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文物保護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後,81歲的樊錦詩一直很忙,從北京到香港、從廈門到巴黎……但她心裏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為敦煌努力。”她説。
佩戴國家榮譽稱號獎章的樊錦詩(9月29日攝)。新華社發(敦煌研究院供圖)
從“挖寶貝”到“守寶貝”
樊錦詩中學時就愛逛博物館。1958年填報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時,她以為自己以後成天“挖寶貝”。不想此後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護人。
在莫高窟9層樓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陳列館裏,有一個不大的房間。土炕,土桌子,還有一個土“沙發”,這是樊錦詩曾經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灰土怎麼也掃不完,老鼠竄上床頭是常事;一直與遠在武漢大學工作的丈夫相隔兩地,孩子出生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許多次離開的機會,樊錦詩最終留在了敦煌。
“對莫高窟,是高山仰止。它的材料無比廣闊,內容無限豐富。越研究越覺得,老祖宗留下來了世界上獨有的、多麼了不起的東西!”樊錦詩説。
是吸引,更是責任。這座千年石窟曾歷經磨難,成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常書鴻、段文傑等前輩白手起家、投身沙海,為保護敦煌傾盡一生心血。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前所未有地重視莫高窟的保護。“文物命運是隨著國家命運的。沒有國家的發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護的各項事業,我們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樊錦詩説,“只要莫高窟存在,我們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2015年9月29日攝)。新華社發(孫志軍 攝)
從“一張白紙”到“極具意義的典範”
1987年,莫高窟被評為我國首批世界文化遺産。時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樊錦詩是申遺的主要負責人。梳歷史、理保護、講開放,在填寫大量申遺材料的過程中,她看到了更為深廣的世界。
“文物保護的國際憲章和公約原來沒聽過,保護涉及法律和管理從前不知道,怎麼處理保護與旅遊開放的關係也不清楚。這給我莫大的刺激。”樊錦詩説,在全面了解世界文化遺産體系後,她更深入地認識到了莫高窟的價值。
“世界文化遺産的6項標準莫高窟全部符合。我想,一定要把莫高窟保護好,讓它的保護管理真正符合國際標準和理念。”她説。
一幅關於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巨大圖景,在樊錦詩心裏悄然鋪開。莫高窟歷經千年,壁畫彩塑已殘損破敗。如何讓這一人類遺産“永生”?做過文物檔案的她想到了用數字的方式。
上世紀80年代,敦煌研究院開始嘗試文物數字化。就是將洞窟資訊拍照,再拼接整理,最終形成能夠“永久保存”的數字洞窟。這些數字資源還可以被“永續利用”,成為出版、展覽、旅遊等的資源。
説時容易做時難。形制改變、顏色失真、像素不足等一道道問題擺在眼前。與國內外機構合作,自己逐步摸索……樊錦詩説,從提出設想到真正做成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數字檔案,他們花了整整20年。
這些數字資源顯示了價值。2014年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投運,數字球幕電影讓遊客領略了石窟風采,也緩解了保護的壓力。
此外,敦煌研究院還在立法保護文物、制定《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等諸多方面進行了探索、總結了經驗。
莫高窟的管理與旅遊開放創新模式,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委員會的認可,稱其是“極具意義的典範”。
樊錦詩在敦煌莫高窟(2011年8月16日攝)。新華社發(孫志軍 攝)
“莫高精神”:大漠“第二寶藏”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以來,一批批學者、文物工作者來到大漠戈壁中的敦煌。今年國慶前夕,樊錦詩為工作30年以上的敦煌人頒發獎章。她那一頭白髮,寫照著歲月的流逝,見證著一代代傳承。
建院70週年之際,樊錦詩在總結前輩創業歷程後,總結出了“堅守大漠、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
“老先生們明明可以擁有很好的生活工作環境,偏偏歷經千辛萬苦留在敦煌,他們就是精神符號。東西壞了還可以再造,精神垮了就啥也沒有了。‘莫高精神’是我們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樊錦詩説。
如今,莫高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與大城市比還有不小差距,卻仍有年輕人不斷踏著前輩的足跡來到敦煌,甘願奉獻。他們説,“莫高精神”已經成為文物以外的“第二寶藏”。
“幹了一輩子,總是不由自主地想敦煌。”“敦煌女兒”樊錦詩充滿感情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