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劉偉：這個時代讓你敢想、敢於探索和創造

原標題：趕考者劉偉

“當年那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是一聲春雷、醍醐灌頂。之後40年，對我們這代人來説，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這個時代讓你敢想、敢於探索和創造，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被煥發起來。”

◆劉偉簡介：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研究領域有時在廟堂之上，有時在江湖之遠，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沒有哪個時代，經濟學家會被如此器重。同樣，他們也傾盡所有，為中國經濟走出一條新路，貢獻智慧。

在新中國經濟學家族譜中成為第三代翹楚、在中國頂尖高等學府執教30餘年，劉偉説他只有6個字：讀書、教書、寫書。接近他，讀懂他，你會發現，1978年那張讓他感到費解的北大經濟係錄取通知書，是帶他走向高等學府的鑰匙，也給了他40年來從“知道經濟”到“經世濟民”的勇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于你們而言是句聽慣了的話，但在40年前的我聽來，就是醍醐灌頂。”劉偉的故事並不複雜，他一直在趕考，機會是起點，時代是動力……

人生第一次趕考：

被“趕著”考進北大經濟係

劉偉給很多人的感受，是溫潤如玉、謙謙君子，甚至還有些可愛。一次，記者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調研組赴甘肅隴西做扶貧調研，恰好與劉偉分在一個小組，發現他最大的特點是親力親為。東聽聽、西看看，話不多，但總能問到點子上；願意和老鄉們在一起，有時到田間地頭或者是老鄉家裏的柴房調研，蹭上一身灰，也非常自然。他享受這個過程。

採訪約在北京寒冷薄霧的深秋早晨。雖然後面還有個非常重要的博士生開班致辭，但對記者的提問，劉偉絲毫沒有懈怠。

“這個季節如果在北大荒，是不是已經很冷了？”

“北大荒的冬天冰冷刺骨，國慶節前後開始下雪也是常有的事。“1977年，就是在這樣的深秋，20歲的劉偉在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第三師20團5營5連的工作崗位上，欣喜卻又不安地聽到消息——國家要恢復高考。時隔41年，回憶起當時的心情，劉偉嘴裏説著“很複雜”，但嘴角上翹分明告訴聽者，他當時很興奮。

20歲之前，雖然他努力做到在任何時刻都保持良好狀態，以此向在抗日戰爭中屢獲戰功卻也遍體鱗傷的父親證明自己。但對於他，以及他那一代人而言，生命的序曲非但不是華篇，甚至色調灰白。

“我1957年1月出生在河南，祖籍在山東沂蒙山腳下的蒙陰縣，那裏不怎麼出名，但有一塊‘很著名’的方形石頭，叫孟良崮。”關於家族再遠一點的歷史，劉偉已經追溯不到了，他只是知道，從爺爺輩到父親這輩，沒什麼人讀過書。

“我上學早，5歲多就上小學了。那時小學還分為初小和高小。1966年，我初小畢業，按現在説就是讀完了小學4年級。應當升高小時趕上了停課鬧革命，我對這事印象很深———有一天，學校突然通知我們到機關禮堂看大字報。當時學生們認為去看大字報就不用上課了，還都挺興奮，但也是從那兒開始，我們基本上就沒再正規上過課了。”1968年，劉偉到了升初中的年紀，又趕上復課鬧革命。

課雖然是復了，但學習還是斷斷續續的，不成系統。一直到1973年，中學的基礎教育才被再次重視和強調，但這幾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在接受採訪時，他不止一次提到，整個中學時代的訓練都很糟糕，甚至支離破碎。

就在1974年，17歲的劉偉被分配到黑龍江生産建設兵團的營部工作。當時的生産建設兵團分了6個師，他在第三師20團5營5連做農業工人，説白了就是在國營農場種地，算上補貼，一個月能掙32元，這在當時算是“掙得不少”。

沒過多久，劉偉獲得在營部政工口負責宣傳的工作，因為平時要幫領導寫稿子，所以必須讀書看報，掌握最新精神。營部有間資料室，書雖然不多，但都是歷史、哲學社會科學、文學名著類的，很好看。因為工作需要，劉偉得到了這間斗室的鑰匙。

那是個書荒的年代。年輕人都想看書，卻找不到書，只能彼此換著看、借著看。而拿到資料室的鑰匙，意味著劉偉可以隨時看裏面的書，他用“奢侈”形容當時的感受：“當‘書荒’遇到對知識的渴求，年輕人是珍惜，甚至是饑不擇食。”時至今日，劉偉説他依舊喜歡讀書，特別愛逛書攤兒，“去觸摸這些書，看看大家最近都在關注什麼，聞聞書香，心曠神怡。”

