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在治理理念上現代化。統一戰線之所以不可或缺，不僅因為統一戰線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不僅因為統一戰線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中具有獨特優勢，更是因為統一戰線理念與國家治理理念內在貫通、高度一致。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是我們黨首次以國家制度與國家治理為主題的中央全會，是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中國化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走向成熟定型的重要關節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發揮統一戰線優勢、廣泛凝聚共識。今年年初，汪洋同志在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指出，要深入挖掘蘊藏于統一戰線之中的顯著制度優勢，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出應有貢獻。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方面，統一戰線始終內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運作之中，不斷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而凝聚智慧，不斷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而凝聚人心，不斷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凝聚力量。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統一戰線發展史
一部黨史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更是一部中國特色統一戰線發展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每一個關鍵節點都伴隨著統一戰線的重大突破。貫穿其中的統戰理念則是從“革命之術”轉變為“治理之道”，最終成為國家治理體系的內在支撐。
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統一戰線是無産階級革命的重要策略。馬恩要求無産階級為了革命勝利，必須進行跨國聯盟，為此組建了第一國際；必須爭取同盟軍，聯合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
列寧把“階級統一戰線”發展為“反帝統一戰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從歐洲轉向亞洲，列寧把民族問題同殖民地問題相聯繫，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社會主義革命相聯繫。他認為，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鬥爭已成為無産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被壓迫民族已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盟軍。列寧也明確指出，無産階級不僅在奪取政權之前，要和代表其他勞動階級或者階層利益的政黨結成統一戰線，而且在奪取政權之後，仍然要吸收代表其他勞動階級或者階層利益的政黨加入政權中來。顯然，統戰的對象在發生變化，但是統戰作為革命策略的基本屬性還是沒變。
根據革命導師們的理論指導，我們黨很早就建立過不同性質類型的統一戰線。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基於對革命挫折的深刻反思，始於長征、興于延安，我們黨才確立起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體脈絡，確立起了統一戰線的重要法寶地位。回顧這一段歷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得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中居於首位，絕非偶然。
在抗戰時期，我們黨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共産國際中國支部”轉變為“中華民族先鋒隊”。這成為我們黨統戰史上的一個高峰。首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見證了中華民族先鋒隊的偉大轉型。正是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瓦窯堡會議上，我們黨正式提出“共産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我們黨不僅是無産階級先鋒隊，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先鋒隊；我們黨不僅要代表230萬産業工人，同時也要代表四萬萬中國人民；我們黨不僅要有堅強有力的階級基礎，同時也要有深厚廣博的群眾基礎。其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見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首次飛躍。1938年9月，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併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光輝命題。六屆六中全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標誌，起因正是統一戰線。針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毛澤東提出要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在國共合作中堅持獨立自主；針對共産國際的“民族自決論”，毛澤東提出了“民族自治論”。最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見證了我們黨統戰能力的空前提升。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説，“經過了17年鍛鍊的中國共産黨，已經學到了如何團結自己的許多方法，已經老練得多了。”因為中央紅軍的長征便是以“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行軍371天，在少數民族地區穿行132天，將近1/3的時間要面對民族宗教、階級階層、爭取人心等統戰問題。1939年，我們黨首次明確統一戰線在中國革命三大法寶中排在第一位。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我們黨領導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無産階級專政”轉變為“人民民主專政”。抗戰後，我們黨建立了反抗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直接推動了新中國成立。毛澤東明確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由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發展而來。這是因為，我們黨已經把統一戰線上升到治國理政的高度。早在延安時期，我們黨在邊區執政中便實行了“三三制”民主政權建設，在與統戰人士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找到了以民主道路解決“歷史週期律”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黨已經用統一戰線開啟了協商建國的進程。我們黨在1948年提出“五一口號”，贏得了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1949年9月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更是確定了新中國建國建政方案。這是因為，我們黨已經將統一戰線嵌入到國家政權體系。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産階級、民族資産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也就是説，民族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不是專政的對象，而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這就將馬克思主義無産階級專政中國化為“人民民主專政”，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説和政體理論中國化最為關鍵的一步。
