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裏共築中國夢——對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幾點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這對我們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此，筆者結合理論學習和多年的工作實踐談幾點思考。

正確處理好國家與民族的關係

中國為什麼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

首先，國家的強大，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的統一。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中，從民族與社會關係角度出發，探討了民族與國家整體的關係，認為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裏，每一個民族都是當代國家的基本單位，國家已成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政治載體，現在沒有依附於國家形態的民族已經不存在。民族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任何民族的發展繁榮和進步都是把國家作為依託的。他在書中還提到，“中國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原因很多，其根本的原因，中國是由多民族形成的統一國家。”毛澤東同志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重要思想，將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並且作為我們事業必定勝利的基本保證。

其次，中國的疆域和統一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這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客觀的歷史事實，不是任何人主觀可以臆造或能夠加以抹殺的。“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荊斬棘，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自古以來，中原和邊疆人民就是你來我往、頻繁互動。特別是自秦代以來，既有漢民屯邊，又有邊民內遷，歷經幾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開拓著腳下的土地。歷朝歷代的各族人民都對今日中國疆域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今天，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富饒遼闊，這是各族先民留給我們的神聖故土，也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美麗家園。

如何正確處理好國家屬性和民族屬性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在多民族國家中，每個人都有國家屬性和民族屬性的“兩重性”，國家屬性是第一位的，民族屬性是第二位的。如果過於強調民族屬性，會減弱國家的凝聚力導致動蕩，甚至國家分裂。而如果忽視民族屬性，也會影響民族團結和國家建設。

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形象地説：“民族脫離了國家這個實體，就會像軟體動物從硬殼中被扯出一樣，立刻變得歪歪斜斜、軟軟綿綿。”一個民族的安全，無國家不能保障；一個民族的發展，無國家不能進步；一個民族的地位，無國家不能提高；一個民族的願望和理想，無國家不能實現。國家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每個民族要識大體，顧大局，以國家利益和民族的團結為最高利益，正確處理好國家與民族的關係。

民族交融是一個歷史過程

馬克思主義認為，民族的産生、發展和消亡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階級、國家的消亡還要久遠。民族是一個歷史範疇，有其産生、發展和消亡的規律。民族消亡是民族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歷史過程的必然結果。1919年，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題為《關於黨綱報告的結論》中，批評皮達可夫“取消民族”的觀點時指出：“當然，這是很美妙的事情，也是會實現的事情，但只能是在共産主義發展的另一個階段上。”1958年3月毛澤東同志在“成都會議”上指出：“首先是階級消亡，而後是國家消亡，而後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也深刻地指出：“民族的存在是一個長期歷史現象，伴之民族問題的必然存在，相應地處理民族問題也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

當前，社會上出現的“民族融合”和取消“民族身份”的説法，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違背了我國民族工作實際，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事物運動發展“階段論”的規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那種把多民族當作“包袱”，把民族問題當作“麻煩”，把少數民族當作“外人”，企圖通過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來一勞永逸解決民族問題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因此，要正確認識交融，正確處理差異性和共同性，既不能無視民族共性放棄引導，也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忽視民族差異，用行政手段強行推進；既不能持消極論、無所作為，也不能犯急躁病、胡亂作為，要把握好界限、拿捏好分寸。在這個問題上，國內外都有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深刻總結、牢牢汲取。

實現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稱“三交”），不能空喊口號，防止“文件化”和“口號化”，要創新“三交”載體和方式，使之人文化、實體化和大眾化。現階段，應當推動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通過經濟交流，文化交往，人口雙向流動，族際自由通婚等實實在在的、具體的交往交流交融，從居住生活、工作學習、文化娛樂等日常環節入手，多措並舉，消除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在地域分佈、語言文化、職業結構、城鎮化進程等方面存在的疏離和隔閡，創造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社會條件，讓各民族同胞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

實施差別化區域政策很有必要

給予少數民族地區優惠政策和切實的幫助，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有利於夯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濟基礎。

當前，我國的民族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少數民族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裏，只有深化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體關係，一家人都過上好日子，才能夠在國內外反華勢力破壞祖國統一時同仇敵愾、共禦外侮、維護國家統一；才能夠凝聚人心、匯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同心共築中國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區實行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優化轉移支付和對口支援體制機制，把政策動力和內生潛力有機結合起來。”為什麼要實施差別化區域政策？這是中國共産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重要體現，是共産黨人的初心和使命所決定，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少數民族地區區域發展的實際情況的必然要求。此外，少數民族地區的“四個限性”與“五個不同”，客觀上要求實施差別化區域政策。由於少數民族地區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著區位限性、産業限性、資本限性、政策限性的“四個限性”以及發展基礎不同、發展條件不同、發展成本不同、發展水準不同、發展的具體目標不同“五個不同”的特殊性。因此，要著眼於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觀現實，制定精準有效的優化轉移支付、對口支援、扶貧攻堅等差別化區域政策，加大政策傾斜力度，優先支援民族地區的改革發展。實施差別化區域政策，為民族地區培育自我發展能力提供動力支援，是民族地區實現經濟社會高品質發展的重要保障。

加快民族地區發展，既需要發揮好中央、發達地區、民族地區三個積極性，對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區實行差別化的區域政策，加大各方面支援力度；也需要民族地區發揮特殊優勢，向改革要動力、要活力，不斷釋放發展潛力、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少數民族地區的幹部、群眾要堅定信心，堅持併發揮好中央支援、發達地區支援和民族地區自力更生“三個積極性”，把國家給予的一系列政策轉化為內生動力，結合外在動力和內生潛力，因地制宜開發本地優勢資源，把優勢資源轉化為經濟優勢，努力加快經濟發展，不斷改變少數民族地區貧困落後的狀況，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民委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