除了讀書，就是玩。18歲的劉偉沒想過、也不敢想未來，只是覺得每天過得很熱鬧，兵團裏有很多年紀相倣的夥伴，大家精力旺盛，跑跑跳跳。因為經常要到營部開會，從連部去營部又沒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劉偉只好騎上十幾裏地自行車往返，但那時的他不覺得累。

“1975年，毛主席要求學‘馬恩經典語錄’，我記得當時還有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産階級專政》語錄三十三條’，核心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防止資産階級的産生。要完成這樣的學習，中央開了很多書單，都是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各地也開始辦培訓班，兵團當然也得學。記得是‘八一農墾大學’為此辦了一個班，我所在的20團，抽調我和另一個同志去學習。因為時間緊且理解能力有限，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我對有些內容的理解可能並不對，但無論如何，開卷有益。”當時的劉偉可能不知道，因為工作帶來的學習便利，為他即將獲得的一次人生大考創造了機會。

那是個寒冷卻孕育希望的深秋，雖然也聽説恢復高考的條件並不具備，但劉偉和小夥伴們還是得到了準信：鄧小平同志拍板了，高考對他們而言已近在眼前。

“40年過去了，現在回頭看，當年國家政策這一步走得太對了。否則沒有人才，能做成什麼事？這是個很了不起的決定。”40年，劉偉的人生路已超出了祖輩和父輩的既有軌跡，但在當時，填報志願難住了他。

“現在，我經常看到很多優秀學生為高考報志願煩惱。不止一次，我對我的學生們説，你們經歷的是甜蜜的煩惱，因為機會太多，你們挑花眼了。我當年的志願是非常‘理性’的，第一要去大城市讀書，這樣好找工作；第二最好能去圖書館工作，這樣可以看到更多的書。”

趕考趕考，劉偉的大學，還真是被“趕著考的”。

1977年國慶節前夕，劉偉接到參加高考的通知，復習時間只有1個月，沒有復習材料，只能是手邊有什麼書就看什麼書。由於黑龍江省參加高考的人太多，所以分了兩批考，第一批是11月14日的初考，第二批是12月底的終考。

1978年2月，劉偉接到人生中第一張錄取通知書，他看到的是“北京大學經濟係政治經濟學專業普通班本科生”，不是心心唸唸的北大圖書館係。

“我估計就是沒考好，因為準備太倉促了。但可能分數又夠了北大招生線，所以把我調到經濟係了。”憶當年，劉偉依舊“耿耿於懷”，他隨即回憶起這之後的一系列“趣聞”。

“包括我自己在內，當時很多人不知道大學裏有經濟係。可以理解，對國家來説，當時還不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經濟研究不被社會普遍關注，從教學來説，經濟學並非顯學，給人的感受更多是沉悶。以至於我報考大學時，只知道有政治經濟學，而不知道大學裏還有個經濟係。”劉偉清楚記得，有人通知他大學錄取通知書到了，很多夥伴和他一起去拿，拿到之後一看是經濟係，“我問他們，經濟係是學什麼的，沒有人知道。我身邊有一位姓陳的北京知青，當時在我們營部的中學教書，他想了半天説，可能是學打算盤的。”説到這裡，劉偉笑了起來。

學生是這樣的認知，老師教起來，或許就更難了。

在劉偉的記憶裏，經濟學本科四年他學得非常刻苦，不光是他，整個77級，整個中國，都開始了瘋狂學習和追趕。

“有趣的是，大學本科四年下來，我們沒有一本公開出版的教科書。甚至外語課也是老師刻鋼板油印的活頁。”或許是機緣，或許是命運，總之劉偉走上了學習和研究經濟學之路。他畢業時，經濟學在改革開放大潮席捲下成為顯學，時代成就了劉偉和他的同學們，也賦予了他們新的使命。

從考上北大經濟係到從北大常務副校長崗位上調走，劉偉陪伴了北大37年。這段時間裏，他從本科到研究生，先後獲得了北大經濟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畢業留校任教後從助教、講師、副教授，直到1992年35歲時破格晉陞為教授。

