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 ⑱】深圳漁村老村長憶“萬元戶村”：致富了怕政策變 鄧小平給大家吃定心丸

編者按：鄧志標，1957年赴深，曾任深圳市羅湖區漁民村老村長。1980年代初，該村大多戶人家的收入突破1萬元了，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本文由鄧志標口述，講述漁民村改革開放故事。

鄧志標（資料圖）

一

我們漁民村就在深圳羅湖。整個村的村民，都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也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後，陸續從東莞過來深圳河打魚的，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那時候東莞是重要的漁業出産地，漁民很多。但由於“漁霸”欺壓，大部分人都吃不飽，生活非常艱難。

後來一些東莞人路過羅湖橋時，發現這裡有一條深圳河，水美魚肥，非常適合生活。而且深圳當時人很少，漁民也少，所以東莞橋頭鎮一批漁民，一路從東莞沿東江等河流順流而下，最後在漁民村所在的這一帶水域停留下來。漁民們日常以打魚、養魚、賣魚維持生活，雖然也不寬裕，但比在東莞受“漁霸”欺壓好多了。

其實深圳也不是沒有“漁霸”，只是沒有東莞那麼嚴重。而且新中國成立後，這些“漁霸”大都在國內呆不下去，跑到香港去了。

於是1950年，我的父親帶著我的幾個弟弟妹妹，和其他漁民一起從東莞划船來到這裡。我是1941年在東莞橋頭出生的，出生才9個月，母親就離世了。家裏兄弟姊妹太多，父親一人養不活，我就跟隨祖父祖母生活，一直在東莞打魚、養魚。1957年，我快17歲了，我的祖父祖母年齡也大了，漸漸力不從心，沒辦法繼續養我了，就告訴我：“我們養不動你了，你還是去深圳找你父親吧。”於是在那一年，我辭別年邁的祖父母，從東莞石龍坐火車來到深圳。

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我們是不叫“漁民村”這個名字的，最開始叫“船埗頭”，意思是停船的碼頭。甚至我們都不算定居在這裡的，因為大家都生活在船上。我們一家幾口，吃喝拉撒都是在船上。船也不大，大概兩三平方米。我來到深圳後依舊是做打魚、養魚的事，捕上魚來送去集市賣，一斤能賣幾毛錢。

1953年前後，政府在岸上幫我們搭建了茅棚，我們開始到岸上生活。1962年前後，我們把茅棚改成平房，才正式到岸上定居，後來大家就叫我們為“漁民村”了。最初的漁民村村民並沒有特別穩定，因為大家都是討生活自發聚集到這裡的，人來人往比較自由。自從建設了平房之後，村民就差不多穩定下來了。剛開始漁民村有70多戶人家，基本全是東莞來的，後來慢慢減少到30來戶，這也就是後來漁民村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之後，大家所説的“漁民村30戶人家”的由來。

減少的那40戶左右的人家，除了部分遷到其他地方外，大部分都逃到香港去了。上世紀60年代，從深圳“逃港”的人不少，我們漁民村的人天天晚上看到那些人游水渡河，他們掉了東西，我們就給撿回來。他們之所以要走，是因為物資匱乏。那時我們在深圳算比較富的村子了，一個月發40斤大米、二兩油、半斤糖，還有邊防區域的救護費用，但是因為沒有油水，總感覺吃不飽。

結婚之前，我從沒想過“逃港”。因為我已經是村裏的主任，如果連我都有這樣的思想，漁民村要如何管理？後來實在餓得不行，也動了想去香港的念頭，最後依舊沒能成行，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在香港那邊沒有親戚朋友，就算自己過去了也不知道投靠誰；二是當時我已經結婚，愛人還懷孕了，如果我過去了回不來，留下這孤兒寡母該怎麼辦呢？於是想來想去我就放棄了。

現在看來這個選擇還是對的，因為改革開放之後，漁民村的發展是所有人都沒有預料到的。如今，我們家家戶戶都有自己的住房和産業，每個月有分紅，還有租金收入，這些都很可觀。

二

從上世紀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我們和國內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維持著計劃經濟的生産生活模式。大約是從1958年前後，群眾選舉了我做生産隊的隊長，我每天的工作就是安排居民的生産生活：誰負責去打魚，誰負責在池塘裏養魚，誰負責後勤等等。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子就這麼艱難地捱著。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改革開放的氛圍開始濃厚起來。1980年，全國人大在深圳設置經濟特區，而我們漁民村，也迎來發展的轉捩點。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鋪開，深圳從香港引進不少港資企業，主要是“三來一補”的來料加工廠，最初來了六七家。雖然廠的規模都不太大，但也有成百上千的崗位需要用人，老闆便來漁村招工人。我是生産隊的幹部，不可能去廠裏做工，只能給他們出謀劃策，先在村裏，後來又去東莞幫他們招聘了一大批工人。老鄉們的確也願意來，因為收入比在東莞好很多。

