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墻
公德墻
村裏的小學
秧田村用一堵兩層樓高的墻面，展示它當下所珍視的東西：墻上是村子迄今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資訊，以及哈佛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校名。
自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以來，湖南省瀏陽市沙市鎮這個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個孩子考出了農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碩士。這是村民們引以為豪的。
幾年前，秧田村時任村支書羅澤及提議在村裏立這麼一面墻。他和其他村幹部四處選址，選定了村口處一戶人家樓房側面的墻壁，這樣可以“省一點資金”。
他們去與房主商量此事，對方答覆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墻邊原本是這家的茅廁，為此貢獻出來，改作綠地。
村幹部鄭重其事地委託鎮上一家廣告公司設計墻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舊的墻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個大字：博士墻。
在羅澤及眼中，博士是一種“文化資源”。他的設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讀文化”，並激勵村中孩子讀書，甚至以此作為村子發展的支點。
他很滿意這個位置——在必經的村口，距村裏的小學近，且周圍好幾戶人家走出了博士。村裏又花費3萬多元去省會長沙買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將從網上下載的這位教育家的簡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築的村民做的。
羅澤及認為，孔子是古代的一個文人，立在那兒“有文化氛圍”，“希望孩子們能像博士們一樣，讀好書，出大才。”
在博士們的頭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裝飾的大字——“知識改變命運，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讀傳承”。
這些話都是羅澤及設計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種，養家，供養後輩上學。
在村裏工作26年，他親眼看到，在一個普通的村莊，一批批農村孩子如何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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墻上的那些主角，早已遠離家鄉，有的在大學任教，有的下海創業，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務區擔任公司高管。
如果沒有這面審美奇特的墻，秧田村實在是很不起眼的村莊。秧田村地處瀏陽北鄉，整個瀏陽市分為東、西、南、北四鄉，南鄉盛産花炮，西鄉有花卉産業，東鄉有林業資源，北鄉只有世代耕種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養孩子讀書的目的可以簡化為：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黃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賣苦力。
對村民屈偉員而言，供兩個孩子上學，就是希望他們畢業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偉員的女兒屈婷是那面墻上的第一個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開大學，一直讀到了博士。畢業後，她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她的弟弟屈強強則考入東北大學，成為公務員。
他們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剛上小學的20世紀90年代初，父輩們開始進城打工——中國這場涉及幾億人的城市化進程至今仍在繼續——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兒童。
“我們是最早感受城鄉差距的一代。”屈婷説。
她跟著父母在城裏生活過，當其他農村孩子還在用洗衣粉洗衣、洗頭、洗澡時，她已經可以拿到一小袋洗髮露。
從城裏回村時，她帶了一卷白色衛生紙，結果一些同學各卷了一點回去珍藏——那時，村裏的同齡人還是用舊作業本的紙張做手紙，不認識衛生紙。
屈婷還是當時同學中唯一吃過冰淇淋的孩子，後來她承認，那段經歷在她身體裏埋下一顆種子，“不甘心一輩子在農村這麼待下去”。
她也體驗過打工子弟與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記得自己想參加一個繪畫班，一學期費用20元，被父親拒絕。20元相當於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對於同一面墻上的羅洪濤、羅洪浪兩兄弟來説，刻苦讀書只是為了不再種地。羅洪浪對幼年的深刻記憶是，村民們白天農作，夜晚織布，直到午夜，整個村莊仍然不眠，家家戶戶傳來的，都是“咚咚咚”的織布聲。放學寫完作業，兄弟倆還要給做篾匠手藝活兒的父親打打下手。
