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委託民盟中央年度重點考察調研紀實

原題：數”化萬物“智”在融合

——中共中央委託民盟中央“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年度重點考察調研紀實

■編者按：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數字經濟以數據為要素，以網路為載體，以資訊通信技術融合應用為推動力，帶來全新的網路基礎、産業結構和生態。數字經濟本身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是實體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同時數字經濟通過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又能為實體經濟賦能，對傳統産業實施數字化改造升級，可以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轉型最為關鍵的“成本、品質、效率、效益”等痛點問題，是目前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新路徑。

雪崩的時候，沒有一朵雪花是無辜的。

2018年，全球經濟疲態盡顯。位於東半球亞洲版圖上的中國，受國內外複雜形勢影響，實體經濟下行壓力陡然增大。

與實體經濟的寒意潺潺相比，中國數字經濟近年來的表現可謂逆勢而上，表現搶眼：根據上海社科院研究顯示，中國數字經濟增速已連續三年排名世界第一。2016年到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達到了74.07%、57.50%和60.00%。

可以説，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要加快發展先進製造業，推動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這一高屋建瓴的論斷，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指明瞭方向。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以數字經濟助推實體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發展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重要驅動力，也是實現經濟高品質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從三月下旬玉蘭花開，到四月中旬楊柳青青，受中共中央委託的民盟中央重點考察調研活動開啟。充分考慮自身優勢和特點後，此次調研主題確定為“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促進經濟高品質發展”。調研兵分兩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禮帶隊赴重慶和浙江調研，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陳曉光率隊赴廣東和貴州調研，期間民盟中央還委託民盟地方組織同時在各地進行補充調研。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一個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圖景，漸次展開，這期中有驚喜、有敬佩、有興奮，當然也有疑惑、有遺憾、有期許。無論如何，世界經濟未來一定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戰場，我們抓住了這個方向，儘管仍在路上。

一頭冷與一頭熱

重慶、浙江，廣東、貴州，在兩路調研中，儘管各地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基礎不盡相同，但四地對數字經濟的“認識”都非常清晰。

“主政”山城重慶的陳敏爾書記，在浙江和貴州時就以抓大數據工作而“著稱”。黨的十九大提出數字中國的概念，重慶經濟又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重慶市委市政府搶抓機遇，出臺了大數據智慧化行動計劃的文件，在全市掀起數字經濟智慧化新的高潮。同樣，貴州是首個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也是國家大數據技術創新試驗區，原本就在大數據産業上進行了提前佈局，實現後發地區“彎道取直”，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打下了一定基礎。

而同樣是聚集了一批數字經濟的網際網路龍頭企業，廣東省政府出臺了省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先後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浙江省委、省政府則積極部署實施了數字經濟“一號工程”，聚焦浙江省數字經濟5年倍增行動計劃，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可謂有行動、有舉措、有成效。

可以説，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向高品質發展的轉型期，數字經濟作為新動能，對實體經濟的拉動作用毋庸置疑。

但在調研中，有些毋庸置疑、不言而喻的道理，要真正做到，還需要一段距離。

“我們企業是做數字工廠的，當跟傳統企業談合作，提出制定智慧化數字化改造方案時，有的企業態度非常直接，就問能不能帶來新的更多訂單，不能就免談。”在深圳調研時，速加網創始人兼CEO向調研組反映，對於實體企業而言，他們關注的首先是訂單、其次是資金，這樣他們才能活下去，然後才是效率，也就是活得更好。

這是在改革開放前沿佔地、市場經濟發達的深圳。其實在浙江、重慶和貴州，這樣的聲音同樣存在，其中在小微企業中數字化改造積極性不高的情況更為普遍。

能力不足、技術儲備不足導致企業“不會”數字化；數字化投入風險大、效果不可預知導致企業“不敢”數字化；跳不出傳統發展模式、依賴原有路徑導致企業“不想”數字化。尤其在亟須融合帶來轉型動能的工業網際網路領域，網際網路平臺商、服務商的熱情和積極性要遠高於工業企業。

“一頭冷一頭熱”，調研組兩路在四地輾轉，這其中有地域間溫度的變化，也有融合中發展的“冷暖”。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從來不是矛盾。

