調和寬容,和諧共生,求同存異。因而,漢代大一統之下,文化的交流交融達到空前的程度。正如《秦漢與羅馬》指出的,齊國的神仙演化為五方神系統,楚地的“太一”神成為漢的至高神,楚地的伏羲、女媧、神農、顓頊、祝融,成為漢人共同的祖先神。北方長城中發現了楚風的銅器與漆器,長江以南發現了匈奴草原風格的動物牌飾。河北到廣西的漢代銅鏡上發現了蜀地首創的款式與銘文。大一統造就了地方文化的交流交融,多元的地方文化熔鑄在統一的文化共同體之中。

漢文化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恰恰在於一體多元,將多元甚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

從此,中國人就有了一個名字:“漢人”。(原文《秦漢與羅馬》為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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