不久，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生産來了服務配套跟不上。所以，很多人都開了一些茶餐廳自己經營，我們漁民村也開設了茶餐廳。此外，為了增加收入，我們還利用靠近香港的地緣優勢，倒賣香港的二手汽車，以及做運輸等等。

大家都知道上世紀80年代的深圳，整個都是大工地，到處一片熱火朝天的基礎建設場景。既然在建設，那就肯定需要大量的基建物資，比如水泥、磚頭等。於是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購置了一些運輸設備，大力開展陸上和海上的運輸業務。陸上運輸主要是用汽車從東莞太平，也就是現在的虎門鎮，拉來紅磚、水泥等，直接賣到工地上；此外還從深圳河挖淡水沙，拉沙子到工地，再從工地把挖地基挖出的泥巴運走等等。海上運輸主要是用我們的船，到中山等地把紅磚拉回深圳，帶來工地上賣。因為基建物資需求量大，我們跑運輸的人整天都很忙碌。

改革開放大幕一開，那種場面真是太振奮人心了。當時生意好到我們都不用去找買家，幾乎每天都有人來村裏找我商量買紅磚、水泥等物資。看過我們拉的紅磚的品質，滿意了，大家就成交。我們有幾條船，幾個人跑一趟大概能掙3000塊錢左右。那時候進行工程建設的程式也比較簡單，有錢就可以。當時深圳的很多建築都用我們運輸的材料。

就這樣，我們靠餐廳、汽車、運輸，以及少量的打魚，每年都能賺很多錢。當時我們漁民村人也不多，才90多個，能勞動的有幾十人，一年下來每人都能分不少錢。以我自己為例，我家就我們兩夫妻在工作，一年能分到9000多塊錢。其他人家勞動力多的，分到的更多。因此，1980年代初，漁民村大多戶人家的收入都突破了1萬元了，成為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這個“萬元戶村”是我提出來的，其實那時候我們平均下來，兩萬元都有了，但是我還是比較保守地説了平均1萬元。

三

自1980年代我們利用改革開放的偉大時機，開展多种經營並迅速發展致富之後，漁民村迎來了無數關注者，其中包括鄧小平、楊尚昆、王震、胡錦濤、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這諸多來訪的領導人之中，1984年鄧小平的來訪，對漁民村的影響最為深遠，當時我正是漁民村的村長。

1984年1月25日一大早，我們突然接到通知，説有中央領導要來視察漁民村，要趕緊到村委會準備接待工作。當天上午10點多，前來視察的人從中巴車上走下來時，我們才知道來訪的居然是鄧小平同志。區委書記帶著我跟鄧小平同志握手，並介紹我説：“這是我們漁民村的村長，他也姓鄧，叫鄧志標。”

聽到我也姓鄧，鄧小平就笑了，身後的鄧榕拍著他的肩膀説：“500年前還是一家的哦。”説完大家都笑了。

鄧小平在村裏的活動主要是看和聽——看漁民村的變化，聽村民的彙報。他下車之後，先在漁民村走了一圈，後來來到我家。看到我們住的房子之後，鄧小平説：“這種房子如果在北京的話，要部長級的高級幹部才能住。”他還跟楊尚昆説：“等到全國人民都住上漁民村這樣的房子，恐怕要100年時間。”當時有人説可能用不到那麼久，鄧小平同志則表示：“我國人口多，至少也要70年”。

當時我們住的房子，是1981年村裏依靠集體力量投資70萬元，請來設計院統一規劃、設計、建設了33棟米色小洋樓，有花園，還有噴水池。村民家家戶戶都有了當時剛剛開始流行的三大件——電飯煲、電冰箱、電視機，都是從香港買回來的，有的家裏還有了音響和空調。

看完村裏的大致情況之後，鄧小平同志就坐下聽我們書記的彙報。鄧小平來訪的時候我們全村每人平均年收入已經接近6000元，平均每戶收入超過3萬元。聽到我們的收入這麼高，鄧榕怕年紀大了的鄧小平沒聽清，特意大聲説：“老爺子，比你的工資還高呢！”大家又都笑了。

整個過程中，我記憶最深的是鄧小平説的幾句話。聽完我們書記的彙報之後，他問我們書記：“現在你們生活這麼好了，還有什麼需要嗎？”我們書記回答：“需要是不敢了，但是我們現在過上這樣的生活有點害怕，害怕黨的政策會變化。”