新中國建立以後，1956年，毛澤東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創新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推動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我國正確堅持民主集中，這鮮明地體現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上。針對“等到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後，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協這樣的組織了”的論調，老一輩革命家堅持“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固然還需要一個相當時間，就是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後，政協會議還將對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協商、參謀和推動的作用”。實踐證明，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使中國的民主政治更有生命力。我國正確堅持國家統一，這鮮明地體現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我們黨以“寓封建於郡縣”的古代智慧鍛造單一制的國家制度，以“因俗而治”的中華傳統妥善處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問題，以“和而不同”的中國精神平衡差異性與共同性的關係，走出了一條民族治理的中國道路。我國正確區分兩類矛盾，這鮮明地體現在人民內部矛盾學説。毛澤東指出，不能用敵我鬥爭的手段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而要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批評只是手段，團結才是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統戰思維在治國理政中的深刻體現。我國正確堅持統戰思維，這鮮明地體現在“三個世界”理論。中國在國際舞臺上充分運用統戰智慧，從求同存異的五項原則，到反帝反霸的不結盟運動，再到“三個世界”的偉大構想，不斷擴大國際朋友圈。中華文明、天下為公的大同理念，是建構同心圓的共識基礎；民族復興的家國情懷，是調動積極性的情感紐帶；不偏不倚的中道精神，是包容各種力量的方法原則；和而不同的多元一體，是處理五大關係的中國智慧；得道多助的政治理念，是匯聚人心力量的精神底色。不懂中華文明，就不懂得統一戰線的中國特色。
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黨鞏固統一戰線把“階級聯盟”轉變為“政治聯盟”。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根據和平和發展的時代主題，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立足國內階級關係的根本變化和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將“革命統一戰線”發展為“愛國統一戰線”，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聯盟”擴展為富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聯盟”，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基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東歐劇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的形勢下，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三個先鋒隊”重要論述，使我們黨的領導具有更加堅實的道義基礎、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和組織基礎，使統一戰線工作範圍擴展到包括非公經濟人士在內的更加廣泛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將統一戰線作為推動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重要法寶，進一步增強了統一戰線的包容性和團結度。統一戰線由此從政治領域拓展到經濟文化領域，從上層拓展到中下層，從國內拓展到國際，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為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進入新時代，我們黨推動統一戰線上升到“治理之道”的層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統一戰線也就同時挺進到治國理政的第一線。隨著我國社會結構日益多元，我國社會領域不斷涌現新群體，統一戰線挺進到擴大群眾基礎、鞏固執政地位的第一線。隨著我國利益格局日益多元，統戰成員不斷提出新訴求，統一戰線挺進到化解社會矛盾、推進協商民主的第一線。隨著我國思想觀念日益分化，各種思潮不斷發生碰撞，統一戰線挺進到加強思想引領、凝聚人心共識的第一線。隨著我國安全形勢日益複雜，民族宗教港臺海外等領域不斷出現新挑戰，統一戰線挺進到維護祖國統一、拱衛國家安全、致力民族復興的第一線。
越是挺進到治國理政的第一線，統一戰線就越成為新時代治理之道。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開闢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其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和改進統一戰線的重要思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魂，以中華文明為根，充分體現了馬列主義與中華文明的深度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作為治國理政之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統戰工作不僅要重視力量對比，更要重視人心向背。不立足人心深處，統戰就淪為合縱之術。作為凝聚共識之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統戰工作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共識建構同心圓。不佔據民族大義，統戰就淪為孤軍奮戰。作為居安思危之道，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統戰工作防範化解民族宗教、社會階層、港臺海外等領域的風險挑戰。不堅持問題導向，統戰就淪為花瓶擺設。正因為統一戰線是“治理之道”，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把統一戰線説成是“最大的政治”。
經過百年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不懈創新，統一戰線從歐洲植根到中華大地，從馬恩原典發展出中國特色，從零散論述整合為理論體系，從理論構想落實為中國實踐，從“為戰而統”轉變為“為統而戰”，從階級聯盟發展成為政治聯盟。
▲▲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與國家治理理念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首先要在治理理念上現代化。統一戰線之所以不可或缺，不僅因為統一戰線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不僅因為統一戰線在提升國家治理能力中具有獨特優勢，更是因為統一戰線理念與國家治理理念內在貫通、高度一致。而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正是統一戰線理論的新原點，也是國家治理的落腳點。
先談談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共同體理想集中體現了馬恩的社會理想，共同體概念在馬恩經典中反覆出現，共同體理論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共同體就是共産主義社會，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就是“真正的共同體”。
第一，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是與西方市民社會相對立的社會形態。人們總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組織成一個群體，其中，按照利益關係組織起來的群體就是西方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用市場經濟取代協作經濟，物質利益成為首要原則；用契約關係代替倫理關係，個人主義成為第一價值。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都是由此發展起來的。這種市民社會無非是追逐個人利益的戰場，馬克思深感不滿，所以才構想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説，“個人力量（關係）由於分工而轉化為物的力量這一現象，不能靠人們從頭腦裏拋開關於這一現象的一般觀念的辦法來消滅，而只能靠個人重新駕馭這些物的力量，靠消滅分工的辦法來消滅。沒有共同體，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馬恩的共同體是揚棄了個人主義原則的“自由人聯合體”，是突破了私有財産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有機體”，是超越了西式自由民主政體的“社會共和國”。