學校硬體設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墻四面漏風，學生的手腳常生凍瘡。村裏電壓不穩，電流時斷時續。寒冷的冬夜，半夜醒來發現有電，兄弟倆要爬出被窩寫完作業。夏日更加難熬，為了省鞋，赤腳走路，腳底會被曬熱的石板燙起水泡。
在中國還沒有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年代，他們的父親羅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種田、織布、做篾匠換來的鈔票放在一個布袋裏，等到開學，讓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時還需舉債。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讀書的父母是一種幸運。那時，一學期3元學費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數。羅洪浪是他同一屆學生裏唯一讀書走出來的人。他的同班同學黃立平，成績僅次於他。因為媽媽過早離世，還有兩個弟弟要照顧，黃立平不得不輟學。兩人的命運從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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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那面墻上的昔日同窗，黃立平十分感慨。他當時並不知道，放棄求學，會把自己和別人都衝向不同的軌道。
他仍在家裏務農，把希望寄託在女兒黃心瑤身上。黃心瑤在村裏讀小學五年級，拿到的獎狀貼滿了家裏一面墻。黃心瑤的媽媽武艷姿在當地織布廠上班，四姐妹裏，小妹考上大學後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個。小妹成為武艷姿督促女兒讀書的樣本，“車子都是寶馬，每次給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幾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賺不到什麼錢。
作為一名小學生，黃心瑤覺得這面墻不怎麼好看。坐著媽媽的摩托車去上學時，她每次都會經過這面墻。
有一天，她跟媽媽承諾，一定發奮學習，“到那時候博士墻上會有我的名字。”
墻上的那些名字，標誌的不僅是個人的學業，還是一個家庭的體面。這些農村孩子從大學畢業後，會直接帶來家庭經濟狀況的改善。
屈婷博士畢業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裏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偉員參與了設計，將原來破舊的土磚房改建成了一棟“現代”的小樓。
這樣的小樓在如今的秧田村尋常可見。在村民們看來，修繕一新的樓房意味著家裏“出了讀書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書王豐和就在村民大會上總結過，“哪一家出了大學生，哪一家的生活環境就得到了改變。”
為了鼓勵小孩讀書，每年高考成績揭曉，村幹部都會帶著400元獎勵金，去每個考上重點大學的學生家裏道賀。去年，村裏將獎勵金提高到1000元，範圍也擴大了。産生博士的家庭，門前還會被貼上一個“書香家庭”的牌子。
考上博士的家庭會被加送一塊“博士匾”。屈婷的家裏就有這樣一塊匾，屈偉員將匾挂在客廳，進門即能看見，幾個大字印在一張紅色的紙上，裱在一個1米寬的金色外邊玻璃框裏：“恭維（意為恭喜——記者注）屈婷同學榮獲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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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種禮遇，博士們卻有些戰戰兢兢。他們認為，自己能通過讀書走出鄉村，存在著偶然性。
屈婷覺得，“學習好”像是自己一種保持很久的習慣。
屈偉員起初斷定女兒“不是讀書的料”。女兒成績越來越好，幾乎沒有讓他操過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兒聰明的兒子，最初成績不佳，讀高一時在班級排名倒數。被叫到兒子寄宿的學校去開家長會，屈偉員火了。“你要麼讀好，要麼不讀，不讀把（宿舍裏的）被子拿回去。”屈偉員跟兒子説，“反正有你姐一個了，你姐讀書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電腦。”
自此，屈強強的成績一路上升。屈婷一開始以為這是父親的激將法，後來發現不是。“他就是這麼想的，因為家裏挺困難的，反正有一個已經讀出來了，你讀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讀我也不強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長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覺得，父親最終培養出兩個大學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淪，放棄讀書，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她少年時的夥伴中就有人因偷竊、搶劫等問題坐牢。她認為，或許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種好強的“自證意識”，而這種意識進一步激發了他們。她在城裏讀書時，一位老師曾因她是農村小孩而懷疑她考高分是作弊，這令她感到一種極大的屈辱感，“憑什麼不相信我能考這個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證明的一個意識。”
