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先生作為實業救國的著名民族企業家而聞名,他創辦大生公司,不是為謀取個人經濟收入最大化而經商,而是為著救國救民的社會目標而努力。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名“大生”,張謇活用中國傳統智慧,給大生公司賦予了社會建設的使命。他開創了具有“社會企業”特點的中國特色民營企業發展模式。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中國最早的社會企業家。其獨具中國本土特色的社會創新實踐,具有意義深遠的影響,在今天仍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啟發性。
在近代我國開啟工業化進程以來,一批以“實業救國”為己任的有識之士在創業之初就具有鮮明的救國圖強、造福社會的目標定位。其通過創辦實業獲得的大量利潤不是簡單用於資本再生産,而是用於社會建設,從而推動産業與地方的綜合發展。
他們主要依賴的是對中國鄉土社會中本土資源和本地市場的優化配置,低成本構建了本地化的社區治理與社會服務體系,從而實現企業與本地社區的良性互動發展。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張謇先生及他創辦的大生公司和江蘇南通社會建設事業。
而張謇並不是一個特例,近代以來,本地化社會企業家的探索從未間斷。例如,在“江村”推動地方蠶絲工業的鄭辟疆、費達生；無錫的榮氏商業家族；在重慶開辦“民生公司”推動嘉陵江三峽鄉村建設運動的盧作孚、盧子英兄弟等,他們的商業實踐,對後世而言都是極具啟發性的經驗。
然而,回顧近現代歷史,各個時代都有一些類型的社會企業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某些制度上的阻礙成為企業發展道路上的禁錮。對於這些制度性的困難而言,需要深化體現不忘初心內涵的“真改革”,才可能有利於社會企業的本地化經營的延續與創新發展。
總而言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歸納近現代以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企業發展經驗,意義重大。他們創造出通過本地資源和本地市場的本地化開發,以多業態融合經營,實現本地化資源的資本化收益,並用於本社區的社會、人文全方位建設的中國模式。
該模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有效降低對外部資本的依賴,降低基層社會資源外流導致的內生貧困和治理缺失問題。本地化社會企業不僅是社會組織發展的積極經驗,更對我國國企PPP改制以社會企業為目標才能帶動民營企業的良性發展與創新升級、帶動鄉村産業興旺發展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