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要》出臺，你的樣子越發清晰——港澳委員暢談大灣區建設

新聞背景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數次提及粵港澳大灣區，這讓連日來圍繞大灣區建設建言獻策的港澳委員興奮不已。

大灣區建設，對國家而言，是重要發展戰略；對港澳而言，則是重要發展機遇。從設想到變成現實，港澳委員一直參與大灣區建設。去年全國兩會，大灣區便是港澳委員的核心關注點之一。不同的是，由於不久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簡稱《綱要》）的出臺，中央8項具體措施的公佈，大灣區的樣子越發清晰。再次聚焦大灣區，委員們的話語裏更多了些堅定、信心和力量。

續寫“春天的故事”

雖然大灣區建設大幕初開，而粵港澳合作，早已開始。

40多年前，改革開放從深圳開始，來自香港、澳門的工商界人士就來到廣東深圳，開始參與祖國內地建設。

那個春天的故事，全國政協常委、澳門中華總會會長馬有禮講起時，總是心潮澎湃。“港澳回歸祖國以後，國家大力支援港澳發展，積極將內地改革開放的成果與港澳地區共用。”他説，多年來，國家通過廣東省政府與港澳特區政府簽訂了不少協議，不斷推進三地經濟合作，也打下了三地繼續深入融合的基礎。

由於經常往來香港和廣東有關市縣，讓馬有禮體會最深的是交通的變化。改革開放以前，澳門沒有機場，到內地廣東以外的地方，要提早一天乘車到廣州，路上顛簸，過三個渡口，幾乎一天才到廣州。要到國外，必須坐船到香港。而今天，澳門有了國際機場，可以直達內地和世界許多城市，過了拱北口岸，可以乘坐城市軌道到廣州，只要一個小時，還有四通八達的高速公路，特別是港珠澳大橋貫通後，乘車到香港只需半小時。

“生活工作都非常方便。這是過去想都不敢想的，現在都變成了現實。”馬有禮説，三地便捷的交通網正是三地合作的縮影。

隨著合作的深入，三地融合發展的需求不斷加強。“新一輪的改革發展浪潮，應該從大灣區拉開帷幕。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港澳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更好發揮自身優勢，全面深化與內地互利合作。”馬有禮説，大灣區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擁有3個關稅區、3種貨幣、7000萬人口、1.5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再加上三地優勢互補，香港有國際上最為完善的金融體系，與國際商業接軌的法律體系；澳門有國家定位的國際旅遊休閒中心和葡語系國家經濟發展平臺；廣東有重要的機械製造業、優良的船運碼頭和巨大貨物吞吐量、高端電子生産基地等，未來，大灣區一定會成為內地與粵港澳深度融合的典範。

“超級聯繫人”有了新平臺

在國家發展中，港澳一直髮揮著“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來參加全國兩會之前，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德瑞集團主席魏明德剛赴馬來西亞考察回來。近年來，由於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他常常來往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我國內地之間，是“超級聯繫人”的典型代表。

看到《綱要》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帶一路”建設重要支撐的定位，魏明德很受鼓舞。“粵港澳是我國與東南亞、英語系、葡語系國家乃至全世界的橋梁，借助大灣區建設平臺，我國企業將會更好地走出去。”他説，目前，我國通過“一帶一路”走出去的企業，基建佔很大部分，但基建企業很多並不在大灣區，借助大灣區平臺，可以讓更多這類企業更好地走出去。“比如廣東與黑龍江，深圳與哈爾濱有對口合作關係，黑龍江是重工業基地，這些重工業正好可以通過大灣區走出去。”

經常“滿世界”飛的魏明德，不經意間還發現，無論自己飛往哪，從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個城市出發，基本都能直飛抵達，而這四地之間，因為港珠澳大橋的建立和其他公共交通的開通，往來也變得十分便利。“粵港澳可以説是‘路路通’，有了這些基礎交通，再加上其他優勢條件，大灣區成為充滿機遇的地方，必將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支撐，注入強大活力。”魏明德説。

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港澳不僅聯絡著沿線國家和中國內地，更是直接的投資者和運營者。“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港澳要抓住‘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要機遇。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大灣區讓粵港澳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有了新平臺。”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福建同鄉會會長張明星表示。

與香港不同的是，因歷史淵源的關係，澳門與葡語系國家、歐盟及拉丁語系國家之間在經濟、文化、法律和社會等方面一直保持聯繫。“作為中國與葡語系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臺，融入大灣區建設，澳門可以廣泛聯繫葡語系國家，為‘一帶一路’建設作出獨一無二、不可替代的貢獻。”

展望大灣區的未來，張明星興奮地説，大灣區一定會成為世界關注的投資熱土，還將聚集資源，帶動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真正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

