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埋于士民骨子裏的春秋大義——司馬遷和《史記》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華文化學院）近年來設立一系列中西文明比較研究課題，從學理上探尋中西文明的本源，以歷史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強化理論、制度和道路自信。日前，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潘岳同志為即將出版的研究成果“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作序，探討秦漢治理之道與羅馬盛衰之由，澄清“西方中心主義”對中華文明的偏見與誤判，呼籲中西文明應當在交流互鑒的基礎之上，既尋找各自的改進之途，更淬煉人類共同價值，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個體自由和集體責任的對立統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區別於西方的鮮明特點。深埋于士民骨子裏的春秋大義，對一切事物都要評點一番。

很多人常責難中華文化産生不出與“公權力”保持“絕對獨立”的西式知識分子。唯一有點接近的人物是司馬遷。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

他雖拜董仲舒為師學儒，但更加推崇黃老道家，更加喜歡自由放任的商業社會，更加讚許文景的“無為而治”。他《史記》裏的刺客、遊俠、商人享受著和王侯將相同等“列傳”待遇。他敢於批評漢武帝，還敢於站出來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罰宮刑。

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史記•太史公自序》

但司馬遷終究跟遺世獨立的希臘學者們不同。宮刑之後，出於君道，漢武仍任命他為中書令，相當於貼身秘書；出於臣道，他仍然秉筆直書繼續發表意見。

他雖不喜歡漢武帝的政治風格，但對其強化郡縣制之“推恩令”大加讚許，認為是解決動亂根源的偉大舉措；他一生清貧，但從不仇富，認為大部分商人的財富是靠把握經濟規律苦幹而來“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營利”；他被酷吏折磨，也沒有記恨法家，還認為法家政策如實行得好，也有“維萬世之安”之效果。

司馬遷從沒有因個人痛苦而發展出對體制的系統性批判。因為“個人”不是司馬遷的精神追求，他關注的是整體，是“天下”。他批評公權力，不是因為刻意追求獨立，而是認為對天下有害；他讚許公權力，也不是因為屈服淫威，而是認為對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個人得失全得放在後面。自由之上，如何盡到家國天下之責任；責任之上，如何不失心靈之自由。不光破，還要立；不光提出差異，還應追求共同。個體自由和集體責任的對立統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區別於西方的鮮明特點。

《史記》中不光批評了漢武，還寫了劉邦之猜忌、呂后之亂政、各個功臣名將之微處，將漢的開國説得毫無神聖可言。《史記》一共只抄了兩部，銷毀輕而易舉。然而，從昭宣兩朝開始，這部“謗書”竟成為官方正式收藏的國典。《太史公書》亦作為西漢的國史代代相傳。沒有主動包容的意識，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漢將史官制原則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評價皇帝的權力。歷史相當於中國人的“宗教”，歷史評價相當於宗教審判。這個原則被歷代王朝所繼承。哪怕是元朝與清朝，皇帝可以殺個別史官，但從來不敢撤銷史官制度。撤銷了，就不是華夏正統。

華夏正統就是中華道統。大規模政治體的長治久安不會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統的內心認同。中華道統的核心是中容和。體現著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值。聖賢有聖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將有將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書畫醫酒茶劍等人倫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深埋于士民骨子裏的春秋大義，對一切事物都要評點一番。拿兩漢臣道為例，霍光、王莽、諸葛亮都是勢可傾國的權臣，在士民心中評點完全不同。王莽雖號稱儒家，但其篡漢是為私而不為公；霍光出於公心兩易皇帝，但為人太霸道；諸葛亮雖然國弱，但不尋求割據，寧可失敗也要“王業不偏安”。是為公還是為私、是維護大一統還是搞分裂，士民心裏如同明鏡。史書這麼寫，戲詞也這麼編。大道高懸，各種人都逃不過“道”的評判。軍閥也要有“道”。如曹操雖對漢朝不忠，但也要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為理想，也要以“使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而自辯。至於像董卓這類無道無術的土匪軍閥，就如亂雨浮雲而不值一評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史記》

（原文《秦漢與羅馬》為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