但在這種“自證意識”背後，她並不真正明晰讀書對一個人的意義。對另一位博士屈維意而言，連考大學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
屈維意當初被送去讀高中，只是因為“太小了，打工可憐”。那時，村裏流行“讀書考中專，拿個鐵飯碗”，而“上高中還要花錢”，並不划算。
考中專落敗後，1.65米高的屈維意去工地上挑磚頭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裏都爛掉了。父親心疼他，供他讀高中，本意是讓他過兩年長大一點再去打工。
高中讀了不到兩個月，屈維意就想要輟學。讀高中要去鎮上，父母耗重金為他買了全家唯一一輛新自行車，他卻弄丟了。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給他做工作，講一個女生自行車被偷後發奮讀書、最後考上大學的故事。他決定發奮，並且第一次有了大學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還有大學這個東西，不知道讀高中後是考大學，因為從來“沒有人給你資訊”。
講起曾經的經歷，屈維意覺得“又殘酷又神奇”。今天，當他在大學裏講起這些時，學生們驚奇不已，大家無法理解，自己的大學老師竟然曾連大學是什麼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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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求學歷程幾乎是博士墻上那些人的共同記憶。他們並不知道，讀書、考大學，是幹什麼、為了什麼。
聽到村裏要建一面博士墻，屈婷覺得以此作為契機，進一步帶動村裏的小孩子讀書是一件好事。畢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經不會出現因貧困上不起學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發小孩子學習的動力。
今年年初，村裏請屈婷為村裏的小學生講課。她左思右想，最後把主題定為了自由。課上，她問他們有什麼目標，一個小朋友説想去法國，屈婷問她怎麼才能去。這個十幾歲的小姑娘想了想，給出的答案是好好學習，還要學法語。還有幾個活躍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還是要打開他們的世界。”屈婷覺得，對小孩子們來説，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喚起他們自發學習的動力，教育不是灌輸，不是考高分，而是喚醒，是點燃。
2017年，當地一位小學校長託人找到屈偉員，請他給全校400多名家長“傳授教育經驗”。屈偉員趕緊聯繫在天津任教的女兒，“我要講什麼，女兒快來幫忙！”屈婷為父親寫了8頁講稿，讓他帶著去演講。
以前，屈婷和弟弟經常成為村民們教育自家孩子的樣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兒童，怎麼成績就那麼好？”這次，她以父親的口吻，回應那些長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讀出來不是因為自由生長，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會有一方回家，保證孩子不會在關鍵時期缺乏愛和陪伴。她以貪玩的弟弟為例告訴家長，應當在發現孩子天性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適當引導。
兩年前，羅洪浪和羅洪濤兄弟倆被村幹部邀請，以“開學一封書信”的形式與家鄉的孩子互動。
他們在信中這樣鼓勵家鄉的小孩：“一個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來給社會給家鄉作貢獻，恰恰是我們從小養成的奮發向上和吃苦耐勞等品質，而非物質條件起作用……農村的成長經歷是我們的寶貴財富。”
村裏的孩子羅慧慧正在城裏讀中學，學校組織學生觀看介紹博士村的視頻，激勵全校同學，“鄉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們怎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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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屈婷感覺到，家鄉已經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一個親戚諮詢她，讓不讓孩子去讀免學費、包分配的師範學校，屈婷很驚訝。這個親戚暑假給孩子報學習班就能花好幾萬元，顯然不是為了省錢。她了解到，選擇師範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當老師穩定，壓力小。”
