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創新驅動發展”專題協商會綜述

在以技術實力為基礎的經濟“戰場”上，我們不可能設想用對手製造的工具擊敗對手。

曾經，在技術差距較大的領域，我們有機會引進別國的成熟技術、學習和利用別人的先進經驗，通過引進、消化、整合創新，在許多工業領域和中低端産品上取得長足進步和矚目成就。然而隨著中國諸多領域的技術開始向高端挺進，“卡脖子”成了在科技創新過程中最常碰到的“硬骨頭”。

5月14日，全國政協“創新驅動發展”專題協商會上，近百名院士委員共商“創新”大計。在科學技術的道路上從沒有捷徑可以走，堅持自主創新，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問題，是院士委員們內心最深沉的呼喚。

■“系統性”解決分散的問題

“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強，關鍵核心技術短板問題凸顯”，這是寫進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句話。

在全球科技創新加速的趨勢下，通過自主創新之路補齊這個“短板”是必由之路。

“某些産品或者某項技術被‘卡脖子’只是一種表像，更深層次的根源在於，我們在創新的環境和機制上被卡住了脖子，影響了創新能力。”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委員在多年量子通訊技術的研究中，沒少遇到被“卡脖子”的事情，有一個切身感受是，我們對於若干關鍵領域的長遠規劃和頂層設計還是有所不足。

拿一個成熟的晶片産業來舉例，潘建偉介紹道，要依賴從相關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再到産業化的全鏈條順暢發展、長期積累而形成的優勢。但就我國而言，由於聚焦長遠的系統性佈局有所欠缺，基礎研究總體上得到的支援偏少，而研究本身又往往停留在論文上。“對於若干技術突破，即使在指標上已滿足應用的需求，但在工程化方面受限于整體工業水準，往往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産力。”潘建偉説，而到了産業化階段，企業長期以來抱著“能買就買”的心態，片面追求儘快獲利，研發的動力和能力都不足。

如此一來，上中下游都存在缺陷，關鍵領域的創新能力就會受到影響。

中國科學院院士吳一戎委員有著同樣的感受，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一個科學發現出現後，很快就會有利用科學發現的顛覆性技術，這些顛覆性技術又再造或升級了相關産業。“因此當今的科技創新必須有一個完整的長鏈條，串起各個科技創新要素，才能完成最終的創新。”吳一戎説。

融合、系統、統籌，這是委員們在談到創新鏈時的高頻詞。

“聚焦卡脖子技術，要系統性統籌規劃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在中國工程院院士錢鋒委員看來，要解決問題，“摸清家底”是基礎。“結合大宗原材料工業和下游戰略性新興産業的發展基礎、規模、增速和未來增長潛力，以需求為導向，由政府組織技術需求側和供給側各領域的專家，從基礎研究到技術創新再到工程應用逐個分析産業鏈條，尋找需要突破的關鍵理論和核心技術瓶頸，厘清哪些地方被卡住了脖子，系統規劃哪些核心技術需要重點突破，用什麼樣的方式去突破。”錢鋒説，然後整合科技資源，構建需求驅動的協同創新鏈，研發一批具有全局性影響、帶動性強的原創性關鍵技術和系統。

創新要素融合中，研究團隊的融合是要義之一。

2013年，高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啟動，經過全國有關領域學術與管理專家的多次論證與充分競爭，在涉及我國核心技術領域的科學前沿領域分兩年遴選認證了8個科學前沿協同創新中心。

來自高校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傑委員對這些協同創新中心非常熟悉，“通過協同創新中心開展的跨學科融通創新，促進了理、工、農、醫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深度交叉融合，在解決前沿科學複雜問題上實現了重大突破，並成為相關領域的科學智庫，完全可以成為針對解決‘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研究問題、形成聚焦式長期研究的穩定團隊。”

■解決關鍵問題需打破“慣性”

汽車發動機、航空發動機重不重要？

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兩院院士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工業母機……等瓶頸仍然突出，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其中“工業母機”就是高端數控機床，直接關乎汽車和航空發動機的國産化。

中國工程院院士林忠欽委員參加了多次數控機床專項的監督評估工作，他發現，一個新的數控機床産品需要通過大量應用才能逐步成熟可靠，但應用單位不願意承擔這個過程的風險和壓力，寧肯花高價直接購買國外機床，造成國産機床得不到應用、成熟和完善的機會。

“航空發動機是製造業皇冠上的明珠、製造工藝與裝備系統更加複雜，如果同樣依靠國外進口機床，後果不可想像。”林忠欽的建議顯得有些急迫，希望有關部門能拿出有效對策扶持國産機床在航空航太、汽車等重點領域的應用和推廣。“過去30年我國機床工業一直在持續不斷努力，其實高檔數控機床並非高不可攀，難就難在我們是否能夠主動用自己的産品。”林忠欽説。

換句話説，支援自主創新就要解放思想，要有從行動上支援國産的勇氣和魄力。

與此同時，在委員們的建言中，需要改變的還有科技資源配置模式。

“要改革‘機械化’‘切蛋糕’式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把增量資源向新興領域和‘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方向集中。”中國科學院院士譚鐵牛委員反映説，目前科技預算和資源配置模式簡單、老化，關鍵技術得不到及時支援。我們一方面要從國家戰略需求出發，就當前卡脖子的“燃眉之急”和制約長遠發展的“心腹之患”謀劃一批重大項目，充分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準；另一方面，要根據第三方權威的國際研究前沿發展態勢分析，把新增資源向前沿、新興領域集中，真正把“好鋼用在刀刃上”。

從某種意義上講，近年來我國在重大項目和重大科技專項上的投入並不小，但因為缺乏系統性和統籌考慮，同水準重復成為一個“槽點”。

同樣致力於讓“好鋼用在刀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左寧委員建議，要以國家實驗室、重大項目、政府基金等為抓手，把以國家主導的科研創新體系與企業主導以市場競爭為主的科研創新體系相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局面。

從華為在5G技術上的領軍地位，核心關鍵技術的突破，企業主體作用不容忽視。

中國工程院院士馬永生委員來自企業，從企業參與核心技術突破的角度，他深以為，要從國家戰略層面強化科技與産業的深度融合，堅持問題導向和需求牽引，著眼支撐當前産業發展和引領未來産業發展，對標世界科技前沿，凝練關鍵科學問題、技術問題和工程科技問題，努力搶佔科技和産業發展制高點。“國有企業結合自身特點，以市場化為導向，進一步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通過建設‘科技孵化器’，推動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産力。”

中國要發展，就不可避免地要與發達國家相遇在這個“正面戰場”。

正所謂，狹路相逢勇者勝。進步和實力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