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疫”鑄“盾”——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調研記事
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果斷打響疫情防控阻擊戰,在人類抗疫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習近平總書記説,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大考。在疫情面前,我們經受住了考驗,但也暴露出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
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率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調研組,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先後赴上海市、江蘇省蘇州市開展專題調研,為全國政協即將舉行的同一主題雙週協商座談會作準備。
這是一次籌備週密、細緻深入的調研。調研前,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就此主題兩次召開座談會,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精神,邀請國家部委負責同志介紹情況,並與委員互動交流。調研中,委員們實地走訪醫院、社區、學校、科研院所,組織多次不同範圍的座談,聽取當地相關情況介紹,與政府部門、醫學院校、專家學者、社區幹部等進行廣泛交流,邀請住當地全國政協委員參與調研,並看望和慰問上海、蘇州援鄂醫護人員代表。在結束白天的行程後,委員們晚上還要進行茶敘,“趁熱打鐵”對調研中的所見所思進行提煉總結,在觀點與觀點的碰撞中梳理出可行的對策與建議。
上接天線、下接地氣,思維站在高處、觸角伸到基層,這樣調研的收穫是沉甸甸的。委員們希望為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凝聚更多社會共識,共同鑄牢疫情防控之“盾”。
探尋上海經驗: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對於定向定點、“解剖麻雀”式的調研而言,選擇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調研地點很重要。
滬蘇兩地都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表現出色的“優等生”,以這樣的成功案例作為剖析的對象,有助於在“戰術”層面提煉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疫情的防控難度往往隨著人口流動規模的增加而增加,一個擁有兩千多萬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如何做到“守土盡責”?在到達上海後,委員們迫切期望找到答案。
當前,上海的疫情防控已由應急狀態轉為常態化,常態化不是“馬放南山刀槍入庫”,而是要把各項防控舉措日常化、精準化,這是更高的標準和要求。
“在常態化疫情防控期間,我們主要的策略是把牢六個關鍵點,即守好‘入城口’、抓住‘落腳點’、管好‘流動中’、服務‘就業崗’、看好‘學校門’、用好‘檢測哨’。”在調研組召開座談會聽取上海市相關情況介紹時,上海市副市長宗明的話給委員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常態化防控意味著不能簡單地“一刀切”。因此,上海抓住六個關鍵點,形成無縫銜接的閉環管理,盡全力堵住可能導致疫情反彈的漏洞,讓經濟生活秩序得以快速恢復。
座談前,每位委員的桌上擺放了一份《上海市關於完善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若干意見》。如何完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如何優化疫情防控機制,如何提升公共衛生應急防控能力,如何強化相關保障措施,文件中都列出了詳盡的舉措。
這是落細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重要講話和指示批示精神的一個“地方樣本”。如果説“救治”是戰術層面施策,“公共衛生”和“疾病防控”則是戰略層面的固本之基。為此,上海於今年4月出臺上述文件,目的是及時把疫情防控中的有效做法固化下來,加快構建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守住城市安全的底線。
新中國成立以來,上海已歷經血吸蟲病、甲型肝炎、非典和禽流感等多次疾病大流行,可謂“身經百戰”。“關鍵時刻做得好的,往往是平時就幹得好的”。調研組組長、教科衛體委員會主任袁貴仁如是總結。
一路上,委員們頻頻提到一個關鍵詞叫“平戰結合”,即在平時加強傳染病防控的資源和能力儲備,從而做到“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平戰結合”什麼樣?調研組在上海看到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在遠離市中心的上海市金山區,有一片橙色屋頂的平房散落在大片的綠地之間。調研組到達時,空氣中一片靜謐,只有遠處小鳥婉轉的叫聲。很難想像,這裡剛剛經歷過一場與新冠病毒“廝殺”的激戰。
這是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一個常備式的“小湯山”。
全國政協委員朱同玉是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相當於“總指揮”。1月20日上海報告首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後,這個中心立即切換到“應急迎戰模式”。朱同玉告訴調研組,中心在規劃時就預留了擴建場地,可以在需要時緊急擴建,“我們原來有300多張床位,2月又根據疫情需要增加了200張。”
“這是負壓病房,病房內氣壓低於外部,患者住在裏面,病毒跑不出來。”
“雖然是‘臨時’建築,但所有的功能、標準都是按永久使用的目標設計的。”
……
在該中心應急儲備樓裏,委員們一邊仔細考察樓裏的設施,一邊認真聽著醫院的介紹。
2003年非典過後,有90年曆史的上海市傳染病醫院整體搬遷至金山區,變身為今天的公共衛生臨床中心。平時這裡是一個傳染病醫院,不過,相比一般傳染病醫院,這裡還集合了科研、防預、治療和教學等多種功能,其充足的床位和物資儲備為戰時狀態做了準備。
談到平戰結合,蔡秀軍委員深有感觸:“我理解的平戰結合包含兩方面,一是防護物資的儲備,一是傳染病病房建設,兩者都要同時滿足平時與戰時需要。”
當重大疫情暴發時,傳染病醫院就是堅強的“堡壘”。但在調研中,委員們表達了對疫情過後傳染病醫院建設“一哄而起”的擔憂。“傳染病醫院在什麼規模的城市和人口基數上建、建成什麼樣的規模,都要有充分的考量。”黃璐琦常委建議對此進行科學評估和統一的規劃佈局,避免盲目開工。
在協商中凝聚共識:
“醫防一體”,“防”的人才從哪來?
