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底蘊及當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底蘊”。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並從13個方面系統概括了其顯著優勢，其中就從古代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理念和實踐中汲取了營養和智慧，並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相融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主張受到中國人民熱烈歡迎，並最終紮根中國大地、開花結果，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

燦爛中華孕育了豐富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幾千年的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形成了關於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的豐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風、四海一家的大一統傳統，德主刑輔、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張，民貴君輕、政在養民的民本思想，等貴賤均貧富、損有餘補不足的平等觀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的正義追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用人標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改革精神，親仁善鄰、協和萬邦的外交之道，以和為貴、好戰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這些思想中的精華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重要歷史底蘊。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發展史中，中國文化綿延不絕巋然屹立於世界的東方，是因為古代中國創立了適合自己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形成了豐富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思想。例如，西周以來提出“以民為本”思想，歷經千年發展，成為中國一套獨特的治國安邦的政治學説。《尚書》中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春秋》提出“民者，君之本也”，都強調民眾是君王治國之本。歷史上的思想家和治國者們從不同角度，如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孔子提出“仁者愛人”的仁政思想，唐太宗“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的重民、愛民原則，並經過長期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諸如親民、惠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等重民措施和思想，雖然古代民本思想與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思想有著本質區別，但成為“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的重要文化淵源。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品格。馬克思主義自誕生以來，“為全人類解放而鬥爭”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使命，提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黨的十九大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思想上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就是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關於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思想的同時，批判吸收了中國古代傳統民本思想，最終形成了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以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

神州大地積澱了豐富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實踐。中國作為世界上少有的文明未曾間斷過的國家，並長期在人類發展史上處於領先地位，和中國自古以來逐步形成的一整套運作縝密、行之有效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緊密相關。

我國歷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就國家政治制度建設而言，就形成了包括以皇權為代表的中央集權制度，地方行政管理的郡縣制度，以三省六部為代表的中央政務管理體制，對上諫諍、對下彈劾的監察制度，以“都護府”代表的少數民族地區管理制度，以及官吏選拔、任用、考核、獎懲的職官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內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這些制度和治理體系既保障了國家權力的有效運轉，同時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以適應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狀況的變化。如同樣是郡縣制，秦、漢在地方設郡、縣兩級行政機構，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初大多采用州、郡、縣三級制度，唐代又採用了州縣兩級制度。這些制度及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創設，因時而異、因勢而異，保障了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穩定性。同時，中華文明數千年積澱下來的國家政治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生動實踐，為新時代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例如，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是繼承和借鑒了數千年來多民族統一在一個國家之內的多元一體傳統。秦朝統一後，中央政府就開始對少數民族地區實行羈縻制度。自西漢至清代，羈縻制度經歷了邊郡制、羈縻府州、土司制三個階段，由中央設立府州，由少數民族統領擔任府州長官，允許其在地方社會制度、生産方式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權利。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制度創新，創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進一步維護和促進了國家統一，加快了少數民族地區和整個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步伐。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佈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並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

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思想與實踐的當代價值。2014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需要從我國源遠流長的思想和實踐中汲取智慧，讓深厚的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更好發揮其當代價值。

例如，我國很早就關注國家的起源及功能，形成了中華民族穩定而強烈的國家觀念。先秦諸子從不同角度探討建立國家的緣起及功能。荀子認為建立國家的目的是達到“止爭息亂”的作用，墨子強調“選天下之賢可者”，目的是建立國家制度，統一民眾的思想，以消除天下之亂。法家商鞅提出“止爭息亂”説，認為國家起源於民眾因私而爭。雖然觀點不一，但對建立國家的重要性都予以肯定，反映了中國古代對善治國家、對穩定統一國家的嚮往和認同。這種傳統的國家起源説在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起源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對於中華兒女加強國家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立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支援。

又如，中國古代傳統優秀文化中，“和而不同”“貴和執中”等理念一直滲透在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理念和實踐中。中國秦漢以來，在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就形成了皇帝和大臣就重大事項商議的廷議制度、以“匡正君主，諫凈得失”為目的言官制度、以大儒給皇帝上課的經筵制度等程式化制度協商形式，就國家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協商，以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這些傳統的協商理念和協商制度，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得以確立和發展的理論淵源和實踐基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協商民主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獨特的、獨有的、獨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天下為公、相容並蓄、求同存異等優秀政治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協商民主是“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設計，同選舉民主相互補充、相得益彰”的創新思想，突破了西方關於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研究框架，為世界民主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也正是基於中華文明深厚的歷史積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從歷史中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教訓，並將其有益成果運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201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進行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對古代的成功經驗，我們要本著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學態度，牢記歷史經驗、牢記歷史教訓、牢記歷史警示，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借鑒。”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科學把握我國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體系的歷史規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歷史經驗，讓中華傳統文明展現出燦爛的當代價值。

（作者係北京市委黨校政治學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