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為政智慧探微

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在漫長政治實踐中積累了豐厚的為政智慧。這些智慧將成為我們今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

循道。道是萬事萬物之源，也是為政之源。為政之緒萬端，一以貫之者，循道而已，其他所有活動均應循道而為。道法自然，人法天道。如果説自然之善在萬物生生卻縱橫交錯而無隔閡，那麼，國家和社會之善則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中縱橫交錯而無隔閡，引導人向善。凡為政者，必本於此法而求乎斯境。所以，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莫不重視為政之道。例如，荀子就強調，只有得道以為政，方能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反之，則大危也，大累也，甚至有之不如無之。那麼，究竟該如何循道而為政呢？概言之，道主一陰一陽，政貴寬猛相濟，也就是孔子講的：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強調的是仁、德，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猛，強調的是制、法，所謂一民之軌，莫良于法。但是，強調仁、德，並不是毫無原則的仁慈包容。仁，如司馬光所講，人君之仁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而是要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強調製、法，也不是一味的嚴刑峻法，而是在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的基礎上，做到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寬猛相濟，也就是文武兼重，但其運用要因時因事有所側重，不能簡單化。漢高祖劉邦剛剛得到天下時，陸賈經常在他面前説起《詩》《書》，這位草莽出身的皇帝就不高興，説：“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就給他講，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這才是長久之術，再説秦，如果其法先王、行仁義，你還能得天下嗎？劉邦一下子被點醒了，他就讓陸賈把秦以及過往各國成敗原因總結一下給他看，結果陸賈就寫了十二篇，高祖每聽奏一篇都稱善。賈誼在《過秦論》中總結秦敗亡的原因，“仁義之不施，而攻守之勢易也。”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秉公。公是道的本質規定，秉公是循道為政的自然要求，是為政的魂之所在。公的一般含義，如武則天所言，是“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四時無私為，忍所私而行大義，可謂公矣。”公在為政方面的理想樣態，就是《禮記·禮運》中描述的“大同”境況：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其他皆有所養等等。秉公為政，從人君的角度講，就要像堯、舜那樣，明于公私之分，其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為天下位天下也。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曾就房玄齡奏言“秦府舊左右未得官者，並怨前宮及齊府左右處分之先己”一事，明確地講：君人者以天下為公，無私于物，用人但問堪否，豈以新舊異情？還批評房玄齡説：你今天不論其能與不能，就直言那些人的嗟怨，豈是至公之道耶？秉公為政從人臣的角度講，就要做到理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貸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人臣秉公為政的最高境界是公而忘私，如《康熙政要》所説：為清官者惟潔己不要錢，猶是易事，若論公而忘私，誠為難得。

重民。民是為政之本，重民是循道為政的自然要求。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們早就認識到民之於政的極端重要性，提出“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後來逐漸有了較為系統的認識，例如賈誼就明確論到：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之所以如此，關鍵在於“得民心者得天下”。漢代劉向曾講到齊桓公和管仲的故事，説桓公問管仲“王者何貴”？管仲回答説“貴天”，桓公就“仰而視天”。結果管仲告訴桓公説：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宋朝的石介進一步指出，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亂，視民而已矣。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那麼，實踐中如何得民心而不失民心呢？孟子的回答言簡意賅：得民心有道，所欲予之聚之，所惡勿施爾。這具體涉及很多方面，包括開源富民、簡行利民、節用愛民、因時使民、裁力取民等等。管子説：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憂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誠哉斯言！另據《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李世民曾與大臣們議論如何止盜，有人建議太宗用重法禁之。但太宗認為，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我應該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部為盜，安用重法耶！

用人。人為天下之極，用人乃為政之要，所以中國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們都高度重視人在為政中的重要作用。這種重要作用，關鍵在於人才關乎天下得失。據《史記》所載，劉邦當了皇帝後，有一次跟大臣們論起為什麼是他而不是項羽得了天下。高起、王陵等人從“利”的角度做了應對，説陛下您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但劉邦卻認為他們的説法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他進一步説道：要論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劉邦這裡講的，就是人才在得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時，人才在治理天下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唐朝時，憲宗李純曾問宰相崔群，玄宗李隆基之政為什麼先理而後亂。崔群就回答説，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崔群的這番話，充分道明瞭用人在治理天下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古代用人智慧內涵非常豐富，包括人才常有而患不識，識人重在聽其言觀其行，用人應德才兼備、因才使用、用之不疑等諸多方面。關於人才常有而患不識，唐代韓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之不常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關於識人重在聽其言觀其行，《呂氏春秋》中的“八觀六驗”，論得極為精到。所謂八觀，即“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氣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所謂六驗，即“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關於用人應德才兼備、因才使用、用之不疑，據《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説起“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時，魏徵回答説：“亂世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才行懼兼，始可任用。”論的就是用人方面的德才關係問題。宋朝司馬光在這個問題上態度最為鮮明，主張“取士之道，當以德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明朝高拱所論是較為週全的，他説：“以才氣勝者，用諸理繁治劇；以根本勝者，用諸敦雅鎮浮。若夫均衡宰制之任，必德才兼備之人，而闕其一者，斷不可以為也。”

憂患。患，無論其顯或隱，都如影隨形與歷朝歷代相伴。憂患，自然就是為政者必須內具的一種自覺，或為政的一種心態。古之聖王，莫不常懷此心。孔子就講：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常懷憂患意識，就要謹其始，慮其終，明察秋毫，防微杜漸。墨子提出“國有七患”：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于無用，財寶虛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遊者憂交，君修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強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墨子這七患，足以令所有為政者警醒。《明太宗實錄》中也有很中肯的告誡：亂生於治，何也？非治能生亂也，以其久安而不知戒，故亂生於所忽也。是故，天下雖有磐石之安，當常懷隉杌之懼。守滿持盈，居高思危，謹其始，慮其終，則可以保其位而安其身也。常懷憂患意識，就要以史為鑒，深明治亂興衰之理。漢朝賈誼對此有精闢之論，他説：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人之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探究中國古代為政智慧，目的是使其成為新時代的為政之資。清朝王夫之説：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故論鑒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為治之資，而不僅如鑒之徒縣于室，無與炤之者也。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為政也必須“循道而為”，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立足於“人間正道”；必須堅持公權力姓公，決不能為少數人所得而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確保人民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服務；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群眾的利益作為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歸宿；必須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標準來考核、使用領導幹部；全黨同志必須時刻居安思危，以史為鑒，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業長治久安。

（作者係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