第二，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是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高度整合的社會有機體。馬克思指出，西方市民社會必然導向與政治國家的分化。一方面，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之間具有對抗性，市民社會要求高度自治，反對政治國家的權力干涉，政府的存在無非是“必要的惡”，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另一方面，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傢具有同一性，政治國家是市民社會的工具。所以，建立在資産階級市民社會基礎之上的國家只能是特殊階級利益的統治工具，是冒充為普遍利益的特殊利益，是“虛假的共同體”。馬克思犀利地指出，“從前各個人聯合而成的虛假的共同體，總是相對於各個人而獨立的；由於這種共同體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因此對於被統治的階級來説，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在他看來，真正的共同體無非是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有機互動的結合體。馬克思為此專門提出了“社會共和國”，即國家權力與社會發展的高度統一，並“公開宣佈‘社會解放’是共和國的偉大目標。”用馬克思的話説，“自由人的聯合體”的“自由”，“就在於把國家由一個站在社會之上的機關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所以，共同體理論既保留了黨的領導優勢，又具備多元治理的內涵，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擴大社會基礎、吸納精英人才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三，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是個人與社會和諧互動的自由人聯合體。對於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思潮存在著原則性區別：西方思潮的出發點是原子化的個人，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社會化的人類”。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不是抽象的蟄居於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所以，共同體的生活方式是符合人的本質的存在方式。一方面，個人發展不能離開共同體，“只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説，只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另一方面，共同體的前提是個人的高度發展，馬克思説，“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見，馬克思的共同體並不排斥個人自由，而是個人自由的實現；並不抹殺個體的存在，而是個體的合理存在方式。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得以實現辯證的統一。
第四，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是社會主義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載體。社會主義共同體與資本主義社會有一系列本質區別。資本主義社會講權利至上，社會主義共同體講責任倫理；資本主義社會強調無限競爭，社會主義共同體強調團結合作；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分化，社會主義共同體高度整合；資本主義社會推崇個人至上，社會主義共同體強調家國為本；資本主義社會強調一族一國，社會主義共同體強調民族融合；資本主義社會搞公民運動，社會主義共同體走群眾路線；資本主義社會契約關係淩駕於倫理關係之上，社會主義共同體既有契約關係，更有倫理關係。
對國家治理而言，馬克思主義共同體是中國特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必然要求國家治理做到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高度整合，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利有機統一，個人自由與社會發展齊頭並進。
根據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國家治理應當構建共同富裕的經濟共同體。馬恩曾言，“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産力；把生産發展到能夠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規模；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徹底消滅階級和階級對立；通過消除舊的分工，通過産業教育，變換工種，所有人共同體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通過城鄉的融合，使社會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雖然這是一個遠大的理想，但卻是國家治理的不懈追求。我們應該致力於建構一個以共同富裕為目標、以公平正義為特徵的經濟共同體，實現國企民企等各种經濟成分和而不同，推動城鄉、地區、階層等經濟發展日趨均衡，實現社會分配方式公平正義。
根據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國家治理應當構建團結統一的政治共同體。列寧説，“中央集權制的大國是從中世紀的分散狀態向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統一邁出的巨大的歷史性的一步，除了通過這樣的國家（同資本主義緊密相連的）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馬列主義政治共同體理論與中華文明大一統理念高度契合。習近平總書記説，歷史多次證明，只要中國維持大一統的局面，國家就能夠強盛、安寧、穩定，人民就會幸福安康。一旦國家混亂，就會陷入分裂。老百姓的災難最慘重。中華文明的最大優勢是從未斷流，從未斷流的原因正是大一統，而當代大一統的中堅力量正是中國共産黨。這三個環環相扣的道理，決定了只要是中國人就必須牢固樹立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政治底線，就必須認同共産黨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主心骨的政治地位，就決不能以大中華解體為代價去照搬其他任何一國的政治道路。
根據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國家治理應當構建凝聚人心的文化共同體。馬克思説，“國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員的辦法是：使他們成為國家的成員；把個人的目的變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變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獨立性變成精神的自由；使個人以整體的生活為樂事，整體則以個人的信念為樂事。”有了文化共識，人心齊則泰山移；沒有文化共識，人心散則社稷敗。為何中華民族能歷經風雨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何中華文明數千年從未間斷而能一脈相承？為何中華民族有如此巨大的聚合力與吸納力？為何中華文明能包容改造所有的外來文化？就是靠大中華的文化共識。特別是對黨外人士而言，要用文化自信引領制度自信，以文化共識塑造政治共識。
對統一戰線而言，“統戰工作的本質要求是大團結大聯合，解決的就是人心和力量問題。”在我國，統一戰線具有巨大的一致性、鮮明的多樣性、空前的廣泛性、寬闊的包容性和顯著的社會性等五個特徵，是建構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的重要載體。
按照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統戰工作應當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完成政治整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完成文化整合，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成制度整合，以協商對話機制完成利益整合。按照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統一戰線必須更加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統戰優勢；統一戰線必須更加重視大團結大聯合，擴大執政基礎、吸納黨外人才、團結廣泛力量；統一戰線必須更加關注人心向背與力量對比，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方利益、凝聚民族共識；統一戰線必須更加強調社會團結而非分化對抗，在多樣性中找到一致性，在差異性中尋求共同性。
正是在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的指引下，我們黨充分發揮統一戰線獨特優勢，不斷促進“五大關係”和諧發展，在政黨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社會治理和國家統一等重大領域，建立並逐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彰顯了中國制度的統戰特色。
（作者係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