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用心、用情、用力，做好這項韆鞦工程——全國政協“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雙週協商座談會綜述
由京杭、隋唐、浙東運河三部分共同組成的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發年代最早、空間跨度最大、使用時間最長的運河。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大運河文化帶的建設，2017年曾兩次作出重要的指示、批示，強調大運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
今年2月，中辦、國辦印發《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許多政協委員呼籲借《規劃綱要》之機對推動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進行座談、協商，以便更好地集思廣益、凝聚共識，推動《規劃綱要》的落實。
5月24日上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主持的十三屆全國政協第二十三次雙週協商座談會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圍繞如何“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12位全國政協委員及專家學者談了自己的想法，提出意見建議。
此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奇葆率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調研組，先後三次赴山東、江蘇、河北等地進行了專題調研，還組織政協委員召開多次研討會，與有關部委進行了會前協商，並錄製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短視頻。同時，在全國政協委員移動履職平臺上，委員們也是踴躍發言、討論熱烈，為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落實好《規劃綱要》積極建言資政。
■加強文化遺産保護
大運河沿線有8省（市），包含40多個市區縣、50余處遺址和40多個古鎮及文化遺産項目，這樣龐大體量的線性文化遺産，需要進行整體性、搶救性、預防性保護，構建繼往開來的璀璨文化帶。
博物館作為文化遺産的展示平臺，能夠給人以最直觀的感受。然而在調研中委員們發現，大運河主題博物館的文物展品匱乏、展覽內容單調重復、缺少吸
引力的現象比較突出。“究其原因，都是源於對運河文化遺産資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不夠。”全國政協委員、文物出版社社長張自成認為，目前對大運河文化遺跡遺物和文獻檔案資料的“家底”還未摸清。
對此，國家文物局局長劉玉珠表示，目前，大運河沿線的重大遺址遺存和所涉及到的文物，經過國務院有關單位的普查，已經基本弄清。但相關檔案、文獻以及民間資料，分佈于各個不同部門、圖書館、大學、機構甚至是個人，涉及面很廣，客觀上來講“摸底”難題很大。“下一步會考慮對於大運河整個沿線文物數據的收集、整理，確確實實納入到工作日程上來。”劉玉珠説。此外，國家文物局對已經發現的或沿線博物館已有的文化遺産，怎樣更好地向社會開放，會採取一些實際的步驟。
《規劃綱要》遵循“科學規劃、突出保護，古為今用、強化傳承、優化佈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則，明確了大運河“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總體思路。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原院長、研究員張廷皓通過多次調研，發現運河沿線各省市各部門雖然對於文化遺産保護的積極性很高，但與《規劃綱要》的要求還有不小的差距。
“比如，大運河沿線重要歷史文化名城聊城，不經批准恣意拆建；鎮江宋元糧倉遺址完整發掘後，大部分遺存被住宅小區建設破壞，致使該處重要遺址無法列入世界遺産名錄；淮安發掘出大運河故道的明代初年板閘遺址，由於不能列入世遺名錄、也未納入國保範圍管理，四年來一直回填保護，無法建成考古遺址公園……”張廷皓舉了許多例子。他認為，由於歷史以及其他原因，大運河遺産和文物的考古學認知比較薄弱，嚴重影響了綜合研究的效果。
由此看來，大運河申遺成功後的監測和監管，需要上升到國家層面，由發改委、文物局等有關部門共同組織、資源共用，以便及時發現問題並進行整改。
當然，大運河不僅包含大量的物質文化遺産遺跡，更有非物質文化遺産需要被挖掘、傳承、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承人，還有運河沿岸的生活方式正在消失。”全國政協常委，浙江省知識分子聯誼會會長、杭州師範大學原校長杜衛説。
“這幾年在非物質遺産的保護方面，國家有關部門做了很多工作。現在我們既有一定的成效，同時也面臨著很現實的挑戰問題。”文化和旅遊部黨組副書記李金早説。
劉奇葆認為，與多數文化遺産不同，大運河文化遺産有其特殊性：一是大運河是流淌的、活態的，不是靜態的文化遺産。二是大運河文化遺産的分佈不是一個點、一個面，而是由點、線、面共同構成的巨型帶狀大遺産。三是大運河文化遺産今天總體上仍在使用，並不斷被注入新的內涵。這種獨特性，決定了對大運河文化遺産的保護不應是守成的靜態保護，而應該是積極的活態保護。這種活態保護，既包含科學保護，也包含有效功能延續和合理利用，是對文化遺産保護提出的更高要求。
■“水”是命脈是基礎
《規劃綱要》提出，在紮實做好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的基礎上，科學配置和優化調度水資源，重塑大運河“有水的河”現實載體；同時，在大運河文化帶的主軸和具備條件的其他有水河段兩岸建設綠色生態廊道，構建山水秀麗的綠色生態帶。
在調研中，委員們看到運河水的現實情況是：黃河以北運河除城區景觀河段外，有河皆幹、有水皆污；黃河以南運河河段水質普遍較差；運河防洪、排澇、供水、航運、環境、生態等多功能的衝突不斷出現；運河水工文化的保護傳承利用在力度深度廣度上都不夠。
