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僑聯界委員赴江西考察:決勝脫貧攻堅有“僑”助力

題記：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産黨的莊嚴承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推進扶貧開發工作，把貧困人口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誌性指標，在全國範圍全面打響脫貧攻堅戰。中國扶貧力度之大、規模之廣、影響之深，舉世罕見。

脫貧攻堅工作啟動以來，全國各地的僑務部門、僑聯組織積極行動，將僑務扶貧工作提上日程，遠在海外各地的華僑華人也始終心繫祖（籍）國，時時記挂著為家鄉與故土的扶貧事業盡一份力量。今年，脫貧攻堅進入最為關鍵的階段，如何更好地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5月上旬，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聯副主席李卓彬率團赴江西省就脫貧攻堅工作進行考察，為決勝脫貧攻堅貢獻僑界力量。

産業村村有脫貧路子寬

抓好産業扶貧是決勝脫貧攻堅的關鍵所在。為全力推動貧困群眾發展特色農業産業，增強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江西省創新提出“選準一項主導産業、打造一個龍頭企業、設立一筆扶持資金、建立一套利益聯結機制、培育一套服務體系”的“五個一”扶貧模式。按照江西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各地市利用當地優勢，發展特色産業，全面實現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的轉變，構建起“村村有脫貧産業、戶戶有增收門路”的産業扶貧新格局。

江西，著名革命老區、全國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之一。

92年前，轟轟烈烈的八一起義在省會南昌打響。92年後，一場脫貧摘帽同奔小康的“脫貧攻堅戰”在這裡正緊鑼密鼓地進行。2017年，率先脫貧在井岡山實現，決戰決勝，步履鏗鏘。2018年，江西省貧困發生率降至1.38%，有10個縣達到摘帽條件。今年江西將完成“40萬貧困人口脫貧、387個貧困村退出、6個國定貧困縣和1個省定貧困縣摘帽”的目標任務。

“村民在園區打工，一天收入130元，一年在家門口就掙到了兩三萬元。”在江西省景德鎮市浮梁縣臧灣鄉倉下村，當調研組組長李卓彬常委詢問村民脫貧情況時，當地村幹部如是説，“村民以土地入股園區，除了有保底流轉費，每年還能拿到股權分紅。”

村幹部所説的園區，是位於倉下村的新佳茶園基地。

走進新佳茶園基地，只見這裡路成網、樹成行、茶成園，4000余畝茶樹碧毯鋪陳，茶浪涌波，蔚為壯觀。

據了解，茶園採取“村集體公司投資建設＋合作社經營管理＋貧困戶參與勞動＋集體與貧困戶受益”的模式，雙渠道為貧困戶創收增收，解決“兩不愁三保障”，使貧困戶在多元化産業扶貧路上實現脫貧致富的目標。

隨著脫貧攻堅工作的不斷深入，一條條村道變寬了，一棟棟房屋變新了，村民的口袋也變鼓了，村裏的風景也變得更美了……

倉下村的變化只是景德鎮市乃至江西省推動産業扶貧，全力打贏脫貧攻堅戰的一個縮影。

在上饒市，調研組了解到，當地把發展馬家柚産業當作促進縣域經濟增長、農民增收致富的農業主導産業來抓。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上饒縣馬家柚基地已幫助建檔立卡貧困戶794戶、2500余名貧困人口脫貧。

“脫貧攻堅，産業扶貧是關鍵。”在康曉萍委員看來，江西省“五個一”産業扶貧新模式，激活了“造血”功能，點燃了貧困群眾創業的激情。但是，她也注意到，部分貧困戶僅靠單純入股分紅，沒有真正參與生産經營。因而，她建議，江西省未來要更加重視産業佈局，注重産業在空間上的優化佈局和落地實施，使産業項目能夠具體落地實施，提高産業扶貧規劃的可持續性，確保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能夠長期穩定受益。

據統計，2018年，江西省實施扶貧特色産業項目9740個，覆蓋貧困人口113.28萬人。帶動貧困戶發展種植業265.2萬畝，養殖家畜107.1萬頭，養殖家禽7500萬羽，發展水産養殖38.3萬畝。