相比博士墻上的那26人，村民們感慨，這幾年，村裏考取名校的大學生越來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卻沒有一個進入“211”和“985”重點大學。一位畢業于清華大學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樣的環境，以同樣的方式學習，他肯定考不上清華了。
距離博士墻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學，這幾年硬體逐漸改善，土操場鋪上了塑膠跑道，學校配備了幾十台電腦和一架鋼琴。這個有著200多名學生的小學共有12位教師，每個教師平均一週要教15節課。“音體美教師還沒有配齊。”校長無奈地説。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經濟條件的人都開始把小孩送到縣裏讀書，在村裏教書的老師們也給自己孩子報了課外輔導班。
從墻上陳列的26名博士簡介裏能看到這種變化：年齡較小的幾位博士已不是成長在秧田的農村娃，他們有的早早去了市裏讀書，有的從出生起就已經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學生羅妮在鎮裏排前幾名，考入縣裏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學後，卻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這令她一度沮喪。班級前10名都是城裏的，他們入學成績都比她低，卻在入學後輕而易舉超過了她。她不明白這是為什麼，“看他們也不努力，還會玩手機。”
羅妮的父親曾請市裏的高中老師吃飯，老師坦承，很多學校寧願招收生城市學生，也不願意收農村學生，城裏孩子眼界更高，基礎更好。
梯度是一級級排列下來的。作為一個縣級市，與長沙市的名牌中學相比，當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兩人考上清華或北大已經是新聞。
在田家炳中學，老師在課堂上會播放河北衡水中學的跑操視頻，同學們被這個學校的學生跑著去吃飯、等飯時還要隨身攜帶紙條的“瘋狂”所震撼。
羅妮也想成績更進一步。她很納悶，為什麼有些城裏的小孩看起來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農村同學晚上打著手電筒看書，卻一直在班級倒數？
村民們開始傾向於為孩子做一個更穩妥的選擇。羅嬌是本村讀書最好的學生，本可以去鎮裏讀最好的高中，但母親説服她報考了省內一所師範學校，“現在大學生好多，工作不好找，這個穩定一點。”
羅嬌曾猶豫不決，她想考個好大學，但爸爸跟她説理想很美好，沒有幾個人能實現，“就跟做夢一樣”。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學生讀了師範院校，都是鎮上成績名列前茅的學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會選擇這條路。羅嬌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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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墻上那句“知識改變命運”的標語，也遭遇了衝擊。
鎮上的中學教師鄧輔仁，教過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訪，發現有些家長認為讀了大學後也找不到好工作，幹什麼都能賺錢，對供孩子讀書不那麼重視了。“我跟家長説，你就是打工，你讀了大學也比沒讀大學的工資要高。”
對照是明顯的——村民們總將博士墻與村裏的另一面墻“公德墻”作對比。公德墻是在博士墻之後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遠，同樣的高度。“上墻”的12人由村民公投選出，都是回報桑梓的“大老闆”，依照捐資數額排列。第一位“大老闆”的簡介下寫著：為修橋、修路、擴建學校等公益事業樂捐120萬元。
一些博士認為，雖然村民們很重視博士，但對這個群體實際不怎麼了解。屈維意説，農村很多人認為的“有出息”就是能賺到錢。“他們説，屈博士讀那麼多（書），帶領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議共同捐款修族譜，親戚們自然地認為他有義務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錢。
另一位博士曾聽見鄰居説，“（博士）畢業出來肯定得年薪百萬！”
“讀書要變現，要麼當官，要麼賺錢，要麼就白讀了。”儘管相比其他村子，家鄉已足夠重視教育，但屈婷發現，在這層重視下，人們仍把知識作為一種手段。
屈婷已經不記得大學第一志願報的什麼，考入南開後，她被調劑到哲學系，一路讀博，走了一條“最簡單的路”。弟弟屈強強所去的東北大學位於瀋陽，他去該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鵝毛大雪。屈維意則稀裏糊塗報考了武漢的一所軍校，因為班主任告訴他考軍校免學費——他沒想過，也不知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選擇。
考入大學後，屈維意學習航海儀器工程專業。漫無目標的他聽説一位學長保送了研究生，他驚奇，“什麼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説就是有一個更高的學歷，比大學生還好。”屈維意於是給自己定下目標。
