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敏：張謇“棉鐵主義”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啟示廣泛而深刻
編者按：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主辦的“張謇精神的時代意義2018年度論壇”上，華中師範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馬敏發表主題演講，他認為，中國近代人物中真正提出了比較完備的近代工業化方案的其實只有張謇與孫中山二人，而張謇的近代工業化方案集中體現在他所倡言的“棉鐵主義”， 以“棉鐵主義”為核心的近代工業化方案對後人的啟迪是廣泛而深刻的。以下是馬敏發言部分內容摘編。
馬敏，華中師範大學原黨委書記、教授 （攝影：曲勝良）
現實是歷史的延續。如同孫中山的《實業計劃》一樣，張謇以“棉鐵主義”為核心的近代工業化方案對後人的啟迪同樣是廣泛而深刻的。在振興實業、發展經濟，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及現代化過程中，我們需要認真汲取張謇的智慧和主張，同時也要看到其不足，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首先，必須看到中國工業化道路在共性中具有個性，在普遍性中有其特殊性，我們對西方先進文明和工業化的經驗，既要有所選擇的“因襲”，更要有所斟酌的“規撫”，實現兼具中西之長的“創獲”。張謇在南通的工業化建設上，便是既立意高遠，學習和借鑒西方，但又事事從本國實際和南通地區的實際出發，充分利用本地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和社會資源，才走出了一條手工業與機器工業相結合，城鎮帶動農村，農工商協調發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區域工業化、近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外矚目的早期現代化的南通模式。因此，我們應像張謇那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多地從中國歷史和現實國情出發，探尋真正適合中國的工業化之路。這條道路並非是照搬或重復西方的工業化，也非完全新起爐灶另搞一套，而是要以“世界的眼光”，針對中國的問題，走出一條因地制宜，土洋結合，能服中國水土的工業化與現代化道路。
其次，在工業化的任何階段，都必須抓住重點，集中資源，攻艱克難，從而帶動全面發展，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沒有輕重緩急地搞工業建設。張謇以棉鐵為重點，孫中山以交通為突破口，在當時時代條件下都是合理的選擇，都是為了推動中國儘快實現初步的工業化。在當今時代條件下，我們則必須站在新興科技的高地，以創新為先導，實現高水準的新型工業化。所謂高水準的新型工業化，將不再是簡單地看國民經濟結構中工業所佔的比重是否超過農業的比重，城市人口的比重是否超過農業人口的比重，而是要看在新一輪産業革命中傳統工業是否實現了升級換代，是否在基於網際網路的資訊化、人工智慧和清潔能源利用等新興科技領域佔有先機，是否將諸如電腦晶片等“國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簡言之，在中國工業化邁入“強起來”的新時代，我們必須以産業結構的升級換代為重點，堅定不移地走實體經濟發展之路，走科技創新帶動工業發展之路，不僅僅要成為工業大國，而且要成為科技強國。
第三，工業化必須“以人為本”、“以民為本”，促進更加全面、更加均衡的社會發展。早在百年以前，張謇和孫中山等中國工業化的先驅便已覺察到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國富民窮，貧富不均，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現實，“睹其禍害於未萌”，因而提出要將工業化與解決廣大人民“吃飯”、“穿衣”，改善民生相結合，通過實業而“救窮”、“致富”，以達于理想的“大同社會”。時至今日，儘管中國經濟已有了極大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也在不斷提高，但張謇和孫中山等當年所言的資本主義的“禍害”、“不公”，卻並未完全解決，民生問題還十分突出。而無論是張謇還是孫中山，在解決民生問題或社會問題上，都曾提出了許多極富建設性的思想與方案，十分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總結，在民生建設上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真正做到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同步，生産與分配並重，國強與民富同步；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以民生為本，以社會和諧發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作為我們奮鬥的根本目標。
第四，工業化必須堅持全方位的開放，在全球化、國際化的大背景下，順應時代潮流，促進國際合作與自由貿易，走全球化大市場之路。張謇所選擇的工業化方案，雖以南通為實驗基地，但又絕不僅限于南通一地，而是主張博采世界文明之長，師法先進以為之，具有十分開放和遠大的眼光。如張謇所言，“今日我國處於列強競爭之時代，無論何種政策，皆須有觀察世界之眼光，旗鼓相當之手段，然後得與于競爭之會”。“有所法，法古法今，法中國，法外國”，在博採眾長，相互為用、相互有利的基礎上，“與世界共經濟”。以張謇“與世界共經濟”的思想為借鑒，即使在當今美國特朗普政府挑起大規模貿易戰的情況下，我們也必須以極大的定力和韌勁，“咬定青松不放鬆”，絕不走關起門來搞建設的回頭路，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始終堅持自由貿易與多邊主義立場，始終堅持繼續走對外開放之路，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張謇關於中國近代工業化應由棉鐵入手的想法，由來已久。早在1910年南洋勸業會召開期間，張謇發起勸業會研究會，探討振興中國實業的辦法，便已經提出要著重發展棉業和鐵業，“至柔惟棉，至剛惟鐵，神明用之，外交內治裕如，豈惟實業”。1913年，張謇出任北京民國政府農商總長後，在其發表的《實業政見書》中，更明確地宣佈：“謇對於實業上抱持一種主義，謂為棉鐵主義”，正式揭橥了其“棉鐵主義”的實業主張。
比較張謇與孫中山所提出的工業化方案，兩者最顯著的區別在於發展經濟的戰略重點或優先發展發向有所不同。與張謇將發展重點與突破方向選在棉紡與鋼鐵工業上不同，孫中山則將戰略重點定位於交通與運輸，尤其是鐵路、道路與港口建設，以此作為發展中國經濟的突破口。
作為工業化或經濟近代化的方案，孫中山的《實業計劃》的確較張謇的“棉鐵主義”更為宏大、更為完整和全面，但我認為，僅僅作這樣一個簡單比較和簡單判斷，尚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結合二者所産生的時代條件及孫中山和張謇的個性特徵，對這兩套各具特色的工業化方案作更為深入的研究，既要看到它們的不同特點，同時又要看到二者間的互補性，在更長的時段和更大的空間中來看它們所要解決的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對之作出更合乎歷史實際的評判，同時從中汲取歷史的寶貴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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