“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文化，首先要做好水這篇文章，將大運河打造成有水的河、清水的河、有價值的河、有文化內涵的河。”為此，全國政協委員、水利部南水北調規劃設計管理局局長朱程清建議，加快提升南水北調東線輸水能力，優先保護水資源，統籌發揮水功能、規劃好大運河在當代的使用價值，同時保護利用水工遺産，將水工文化與航運文化、歷史文化等進行深度融合。
沿線河道淤積富營養化嚴重，部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年久失修，違章建設、違規排放等行為時有發生……這些現象都時刻在提醒我們，加強河道保護和生態修復刻不容緩。
委員們認為，運河“河長制”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制度，在大運河沿線各個省市地區，“河長制”已有了全面覆蓋。“大運河各級河道河長要有名有實、責任到位，形成‘一河一策’綜合整治方案。”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劉佳義説。同時，他建議明確水質和大氣品質的達標要求，協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綜合治理；各地要從實際出發，分地域、分階段、分標準實現有水、通水、通航。
“大運河沿線省、市各級黨委政府及涉河事務部門和單位，適時普遍地開展《規劃綱要》的學習宣傳活動，努力營造學習貫徹《規劃綱要》的濃厚學習氛圍和良好學習環境，把思想認識統一到《規劃綱要》精神上來，把智慧和力量匯聚到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建設中來。”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孫慶聚建議，大運河沿線各地黨委、政府都應結合大運河岸線自然生態的保護修復優化，把大運河綠色生態廊道建設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當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任務，切實抓緊抓實抓出成效。
■把大運河還給人民
在調研中，委員們發現：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企業把某些古鎮整體買下來，把原來居民全部遷出或安置到鎮外，然後引入商戶進來經營。這種模式不僅破壞了歷史城鎮的真實與完整，不利於相關文化遺産和原生態文化的保護傳承；也沒有堅持以人為本，讓人民群眾從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中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中國大運河畔，建起了“歐洲風情小鎮”？這並非玩笑，而是調研中委員們發現的真實情況。此外，委員們還注意到，運河沿線古鎮古村存在規劃設計重“物”輕“人”、功能業態重“客”輕“主”、文化挖掘重“硬”輕“軟”等現象。
“比如，倣古街區雷同、一些倣古建築與當地運河古鎮風貌並不協調；基層政府期望以古鎮古村拉動地方經濟發展，過度注重旅遊功能開發；村鎮歷史文化內涵的挖掘整理嚴重滯後，百姓與運河的情感聯繫日漸淡漠。”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金永偉舉例説。
要改變這些現象，金永偉委員建議，國家有關部門要加大指導力度，確保《規劃綱要》在地方落實過程中不走偏；古村鎮的保護展示要充分尊重當地居民意願，重新建立起大運河與村鎮居民的血肉聯繫；鼓勵沿線百姓自發地參與，讓運河的傳説故事、絕技絕活、風味美食、民風民俗重回民眾日常生活。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牛克成認為，隨著清代以後大運河實用功能的消退，大運河的歷史完整性即已不在。這就需要通過文創産品等手段復原運河的曾經模樣，講好運河故事，喚醒運河文化記憶。“目前，大運河文化創意産品從設計研發到製作行銷，都還處於草創階段，其整體水準亟待提高。”他説。
“要進一步發揮特色小鎮的作用，推動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有機融合。”杜衛委員建議以歷史經典産業、時尚文創等特色小鎮為載體，推進運河沿線的中華“老字號”保護傳承和時尚文創産業發展，同時，構建“大運河特色小鎮聯盟”，加強旅遊資源與線路的跨區域整合。
杜衛委員在浙江調研時發現，隨著文化産業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大運河浙江段沿線集聚了70余個以茶葉、絲綢、湖筆、黃酒、書法等歷史經典産業和時尚、資訊經濟、旅遊、金融等産業為主導的特色小鎮，成為浙江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的重要載體，為大運河浙江段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賦予了浙江大運河文化新的時代內涵。
“我們談到長城旅遊馬上想到八達嶺、居庸關、慕田峪等；説到遵義、井岡山，立即想到紅色文化旅遊。談到大運河旅遊，大多數人並不清楚。大運河文化與旅遊融合的內涵建設有待開展，運河文旅融合影響力與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産聲名不相匹配。”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副院長郭媛媛説。
對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連維良表示，文化旅遊融合發展是《規劃綱要》重要的思想和要求，從推動落實的角度，要深化重大工程的研究和實施、構建區域協同發展機制、推動實施一批融合發展的示範項目、加強標準的謀劃和制定。
雖然大運河要達到長城、長征的“響亮”程度，還需要一個過程，但委員們相信，假以時日，它會以一個驚艷的面貌呈現在人們面前。
劉奇葆副主席表示，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人是中心是根本，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古鎮活化、旅遊開發、産業發展等都應緊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忘把群眾利益放在首位，著力改善人民生産生活，把大運河還給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