作為《貴州省大數據産業發展規劃綱要（2014-2020年）》主要起草人之一，民盟中央科技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電子資訊産業發展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安暉認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是一個非常寬範疇的事情，做起來一定要具體細化。“要在産品、生産到銷售等領域，從實體經濟的角度找出高品質發展的需求在哪，數字經濟對這些方面的影響各不相同，有的是替代性的，有的是提高性的，要能供需對接才能激發積極性。”

標準，融合的暗號與密碼

在深圳華龍迅達資訊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調研組看到了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最真實場景。

一個木星工業物聯網平臺，直接打通了控制技術和資訊技術，搭建起工業製造與資訊技術的橋梁。通過虛實映射，製造車間裏每一台機器都在平臺的虛擬場景中有一個“替身”，每台設備産生的大量實時數據直接傳輸到平臺相應設備上。

“最重要的是，我們可以通過平臺直接控制和操作現場機器。”企業負責人帶著調研組一行來到一塊演示板前，“假如某一台機器的保護蓋沒有蓋上，虛擬機器上的保護蓋部分就會立刻報警，指出具體問題所在。”該負責人説，相比較傳統的人工操作，我們可以通過虛擬端的控制，直接把打開的保護蓋再蓋上。

其實調研組看到的只是模擬場景中很小的一個示例。目前華控迅達已經創建了包括風電、煙草、醫藥等上千萬個模型，供全世界各行業使用。

華控迅達是調研組兩路考察的40多家在融合上有特點、有經驗、有成效的企業之一。但即便在這些先行先試的企業中，也並不都是一帆風順。

“和全球連接、易於標準化的消費網際網路不同，工業網際網路標準化難度大，門檻高，不僅涉及的生産設備多種多樣，且業務鏈條長，模型複雜，若不能和工業領域的技術深度融合，工業網際網路還是‘兩張皮’。”在調研中，不少企業反映，IT和OT（涉及工廠內自動化系統的操作技術）很難打通，往往是IT與業務分離、甚至嚴重分離。

無論是産業技術標準還是統計標準，標準缺失是企業反映的幾個集中問題之一。這使得部分就算已經參與融合的企業也實際上是各做各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企業與行業之間，政府與市場之間，都還缺少一道融合的橋梁。

從政府層面，多頭管理現象仍不能避免，就算是在將數字經濟打造成“金名片”的浙江，為大力推進數字經濟“一號工程”，浙江省成立了由省長牽頭的數字經濟發展領導小組，但在各省級部門層面，數字經濟的發展工作條線仍然存在一定的混亂。例如“數字産業化、産業數字化”相關工作由省經信廳統籌，“數字浙江”相關工作具體由省發改委落實，而涉及網路安全等又牽扯到省網信辦，相關大數據工作成立了大數據管理局。

所謂“上面千條線，地下一根針”，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需要的是一個沒有資訊的“孤島”，數據充分流動的、統籌協調的整體。

“要知道數據在各個部門沒有統一的標準，整合起來非常困難，數據之間相互不能相容匹配，也讓企業無所適從。”湯倫華是做數據採集的，他對標準缺失、數據混亂造成的難題感同身受。

在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局長馬寧寧看來，統計標準上多頭管理和口徑不一的問題，需要高位統籌。“這個現象表面看問題出在數據上，但其實還是行業統籌的問題，需要打破一些體制機制的藩籬，而産業技術標準完全可以由龍頭企業牽頭制定，提高融合效率。”

以政府為主導，企業做好配合，共同把頂層設計和支撐保障體系建設做好，這也是調研組認為夯實融合基礎的關鍵所在。

破解“卡脖子”的核心技術難題

無論以網際網路技術為基礎的數字經濟，還是以裝備製造業為基礎的實體經濟，關鍵技術稱得上是融合發展的“命脈”。在工廠和車間，還是在園區和院所，調研組一行最關心的還是設備的核心技術是不是自己的。

“您看到的這些機器都是我們的自主智慧財産權。”在航太電器集團有限公司的智慧裝配車間，相關負責人告訴調研組。但是在座談會上，再次直面這個問題，負責人的解釋更為確切：智慧設備的框架是我們自主智慧財産權的，內部的核心零部件還是進口別人的。

