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社會治理的一次大考。其中公益慈善組織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們積極動員社會募捐,為疫情防控提供資金和物資支援、開展各種志願服務、關愛受疫情影響的特殊群體……在受到政府和社會認可與重視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問題與短板。後疫情時代的復盤與反思,成了公益慈善領域必須面對的課題。
圍繞相關議題,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日前線上舉辦湖北峰會,與會專家、研究學者、公益機構負責人等群策群力,探討在共同應對變革中構建良性公益生態。
“小馬拉不了大車”
“要重視公益慈善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當中的應急響應,必須進行改革。”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央視主持人白岩松遞交的一件提案,引發了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
在白岩松看來,公益慈善組織在重大突發事件面前,存在“小馬拉大車”的情形,很難把所有事情做好。“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機制不順暢,所以應當進行相應改革。”白岩松認為,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慈善機構在重大突發事件中的應急響應。公益慈善組織公開透明的問題,也應該用機制去解決。
可以説,這場疫情,對處於成長階段的我國公益慈善組織,更像是一場大考。“疫情防控期間,大家都高度關注公益慈善機構,我們必須去思考問題出在哪。”白岩松説。這份對於公益慈善組織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也正是許多公益慈善領域專業人士正在思考的問題。
在這次公共衛生突發事件中,公益機構、社會團體等紛紛積極響應,在募集資金、捐款捐物、項目執行、物流保障等方面表現出了長足進步。然而,一些業內人士和公眾也注意到,包括基金會在內的公益組織仍有需要不少完善和改進的地方,諸如資源、資訊的協同管理,行動的有效性和有序、合規運作等。
圍繞暴露出來的相關問題,6月23日,以“共同應對中變革公益生態”為主題,“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0湖北峰會”線上舉辦。此次峰會旨在回顧公益慈善力量在湖北戰“疫”中的角色和價值,反思其在應對重大突發事件中的不足和改進的方向,探討未來面對的不確定性以及共同建設區域公益生態的路徑和方法。
來自國內眾多知名基金會和公益組織的機構代表,紛紛立足回顧自身抗疫工作,對我國公益慈善組織的未來發展提出想法與期待。
公益資源和社會資源需要高效對接
疫情防控期間,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合作對接了湖北當地91家社會組織,除少部分在武漢外,其他的廣泛覆蓋了湖北的17個市州。這91家社會組織在抗疫一線開展工作,以其靈活、快速且積極有效的作為,令壹基金秘書長李弘印象深刻。
“這些組織更了解當地的情況,一動員馬上就可以做。他們成立了對接資源最重要的活動平臺,還做了大量的社區服務。社會組織和政府之間的協同,志願者和社會組織之間連接的黏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李弘看來,壹基金作為外來的公益機構,應該不僅僅只是臨時做一次疫情響應,如何強化在地組織、推動其自身能力建設更為重要。“當地的應對能力建起來,所謂週邊的人才能做好自己的角色和支援。”李弘説。
此次抗擊疫情中,除了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表現突出,武漢大學校友會呈現出的資源動員能力和巨大活力,同樣值得關注。
“當時在微信上幾十個工作群肯定是有的,及時動態掌握醫院的物資需求、庫存狀態,包括一線醫護人員的資訊,我們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募捐繼而開展資助工作。”提到有可能出現的供應與需求不相符,武漢大學校友總會常務副秘書長劉賽男錶示,借助通信工具直接對接,能夠實現最大限度地匹配,捐贈資源才能得到優質配置和最有效的利用。
“最早的時候進ICU,要8-10個小時才能出來,一定要穿紙尿褲,而且幾乎沒有防護服可以更換。”武漢市武昌區生命陽光公益救援中心發起人王輝以醫務工作者的親身經歷,肯定了劉賽男的説法。她收到的第一批補給,就是直接從武漢大學校友會拿到的物資,緩解了當時最大的困難,“從8個小時,變成了6個小時,從一定要穿紙尿褲變成不用穿紙尿褲。”
“事實上,我們在連接基金會和醫療機構時,發現資訊不對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救援中心有志願者在醫療機構做倉庫整理,看到送來的很多物資不是醫用的,而需要的醫用物資又放不進來。資訊不對稱,對疫情防控會起到負作用。”王輝希望,集聚公益機構的智慧和資源建立一些平臺,不僅僅是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自然災害當中,在平時也能夠做好公益資源和社會資源的高效對接。
此外,王輝強調,對於開展公益慈善行動的機構和個人而言,專業尤其重要。武漢市武昌區生命陽光公益救援中心1月20日開始集結志願者,之後進行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把志願者送到疾控中心專門進行抗疫培訓。在她看來,面對疫情防控工作,沒有專業、沒有科學性,有可能成為新一波的災難。
共同構建良性公益生態
疫情為許多行業按下了改革的“快進鍵”,與會人員紛紛表示,公益慈善組織也要抓住這個機會,深化改革、化危為機,讓自己迅速成長起來。迎難而上,變挑戰為機遇、變壓力為動力。
“經過這次疫情應對,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我認為正在靜悄悄發生著一場革命性的轉型,正在走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表示,要做這樣一個轉型,相當不容易。
在他看來,基金會等公益慈善組織首先要善於和公共部門密切合作,再者要與社會大眾緊密結合,特別是要匯聚平民慈善的力量。
“慈善領域應該和政府在法律框架內,保持一種戰略性的密切合作,呼應配合,這在社會政策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比如全面脫貧、鄉村振興。”王振耀表示,中國公益慈善界在共同應對的環境中,需要深度融入國家的戰略發展體系。“各類社會組織要自覺形成一種結構性的聯繫,在積極互動中建立一種網路化的活動,不能分彼此、定身份。”
與此同時,公益慈善組織共同應對挑戰,需要以社會服務為本,自覺推進公益慈善格局的結構優化,形成互補,而不是簡單模倣,這就需要不斷提升專業化的深度開發能力,“讓社會組織不同區域之間、不同領域之間可以進行密切的合作,這是給社會樹立一種風氣,樹立一種示範作用。”王振耀説。
推動合作共贏、實現優勢互補的同時,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發起人、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更認為,守住信任底線比做大機構更重要,對於公益行業來講,一榮不能俱榮,一損就能俱損。
徐永光還贊同要打造公益供應鏈生態圈。“供應鏈生態圈是指公益活動和公益發展之間的利益相關者,互為依存,相互支援,實現公益資源有效配置和行業的有序發展,當前我國的公益生態系統還沒有構建起來,尚未形成完整的閉環。”徐永光説。
“湖北乃至整個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管面對多大的不確定性,在共同應對中變革公益生態,將是我們最有力的合作信號。”主辦方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今年還計劃舉辦廣州峰會和長三角峰會,持續為優化區域公益生態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