他很順利地保送讀研。就在他準備繼續攻讀本專業時，一位學長跟他講：“搞什麼技術！你看那些搞指揮的，當個團長就有專車了。”
“人家説什麼好，就去幹什麼，自己也沒有辨別能力，其實我對指揮技術完全不懂。”屈維意放棄了本校保研，轉到另一所軍校讀航海指揮方向。直到後來，他才發現自己錯過了一個多麼好的機會——被譽為“中國電磁彈射之父”的馬偉明院士當時是系主任，要挑一個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來有機會跟著馬偉明深造。當年保送的研究生裏，他是第一名。
屈維意遺憾地説，“那時候（讀指揮）完全是錯誤。”
像是一種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沒有清晰的意義指向，沒有前人的經驗可借鑒，也沒有準確的自我認知和規劃，屈婷把他們的這種狀態理解成“相對不自由”。一位同年級校友的經歷讓她很觸動。這位校友高二時便跟隨父母去歐洲遊學，選擇讀南開是覺得個人性格太浮躁，與南開沉穩的校風互補。選擇英語專業是因為知道一個國際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語言工具，大學期間，校友又選修了國際貿易，畢業後如願進入一家投資銀行。
“這就叫自由。經過選擇的叫自由，沒經過選擇的不叫自由。”屈婷覺得，校友是領著命運走，而她，是被命運推著走。
小學二年級時，喜歡讀書的屈婷從父親那裏得到了瓊瑤的言情小説《水雲間》，讀得津津有味，後來她才意識到這類書籍並不適合小學生。父親沒有這個意識。她轉念一想，自己還算好的，很多農村孩子一本課外書都沒有，而她還可以在外祖父的家裏找到一本《西遊記》。
這些讓屈婷反思，在農村，即使重視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讀書是為了有更好出路”一層。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環境的遠見不現實，願意供子女讀書就已難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開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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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屈婷堅信讀書仍是正確的選擇。她想讓家鄉的人明白，儘管農村孩子會受到原生環境的限制，儘管不是每個孩子天生會讀書，儘管讀了書也不一定能掙大錢，但每個人應該去儘量爭取受教育的機會。
屈婷有兩個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沒上過大學，但都接受了教育，一個高中畢業，一個讀了技術學校，“我伯母掏錢供他們讀。這就叫重視教育。即便不知道將來幹啥，也要送孩子去學習。”兩個哥哥在教育子女上達成共識，即使是做生意，讀過書的人也比沒讀過書高一個層次。
“讀書仍是農村孩子改變自己命運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徑，努力讀書、讀好書就是大多數人應該做到、爭取之後也能做到的事。”這對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講稿中這樣寫。
走出去的博士們開始傾盡心力，培養自己的下一代。屈維意買了最好的學區房，“咬著牙也得買”。屈婷則為孩子報了音樂班，讓因20元不能報畫畫班的事情，不會在女兒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勞動力外出務工。這幾年，村裏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閒的體育館，也有供孩子們打球的籃球場，堪比一個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區，但這裡更適合養老。如果村民留在家鄉，只能選擇種植水稻和煙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織布廠打工。村裏的年輕人為了賺錢走向全國各地，最遠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黃心瑤的媽媽在村裏務農15年，在田裏多年沉積的濕氣令她手痛難忍，“實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鎮上賣了5年衣服，因家裏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當地織布廠上班，一年只能掙到兩萬元。
“應該把資源集中起來搞集體經濟。”屈維意在大學做過水庫庫區移民的研究，回鄉時，他對村幹部建議，要扶持個別人帶頭做産業，以讓留在村裏的人有更多謀生選擇。
最令屈婷憂慮的仍是家鄉的教育問題，“沒辦法，只能一點點去突破。”她還想過，老了之後，就回村裏教書。
去年，村裏建立了一筆教育基金，20多萬元，都是從村民處募捐所得。一位村幹部説，希望這筆錢能用在激勵小孩讀書上，不是讀到博士才給獎勵，而是給從小成績好、有特長的“潛力股”。
博士墻設計時，博士們發回的圖片風格並不一致，有人穿著學位服，有人仍是便裝。村民們將這些照片和人物簡介區域的底色確定為不易脫落的銹紅色，然後將圖片一張一張粘在板子上，再釘到墻上固定。每個人都希望，在風吹日曬雨淋侵蝕下，墻上的資訊能保留得更久一點，村裏的孩子放學回來，每天都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