“多元化産業扶貧模式，有助於拓寬脫貧攻堅道路。”連續多年關注扶貧工作的朱奕龍委員認為，江西省産業扶貧模式由“單一化”轉變為“多元化”，有效避免了特色農産品一哄而上、過度發展的現象。不過，他也表示，要進一步提高高新技術在扶貧産業上的應用率，“在貧困地區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高新技術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貧困地區囿于現有的基礎和條件，對高新技術退避三舍，只是通過外延擴大生産的方式發展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則其産品産業是無法與那些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高的産品産業相競爭的，即使得到一時繁榮，也是難以持久的。”

“政府部門要建立健全利益聯結機制，完善産業項目收益分配機制。”梁樹森委員提出，要切實加強農業經營主體、貧困群眾二者合法利益分配的指導與監管，通過法治方式強化農業經營主體與貧困群眾之間的契約關係，實現産權明晰、責任風險明確，並科學合理確定利益分配比例，及時化解利益矛盾，既保障貧困群眾充分受益實現增收脫貧，又確保各類農業經營主體合法收益，推動農業經營主體在貧困地區做大做強，持續調動農業經營主體參與産業扶貧的積極性。

謝文·根多委員表示，企業參與精準扶貧，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政府要想辦法多支援産業鏈，不是支援某一個項目。政府要看準完整産業鏈企業，給予他們一些支援，他們在貧困地區就能大顯身手。

“産業扶貧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貧困群眾增收脫貧，土地流轉是提高貧困群眾收入的重要經濟手段。”沈敏委員建議，地方政府進一步深化土地流轉改革，並將其與網際網路相結合，“這樣既能把土地推銷出去，又能把資金和好項目引進來，不僅省時省力，而且流轉的價格還能比以前更高。”

“在發展産業提高貧困群眾的經營性收入之外，加大就業技能培訓力度，提高貧困群眾的技能性收入。”李胥委員表示，“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産業扶貧不僅要讓貧困群眾摘掉‘窮帽’，還得讓他們學會技術和本領，真正提高生活品質。”

教育扶貧確保“一個不少”

義務教育扶貧資助工作學校校長和鄉鎮屬地雙負責制是江西省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創建的一項制度，其目的在於讓每個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品質的教育，確保教育資助不漏一人、不錯一人，做到資助全覆蓋，確保建檔立卡戶就學子女不因貧失學。這項制度在全國屬於首創。

“在對貧困家庭子女的教育資助中，省裏相關部門發現有些貧困家庭由於知識和能力水準有限，對如何申請的有關事項和流程並不清楚。為此，2018年2月，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江西省2018年脫貧攻堅‘春季攻勢’行動方案》。”在上饒市德興市舉行的座談會上，調研組了解到，“春季攻勢”重點從制度上強化了義務教育扶貧資助政策學校校長與鄉鎮屬地雙負責保障，明確要求學校負責全面落實在校就讀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學生資助工作。

“德興市各校全面落實‘雙負責制’，有的地方還建立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雙線負責制’，形成‘縣教育局→學校（幼兒園）→班級→教師’‘縣扶貧辦→鄉鎮扶貧辦→駐村工作隊→幫扶幹部’的教育系統與鄉鎮屬地雙線保障機制。”德興市政協主席劉德獎表示，落實“雙負責制”，進一步壓實責任，形成教育扶貧的工作合力，有助於杜絕因貧輟學現象發生，從根源上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據了解，為加強貧困學生資訊的比對，江西省建立完善了“江西省建檔立卡貧困學生管理系統”，對學生資助數據實行動態管理。省教育廳與省扶貧辦共同下發《關於建立建檔立卡戶學生資訊聯合核查機制的通知》，對建檔立卡學生資訊實行共同審核、動態調整、定期對接，解決學生資助資訊數據精準問題，2018年，比對數據量達121.8萬人次。