國際創科中心

從“大疆無人機”説起

在深圳，有一個知名的科技品牌——大疆無人機。這個品牌，經常被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浸會大學原校長陳新滋當成粵港成功合作的例子與人提起，因為這是幾位香港大學生創新科技成果在深圳的成功轉化。尤其是《綱要》提出將大灣區定位為世界創新科技中心，陳新滋便更樂於講這個粵港科技完美合作的故事。

在香港從事科技教育工作時，陳新滋對一個現象印象深刻。由於香港國際化水準高，引進並留住了不少具有國際科研能力的教授在高校任教，香港大學生也特別靈活，具有較強的科研能力，相當多科研成果獲得了國際比賽的獎項。“但獲獎之後就被擱置了，真的是特別可惜。現在，有了定位為國際科創中心的大灣區，這些科研成果就可以放大、生産了。”説這話時，陳新滋面露喜色。

其實早些年，陳新滋就看到了香港科技成果在廣東落地的前景。他也建議一家香港企業到南沙成立實驗室，聘用香港、台灣及內地的大學生到實驗室工作，研發鋰電池電解液的添加劑。“現在有成果了，已經在珠海買了100畝地建廠準備投産。”陳新滋説，100畝地，對香港來説是不可想像的，但這正是大灣區的優勢。

正因如此，《綱要》頒布後，香港高校裏的科研工作者和大學生備受鼓舞。而隨著大灣區建設的推進，每年有大量香港青年來到大灣區工作和創業，其中，科技工作者就有不少。

“香港有科研能力，大灣區有成果轉化的基礎條件，建議整合香港高校創新資源，建設香港創新科技中心，推動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陳新滋説，在大灣區內建設香港創新科技中心，推動香港優勢高校和科研資源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生成開放性協同創新共同體，一定能聚集國際優勢創新資源，增強大灣區創新基礎能力，構築大灣區知識創造高地。“屆時，大灣區將成為創新科技的夢想天堂。”

“文化灣區”是內生動力

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港澳委員認為，除了三地的經濟合作基礎，各自的定位優勢，還有三地共同的嶺南文化基因。

“大灣區融合是多方面的，我覺得文化交流是一種讓人內心比較容易接受，也比較容易産生效果的融合交流方式。”龍子明注意到，從全球範圍內的灣區經濟來看，“文化灣區”是灣區經濟發展到中高端階段的重要城市經濟文化形態，是世界一流灣區的顯著標誌。“本身在這11個城市中，也有很好的共同歷史文化。文化繁榮發展肯定有共鳴感，容易出效果。”他認為，粵港澳三地協作保護與活化大灣區文化遺産，可加快提升大灣區文化在國際文化競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

龍子明以粵劇文化和禪宗文化舉例，他説，粵劇在粵港澳三地有很好的群眾基礎，2009年申遺成功，也是粵港澳三地政府聯合申報的。而大灣區禪宗文化歷史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在粵港澳地區普遍地融入藝術與生活中，形成了自成一脈的文化現象。

“希望保護和弘揚共同的文化遺産、建設人文灣區成為共識，用文化凝聚人心，形成灣區發展的內生動力。”龍子明説。

建設宜居宜業宜遊的人文灣區，傳統文化起著鑄魂的作用。全國政協委員、SML集團主席孫少文十分關注《綱要》中一段對於人文灣區的描述：要共建人文灣區、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共同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到2035年，大灣區要實現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文化影響更加廣泛深入。

“現在就讀中小學的青少年，到2035年將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新生力量和人文精神的代表，必須從現在開始，重視和加強中小學生的人文教育，弘揚傳統文化，培養文化自信，推動實現灣區文化建設的長遠目標。”

“很多人認為大灣區是個經濟的概念，其實，從遠景來看應該是個文化共同體。”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説，粵港澳三地同屬嶺南文化圈，打造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有著非常好的基礎。“以前有句話：廣州城、香港地、澳門街，説白了原來都是一個地方，大家就是一家人。只是由於歷史發展軌跡不一樣，出現了制度上、文化上的差異性。”

但吳志良認為，這些差異性，在改革開放的40年中大大縮減。因為改革開放後，大量港澳居民進入廣東，共同參與國家建設。40年的共同打拼，建立起共同的情感和生活圈子，成為文化共同體是必然的。“大家在一起，不可能陌生嘛！”

特別是澳門，在人文灣區建設中可以發揮特殊作用。“澳門保存了最完整的中華傳統文化，開埠歷史也最長，西學東漸、中學西傳，最早都是從澳門開始的。澳門有東西方都非常容易接近的話語體系。”形容起未來大灣區的“宜居宜遊”狀態，吳志良笑著説，“在廣東賺錢，香港消費，澳門休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