此行前,教科衛體委員會召開兩場座談會,初步梳理出這一課題的重點和調研的思路。一路上,調研組每天都召開不同範圍的座談會,一邊調研,一邊協商。這種把調研和協商相結合的方式,能夠使其相互貫通、相互促進,避免調研蜻蜓點水、浮光掠影,有助於把情況了解得更透徹。
調研過程中的座談會由全國政協調研組主導,盧展工副主席親自主持,倡導少念稿子多交流。在當地相關部門介紹情況時,委員們如有感興趣的問題可以隨時插話,事實證明,開門見山的互動多一些,協商效果也更好。
在到達上海的第二天,調研組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組織了一次座談,聚焦公共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由於醫療救治和公共衛生領域的資源配置長期失衡,“重醫輕防”是一個普遍現象。因此,調研組把關注重點放在公共衛生人才隊伍上,希望以“人”為切入點,為推進“醫防一體”找到具體可行的路徑。
這場原定一個半小時的座談會,足足超時了一個小時,因為討論得太熱烈了。
“重醫輕防”會導致優秀人才向醫療機構等“高處”流動,相形之下,在公共衛生領域佔重要位置的疾控系統成了一個“沒前途”的地方。“我們公共衛生專業畢業生的職業發展路徑比較單一,與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相比,收入也比較低。”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院長桂永浩説,當前需要拓寬公共衛生人才的發展空間。
“如果説疾控系統的人才隊伍是短板,綜合醫院感染科的人才隊伍簡直可以説是‘沒板’。”會上,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位已成“網紅”的上海醫生説話一貫坦率而生動,他告訴調研組:“疾控系統缺人才,我們感染科尤其缺。科裏一開始連病房都沒有,2010年我們終於有了自己的病房,把隊伍慢慢建起來了,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就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由於患者不多、收益有限,綜合性醫院感染科被邊緣化是普遍問題,張文宏建議加大綜合性醫院感染科建設,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加入。
公共衛生領域需要複合型優秀人才,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吳凡告訴調研組,學院正在探索跨學科的公共衛生人才培養模式,“對非醫療專業學生進行公共衛生專業培養,同時讓公共衛生專業學生學習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等相關知識,這樣的跨學科人才可以在多個行業發揮作用,真正實現‘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我特別贊成培養複合型人才。”蔡秀軍委員説,培養跨學科高素質人才的同時還要用更好的待遇和發展空間留人。
“復旦大學在公共衛生專業方面有這麼好的基礎,可以考慮建立公共衛生應急演練實操中心,為人才培養提供實操平臺,還可建立疫情防控的第三方監測網路和數據中心,面向社會發佈準確有效的數據資訊。”在聽了復旦大學方面的介紹後,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孫鹹澤頗有感觸。
作為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主任,吳浩委員認為公共衛生人才應該更多留在基層,“要建立不同層次的公共衛生人才體系,培養適應‘醫防一體’的實用型人才。”
討論的熱度一直持續到會議最後一分鐘。這樣的座談會就像一場集思廣益的“會診”,在熱烈的互動中,大家在人才問題上有了更清晰的共識。
深入基層聽民情:
擰緊社區的“水龍頭”
調研要深入基層、深入一線,對於“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機制這一課題”而言,傾聽基層的聲音尤為重要。
“疫情防控需要公眾的參與。”調研中,高福委員常常提及這樣一句話。基層是所有疫情防控政策的落腳點,當疫情防控轉向常態化,做好社區的日常防控工作,就等於擰緊了疫情傳播的“水龍頭”。
早在今年3月,江蘇省就實現了在院確診病例“清零”,當地的重要經驗之一是用“大數據+網格化+鐵腳板”的做法,在基層構築群防群控的嚴密防線。為此,調研組在蘇州市的第一項行程就是走訪社區。
蘇州工業園區唯亭街道的“智慧唯亭”平臺有一幅動態的街道地圖,上面標注著密密麻麻的紅色和黃色色塊。在這個平臺上,調研組看到了居家隔離人員的數量、分佈情況等實時更新的數據和資訊。只要點開螢幕上的房屋資訊,居住人員身份、聯繫方式、疫情防控情況等資訊一目了然。
“以前上級部門建10個工作組,社區也得建10個組與之對接,現在只要‘智慧唯亭’這一個‘大腦’,就能對所有任務資訊進行分解、過濾、消化和整合,再以清單的形式派給每一個社工。”社區負責人向調研組介紹説。
唯亭街道有8萬多本地人,20余萬外地人,現在,街道28個社區被分為400多個“網格”。調研組了解到,這裡一直致力於在社區打造“熟人社會”,這是防控有力的重要原因。
“網格化加大數據的社區治理方式是非常好的經驗。”擁有豐富社區防控經驗的吳浩委員當場給唯亭街道點讚。他表示,現在很多社區治理其實是“管理”的成分居多,應該在“服務”上多下功夫,“在共建共用的社區治理中産生的數據是最真實的,其應用也會更有效。”對此,孫鹹澤認為,“管理”是自上而下的,而“治理”是自下而上的,疫情當前如何提升自下而上的基層治理能力,還需要更多體制機制方面的創新。
這次疫情是大考,對於完善基層治理也是契機。調研組建議充分利用技術優勢整合治理資源,搭建高效的社區自我管理和協同治理的平臺,築起最牢固的“人民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