在廣東省給調研組出具的一份數據顯示，廣東省積體電路自給率只有14%左右，無線射頻晶片、感測器等5G核心關鍵技術80%以上依賴國外。東莞智慧手機産出量佔全球的20%，但作業系統、觸控屏等核心技術則由谷歌和三星掌握。

“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解決技術供給問題，通過突破數字經濟的關鍵核心技術來有效激發實體經濟的新動能，為做強新興産業、壯大基礎産業、佈局前沿産業提供技術支撐和安全保障。”針對在關鍵核心技術上的“卡脖子”現象，民盟中央科技委員會主任、創新方法研究會秘書長周元認為，當務之急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和産業發展實際需求，加快數字經濟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突破，同時加快培育重大原創成果，解決“卡脖子”問題，集中力量突破晶片硬體和基礎軟體等短板。

令人欣慰的是，調研組也發現像易鯨捷資訊技術有限公司這樣掌握了核心技術，且具備成為全球標準潛力的企業。

“易鯨捷掌握了融合型數據庫的核心技術，研發的先進産品已經應用於國內外市場，對於我國自己掌握核心數據資源具有重大支撐作用。”易鯨捷執行董事李靜説，要知道此前中國數據庫市場一直都是被甲骨文、微軟與IBM等國外巨頭壟斷。

但李靜也不是沒有煩惱，她最迫切的願望是，政府有關部門或者有關行業，能夠開放更多的場景給擁有自主智慧財産權核心技術的企業。“比如銀行系統內部數據庫的使用，現在我們與兩家貴州省內銀行達成合作協議，未來希望能有更多的銀行能把一份信任交給我們。”

這個遙遠的“呼籲”與廣東省工業和資訊化廳副廳長吳東文不謀而合，他同樣認為，政府要做的是把融合環境基礎打好，開放更多的場景讓企業去應用，才能不斷積累經驗。如果我們有關部門一方面支援推動融合發展，另一個方面每個部門又卡得很嚴格，那這些融合實踐是無法進行下去的。

“人”是一切發展的根本

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局長馬寧寧戲稱自己是“貴漂”。事實上，隨著大數據産業的發端，西部省份貴州為了引進人才可謂使出渾身解數。

廣東省也不是很樂觀。在網際網路産業領域，數據顯示，廣州市人才吸引指數為負數，是一線城市中唯一的數字經濟人才凈流出城市。

對於企業而言，隨著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企業急需既懂大數據分析技術又懂得相關業務知識、既有網際網路思維又理解製造業痛點的複合型人才。

“但現在不少從事網際網路工作的人對製造業沒有概念，最後做出來的東西自己覺得很好，實際上完全不能應用，達不到支撐製造業與網際網路深度融合的要求”，浙江省人力社保部門透露，儘管浙江省網際網路人才濟濟，有關方面也不是沒有短板。

人才的問題，離不開對教育體系的探討。

調研中，作為人才需求方，地方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呼籲國家能加強高校重點學科建設，調整優化學科專業結構，加強多學科交叉整合，開設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等相關課程和專業。

同時調研組認為，還可以鼓勵高校、科研院所與地方政府、行業龍頭企業、産業園區共建産業學院，建立以市場需求、行業標準、職業需要為導向的人才培養體系。

其實，調研組在西部著名“職教城”重慶永川，也看到了職業教育在融合發展中發揮作用的可能。

永川目前有15所高等職業院校，在校學生規模達到12萬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不僅要依靠高端人才持續創新，也要重視那些知識型、技能型、應用型的基礎型人才，即‘數字工匠’。”永川有關方面負責人坦言，要鼓勵企業與職業院校進行有針對性的合作培養，鼓勵企業通過社會化培訓體系升級實現人才轉型。

兩路隊伍，十幾天時間。在當前國內外複雜形勢的宏大背景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將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過程。調研組認為，現在這個階段首要把握好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既遵守市場規律，又懂得主動作為，只要找準了方向，剩下的就是堅持下去。在此過程中，針對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中的痛點和難點，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循序漸進，沒有到智慧化階段的企業，先補上自動化改造這一課；另一方面要並行推進，跨越發展，支援具備條件的工業企業率先探索融合路徑，打造標桿和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