其實這個擔心也是我們所有人的擔心，我們書記對這個問題更是有切身的體會。書記的年齡比較大，經歷過的運動也比較多，他曾經被打成走資派，受盡折磨。我們這些人都經歷多了，見識多了，知道普通人一旦被打成“地主”、“走資派”，帶上“帽子”，連老婆都找不到，更別説幸福生活。那麼，現在先致富的我們會不會又被戴上一頂“帽子”？

聽到這個擔心之後，鄧小平開始哈哈大笑，於是他拍著我們書記的肩膀説：“不要害怕，黨的政策一定會變的，但是只會向好的方面變，不會向差的方面變。”

事實證明，從改革開放至今，村民們從來都説“改革開放好”，説不好的一句我也沒聽見過，可見黨的政策真的都是向好的方面變，鄧小平同志當年説的沒有錯。

鄧小平同志來訪之後，漁民村經過媒體的大量報道，開始廣為國內外所熟知，漁民村的名聲越來越大。後來我也應邀去中央電視臺參加節目，我上臺時説：“我叫鄧志標，我是漁民村的村長，我們是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

名聲擴大之後，也為漁民村吸引外資、擴大生産提供了很多便利。一提到漁民村，大家都知道這是鄧小平去過並得到鄧小平肯定的村子，去那裏投資肯定不會錯。也就是在這一年，漁民村的收入首次超過百萬元。

1985年前後，我們繼續借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引進了好多企業，例如錶帶廠、寶石廠、傢具廠等等，村民廠房的租金收入和在工廠裏打工的收入就更多了。

四

90年代初，漁民村進行了農村城市化股份制改造，成立股份公司，我們村給自己的公司取名叫做“漁豐”，“漁”是指我們是打漁人，“豐”就是豐收。

1992年，鄧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雖然這次他沒有來漁民村，但我們發展的勢頭依舊很好，已經不是“萬元戶”而是“幾萬元戶”了。

但是，隨著特區的不斷發展與外來人口的大量增多，漁民村也像深圳其他的城中村一樣，開始了無序建設，把兩層高的漂亮小洋樓加蓋到五六層、甚至七八層。一時間，“握手樓”、“接吻樓”建設風席捲整個漁民村，密集的房屋完全不符合消防要求，加上工廠不斷壯大，許多污水被排入深圳河，漁民村也從過去環境優美、生活舒適，變得污水橫流，居住環境不斷惡化，成為一個“臟、亂、差”，安全隱患、治安隱患嚴重的社區。

同時，由於外來人口多，管理混亂，治安嚴重惡化，村裏入室盜竊案件時有發生，居民沒有安全感。在這種背景下，2001年，漁民村被列為全市城中村改造的試點，開始破土動工重新改造。

經過3年時間，漁民村于2004年8月正式改造完成。改造後的漁民新村建設了一棟20層高的綜合樓，以及11棟12層高的小高樓，共一千余套單元房。還把村口三角用地和長達300多米的防洪堤改建成為一道具有藝術觀賞、廣場燈光走廊和防洪防護三個功能的“文化藝術長廊”，還設置了很多介紹村史的浮雕。大家的生活環境比起當年小洋樓時代又提高了幾個檔次，收入也更多了。

這半個多世紀以來，漁民村伴隨著深圳同步發展。從居無定所、一條船一個家，到全國第一個萬元戶村，再到後來家家戶戶都有小洋樓、別墅……大家的生活天翻地覆。漁民村村民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與改革開放政策以及整個深圳的發展，是絕對分不開的。毫不誇張地説，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漁民村的今天。我們村民都將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當作自己的恩人，1997年，從廣播裏聽到小平同志去世的消息時，大家都很悲慟，在村裏的工廠為他召開了追悼會。

後來，我思考過漁民村為什麼會發展得這麼好。我發現當初我們之所以那麼窮，是因為在舊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只能遵照上級指令進行生産，我們打魚的只能繼續打魚，手腳都被束縛住了，發揮不出來。改革開放之後，鄧小平同志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我們才鬆開手腳，能者多勞，開始搞多种經營，打魚的除了打魚、養魚之外，還開起了餐廳，發展運輸事業。

後來，那些去香港的村民也回來看望過我們，甚至還有被香港公司派駐深圳工作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和我説自己後悔了：“早知深圳有今天的發展，我就不去香港了！”我也贊同他們的説法，現在，就算有八抬大轎抬我，我也不去香港——退休後，我在深圳有社保和退休金，加在一起每個月有6000多元的保底收入，村裏的企業還給我們分紅。年輕時，我們的日子過得辛苦，每日奔波，還掙不到幾口飽飯，而現在在漁民村生活，我可以自豪地説，我很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