“在‘雙負責制’的推動下，全省1531個鄉鎮（含街辦）、7583所義務教育學校都簽訂了責任狀，確保不讓一個適齡孩子因貧失學。”江西省僑聯黨組成員、副主席羅麗都表示，2018年全省共發放學生資助金41.26億元，惠及151.24萬人（不含義務教育免學雜費免教科書），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47.22萬人，資助金額10.54億元。“今年4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對江西‘雙負責制’等做法給予充分肯定，認為具有一定的示範效應。”

“脫貧攻堅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僅是單純地提高貧困群眾的每人平均收入，更重要的是要綜合提升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徹底鏟斷貧困地區的‘窮根’。”聽完介紹後，邵旭軍委員表示，江西“雙負責制”加大了“控輟保學”力度，確保每一個孩子都有學習的機會。但也應當看到，龐大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子女基數，給義務教育扶貧工作帶來的巨大挑戰。“數量龐大的建檔立卡貧困家庭子女數，意味著巨大的財政壓力。這就需要政府部門進一步調整完善財政支出結構，統籌整合教育扶貧資金。同時，也要積極拓展教育扶貧資金渠道，充分發揮企業、個人、公益組織等在教育扶貧中的作用，合理引導各種教育扶貧資源發揮最大效益。”

“留守兒童是當前廣大貧困地區不容忽視的龐大特殊群體，他們的教育工作是扶貧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魏英傑委員認為，作為勞務輸出大省，江西農村留守兒童數量較大，不僅要把農村留守兒童納入義務教育精準扶貧重要內容，而且要以中小學校為陣地，家校聯動、多方發力、綜合施策、多措並舉，切實構建起關愛留守兒童成長的長效機制，助力精準扶貧工作實施。

“實施義務教育的‘精準扶貧’，必須找準義務教育存在的薄弱環節及其癥結，對症下藥。”在鄭鈜委員看來，農村學校教師隊伍素質亟待提高是不爭的事實。“今後一個時期，江西農村學校的‘精準扶貧’，應主要集中在與提高教師隊伍素質密切相關的師資培訓、圖書裝備水準和品質等軟體建設上，努力提高教育教學品質。”

“鄉村教育發展的核心在於留住人，不只是留住學生，更要留住老師。”陳式海委員表示，目前貧困地區的師資匱乏、合格教師不足，是教育扶貧過程中最難解決的問題。他建議，努力改善貧困地區教師收入待遇，加大中小學教師培訓力度，為教師提供高層次職業發展平臺，構建優秀人才激勵機制，讓教師能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

徐西鵬委員建議，要加強教育資源共建共用工作，大力推進“網際網路+教育扶貧”，通過資訊技術手段，將名校的優質教育資源輸送到貧困地區，讓貧困地區孩子“同在藍天下，共用優質資源”。

“教育是做好脫貧攻堅的根基性工作，要重視發揮教育在‘拔窮根’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王濟光委員認為，加強教育不僅是義務教育，也包括學前教育、職業教育、技能培訓、美德宣傳等各種類別和形式的知識、技能、觀念傳授。“要積極整合優化職業教育資源，完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面向就業市場調整專業設置，面向社會開展職業技能鑒定等服務。還要加強‘精神扶貧’，提高貧困人口的文化素質、技能水準、品德水準，逐步消除‘等靠要’思想，變‘要我脫貧’為‘我要脫貧’，徹底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

綠色生態構築美好生活

近年來，江西省通過研製精準扶貧、生態補償扶貧標準，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重要民生工程和扶貧舉措，目前已初步形成生態文明理念廣泛認同、生態文明建設廣泛參與、生態文明成果廣泛共用的良好局面。《江西省生態扶貧2019年工作要點》提出，2019年江西省將持續釋放“綠水青山”品牌的生態紅利，加大生態産業扶貧力度、加大生態補償力度、推進生態工程建設、創新生態扶貧途徑，不斷增強林農在生態保護建設中的獲得感。

5月的上饒縣，樹木蒼翠，萬畝油茶林鬱鬱蔥蔥；山腳下，一棟棟白墻黛瓦的民居鱗次櫛比，在陽光的照射下格外美麗。迎著日出，幾個佩戴袖章的人穿梭在山林中，開始了為期一天的山林巡查，他們就是綠色守望者———生態護林員。

