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實現規則等制度型開放,是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部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一輪又一輪的改革和開放舉措,讓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國發展的真諦就是永不止步的制度創新。
中國改革開放40年,最大的經驗之一就是義無反顧地融入世界,與國際接軌。從1986年7月11日到2001年12月11日,歷經15年零5個月的中國復關入世談判,艱難困苦,玉汝于成,既維護了國家主權、又促進了改革開放,既學習了世界,又融入了世界,這本身就是一個制度型開放的過程。入世標誌著這個千年古國的對外開放再度升級,中國的商貿環境開始真正融入國際社會。入世18年,成果不一般:我國貿易取得長足進步和發展,在世界500大類工業産品中,有220類的産量居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已經連續14年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對外投資國、最主要的外資利用國,中國融入世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並以自身成功實踐證明,開放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一大法寶。在國際經濟貿易領域,我們努力地接近、靠攏、遵循、參照國際規則和慣例,也就是在這樣的篳路藍縷、堅韌不拔中,我們國家一步一步走向強盛,並逐步成為國際規則的捍衛者和新的國際規則的締造者之一。
當今世界,開放融通的潮流滾滾向前。1990年4月18日,浦東開發開放,向世界宣告: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不僅不會停頓,而是向更大範圍,更高層次推進。浦東的開發開放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再出發”的一個強烈信號,為開放打造了樣板,樹立了標桿。從浦東新區的設立,到2017年4月1日,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定設立雄安新區,我國19個國家級新區逐次推開,形成了全方位、寬領域、高層次的對外開放新格局,其核心就是對標國際的制度型開放。浦東為何能成為我國對外開放中的鮮明旗幟,其他新區為何能成為新一輪開發開放的綜合功能區,與之有很重要的關聯,通過開放實現了制度創新,與國際通行規制接軌,帶來了極大的活力,並進而為全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探索了新路、積累了經驗。
中國改革開放40年間第一個十年中五大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的相繼設立,同樣也是制度型開放的體現。從1980年到1988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和海南經濟特區依次建立,1984年,我國首批開放了沿海的14個城市,形成中國改革開放由點到面,連線成片的格局。一波又一波的開放浪潮,既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同時又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這些地區以港、澳、臺地區和日、韓、新加坡等國為追趕目標,學管理、習技術、引資金,在實現本地生産總值、財政總收入、進出口總額以及年均增長等方面都有令世人驚嘆的進步,也使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凝聚力進一步提高。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後。
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掛牌成立。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生命力所在,就是制度創新。成立伊始,實施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便成為一大亮點,借鑒國際實踐,以負面清單管理為主導,從而導出“法無禁止皆可為”的法律實踐,邁出了與國際通行投資規則接軌的重要一步,在學習規則和參與規則制定的過程中,更多用市場化和法治化手段推進開放。5年間,已先後誕生127項制度創新成果,建設公平、統一、高效的營商環境,成為我國投資貿易便利化、金融開放創新、事中事後監管、服務國家戰略的典範。目前,我國自貿區已達12個,覆蓋了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陸的廣大區域,形成對外開放高高飛翔的“雁陣”。自貿區的批准建立,是中國一次前所未有的“自我開放”,是一扇開放模式創新的“窗口”,更是一場制度改革的“大戲”。由此,它將帶來追求要素自由流動的更高層級開放,貨物與服務貿易、金融開放的齊頭並進。
自貿區的開放要“因時而動,因勢而變”。習近平總書記在出席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時,宣佈增設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新片區。自貿區往前推進,就是要在制度型開放上更進一步,新片區,新在哪?對中國而言,改革無止境、開放無窮盡,但開放絕對不能沒有比較,要充分對標世界最高標準和最好水準,以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為目標進行中國新一輪的制度創新,想得更早、站得更高、走得更遠,解決開放型經濟中的一些深層次和中長期問題,率先進行必要的壓力測試,成為上海自貿區新片區未來發展“由壓力變為動力”的具體實踐,讓中國有能在世界上可比的標桿,從“對標最好水準”到“成為最好水準”。
開放是永無止境的。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世界合作發展步入新的歷史階段,開放的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的目標要高遠,仰望星空,與此同時,舉措要紮實,腳踏實地。堅持以開放倒逼改革,把制度創新作為核心任務,一定是既符合人類發展的潮流,又符合中國的現狀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