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張連起：新中國70年工業化的4個視角

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世界工業大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步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新中國的工業化，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工業化，中國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大國轉變為世界工業大國，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邁出了決定性步伐。

從“一窮二白”到建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全國人口為5.42億，其中農業人口有4.84億，當時農業和傳統手工業收入佔國民收入比例接近90%，每人平均國民收入不足印度的一半，主要工業産品産量在世界的份額可以忽略不計。毛澤東主席如此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份，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以“一五”計劃156個重大項目為標誌，我國確立了集中力量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方針。改革開放以後，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工業化發展道路，工業化的戰略重心逐步轉向在配置資源中發揮市場作用、低成本出口導向、建設開放型經濟、基於比較優勢推進産業結構優化升級。70年來，我國工業經濟總量不斷躍上新臺階，工業增加值從1952年的120億元，增加到2018年的30多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增長971倍。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産出國，非農産業增加值佔比超過90%，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成為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産業全部門類的國家；生産了世界上超過50%的鋼鐵、水泥，60%的家電，70%的化纖、手機和電腦。

“再工業化”還是“去工業化”？所謂“去工業化”是指一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産業結構、投資結構、就業結構等從以製造業為核心轉向以服務業為核心，甚至轉向以金融業為核心，同時將低端産業和産業價值鏈中的低端環節向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而自身專注于高端産業和産業價值鏈中附加值較高的環節，使國家經濟向“服務化”“金融化”“虛擬化”發展，導致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衰落的過程。而所謂“再工業化”是指一國在對“去工業化”糾偏的基礎上，採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重新確立服務業與製造業的關係，重新確立金融業與製造業的關係，重新確立製造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提升製造業國際競爭力的過程。縱觀世界近現代史，英美德日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崛起，無一不得益於強大的製造業；反觀一些拉美國家，由於放棄了對製造業發展的堅持，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麼德國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最小？蓋因德國長期堅持製造立國的理念，在發達國家中德國製造業佔GDP比重較高。當前，中國製造業來到了一個重要路口：製造業增加值佔GDP比重從2012年的31.4%下降到2018年的29.4%。我們要吸取西方國家過度去工業化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的教訓，防範“服務主導論”“服務至上論”導致的經濟發展空洞化風險；同時，大力提升工業基礎能力和産業鏈水準，補齊積體電路、基礎軟體、關鍵零部件、核心裝備等領域的短板。大力發展新一代資訊技術、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産業，力爭在一些關鍵性領域突破“卡脖子”技術，打造一批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為工業化發展提供了動力。我國各地的資源稟賦、經濟條件、文化習慣等差異較大，發揮地方政府的首創精神，激勵地方政府探索區域工業化模式，成為中國推動工業化發展的典型經驗。例如“珠江三角洲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等，都促進了當地的工業化進程，進而對全國工業化進程起到了帶動示範作用。在各地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中，包括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保稅區、出口加工區等工業園區，通過政策引導聚集生産要素，提高集約水準，優化産業佈局，有力支撐了新型工業化進程。

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共同形成了促進工業發展的強大合力。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就是尊重工業化進程中的産業結構演進規律，有效協調産業政策與競爭政策，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産業效率的不斷提升和産業結構的持續升級。如同德國經濟和能源部部長阿爾特邁爾在今年2月5日發佈《德國工業戰略2030》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將市場經濟原則與積極主動的國家政策結合起來，到目前為止已證明是最為成功的。（作者係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