據了解，近兩年，江西把實現生態價值與脫貧攻堅深度融合，抓住國家開展貧困人口轉化為生態護林員工作的有利契機，促進貧困群眾脫貧增收。

“生態護林員為貧困戶提供就業崗位，增加了貧困戶務工收入，既護好林、保護好生態，又助力脫貧致富，為貧困戶開啟了生態脫貧新通道，實現生態與扶貧的雙贏。”上饒縣縣長何黨生表示，貧困戶被聘為生態護林員後，家裏農活不耽誤，種植養殖收入不減少，閒時可以在村裏打打零工，生態護林員一年還能領到1萬元的工資。“去年，上饒縣參加生態護林員崗位建檔立卡貧困戶280戶，發放資金280萬元。”

如今，綠色生態不僅成為上饒縣的“燙金”名片，也是江西省一個越來越清晰的發展主題。

“走了全國那麼多地方，還是覺得江西美。這裡處處天藍水碧，空氣清新，滿目青翠，綠樹成蔭。”黃楚基委員由衷地感嘆，“在自然生態、環境保護方面，江西有許多先行先試的經驗，比如，暫停安排林業項目、暫停徵佔用林地審批；加強生態公益林保護，提高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等，都值得推廣複製。”

“生態扶貧並不限于提供護林員等公益崗位。”在和向紅委員看來，工資性收入、生態産業的經營性收入、生態補償等轉移性收入，都能讓貧困群眾從守護綠水青山當中收穫真金白銀。因而，她建議，完善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資金的管理考核辦法，增大生態建設工程脫貧績效考核權重，增強中央財政資金的脫貧帶動效應。同時，要積極推動上下游流域通過合作共建園區、資金補助等方式，建立橫向補償關係，支援林業碳匯項目獲取碳減排補償。

“發展生態産業，面臨‘週期長、見效慢、回報低、融資難’的困難。要解決這些難題，需要新思路和新舉措。”劉以勤委員表示，在生態産業扶貧中，要加強種苗等基礎建設，提升産品深加工水準，搭建展銷平臺，搞好産業風險評估，提高市場競爭力。要積極推進林權抵押、林草PPP、企業自主經營等融資模式，依靠自身收益還款，引導更多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産業扶貧。

與劉以勤的建議相似，朱世增委員也表示，要深入挖掘生態資源的經濟價值，創新綠色金融扶貧模式，建立以引導性財政資金為基礎、受益者合理分擔、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的資金籌集機制，利用政策性銀行長期貸款等市場化機制，擴大資金來源。“成立村級擔保基金（合作社），構建綠色金融發展和風險防控機制，為自然資源産權抵押貸款提供支援，解決分散農戶較難直接向銀行抵押融資問題。”

“實施生態扶貧，必須依靠科技創新，充分發揮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高傑委員表示，要著力解決貧困地區特色産業發展和生態建設中的關鍵技術問題，加快先進適用技術在貧困地區的推廣應用；推進貧困地區基層農技推廣體系建設，加強新型職業農民培訓；加大激勵力度，鼓勵各類人才紮根貧困地區建功立業。

“扶貧工作需要一套科學的、完整的長效工作機制。目前，針對於‘貧困縣’摘帽後，扶貧政策是否具有持續性及脫貧人口會不會因自然災害、政策調整等原因而導致再次返貧的問題還依然存在。”在陳怡霓委員看來，當前生態扶貧還存在長效機制不夠健全、脫貧效應有待提升、後續政策力度尚須加大等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

“通過考察，切實看到了江西省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有力舉措與堅定決心。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江西省的‘産業+就業’‘産業+金融’等扶貧模式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效。”李卓彬表示，希望各級僑聯組織能夠充分發揮獨特優勢，調動廣大僑胞的積極性，協助地方黨委政府將僑界資源與當地扶貧工作精準對接、落到實處，在脫貧攻堅戰中展現僑聯組織的新作為，作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