老師的老師：

未名湖畔的往事和揮之不去的情懷

有人説，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經濟界前前後後涌現出四代經濟學家。

按照這一説法，樊綱、魏傑、劉偉、鐘朋榮，屬於第三代。

身在其中，劉偉所看到和經歷的經濟學大家之間的交流，有兩個關鍵詞，叫做“慎獨”和“師恩必報”。

“1988年夏天，一個黃昏，我和新喬兄（平新喬，現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在未名湖邊遛彎，夜色裏看見前邊好像是岱老（陳岱孫，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在散步，從背影看，氣度很像，但依稀看見他穿的藍衣袖上有一大塊洗得泛白的補丁，又覺得可能不是他。那時國家雖然不富裕，但在北大校園裏穿打補丁衣服的人已經非常少見了。於是我們趕緊追上去，一看還真是岱老。那塊補丁泛出的白光，我久久難以忘懷。要知道，我們剛入學不久，岱老曾經代表學校主持接待過來訪的墨西哥總統，路線是從北大南校門向北走到圖書館東門，我們這些學生在西邊夾道歡迎。那天岱老穿了件黑色呢質中山裝，拄著拐杖，陪墨西哥總統一路走來，那份典雅、淡定，無法用語言表達。1997年，岱老去世後，主持喪事的岱老外甥女唐斯復女士曾問我，岱老穿什麼衣服走合適？我就給她講了這個故事，後來岱老就是穿著那件黑色中山裝去的。我們去送他，見到的還是那份從容、高貴、安詳。”憶往事，劉偉感慨萬千。

在群賢畢至的北大，令人久久難以忘懷的瞬間，其實很多。

北大經濟學院的張友仁是劉偉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導師。“張先生非常注重尊師重道，記得我剛上北大不久，孫冶方先生受北大經濟係邀請，為我們作學術報告。孫冶方先生是無錫玉祁人，很早就離家投身革命，但鄉音未改，因此他作的報告，我們這些北方學生聽著實在吃力。記得當時張友仁先生站在冶方先生身後的講臺上，隨著冶方先生的演講，把難懂的話寫在黑板上。那時張先生也已年近60，而且有點發福，又正值盛夏，寫幾個小時板書的確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但他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尊重師長的大課。”

劉偉的博士生導師是蕭灼基先生。當時在他看來，與老一輩相比，蕭先生是中青年一代，曾經是北大經濟學院最為年輕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極有才華。改革開放進程中，他也是非常有影響的學者，培養了不少優秀的學生，同時也是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常委。

蕭先生給劉偉的印象不僅是睿智和才華，更在於他的勤奮。“他曾説過，還在讀大學本科時，他就許下兩個志願：一是在學習上，希望自己能通讀馬恩全集；二是在研究上，希望自己能寫出《馬克思傳》和《恩格斯傳》。後來他真的做到了。馬恩全集共50卷，累計3200萬字，橫跨多個學術領域，綿延若干歷史時空，能通讀下來，沒有一股長期堅持的韌勁和對馬恩學説的執著，是難以做到的。”劉偉很早也買了“馬恩全集”，放在辦公室書架上多年，2015年從北大調人大工作，他還囑咐辦公室同志千萬要運到人大放好。“但真的沒能坐下來系統讀，更多的是出於作為資料文獻依據的出處搜尋方便。不能不更佩服蕭先生當年的刻苦。”

這些榜樣，有的是劉偉的老師，有的是老師的老師，無論身份如何，治學嚴謹、淡泊名利、求真慎獨、經世濟民，是他們身上共同的標簽。

關鍵時刻的學術力量：

從陌生、效倣到自成一家

讀書、教書、寫書，過去40年，劉偉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親歷者、見證者，更是建言者。通過調查研究和筆耕不輟，他努力為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參考。

比如關於所有制多種成分的爭論。

“承不承認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客觀需要，進而是否承認非公經濟本身，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其實是相當沉重的。”

在劉偉看來，從黨的十二大到十五大，先是在黨的代表大會決議中承認個體經濟，然後是承認私營經濟，再到承認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直到黨的十五大明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他贊同公有制必須為主體，否則不成其為社會主義，但他不贊同把非公有制經濟分割開來、獨立出來作為非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進而與公有制經濟區分開來，甚至對立起來。

“在這一點上我贊同董輔礽先生的‘八寶飯’觀點，‘八寶飯’中有米、花生、紅棗等，湊在一起是‘八寶飯’，拿出其中任何一種原料都不是‘八寶飯’。”劉偉説。

再比如“貧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在劉偉看來，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首先面對的是怎樣迅速擺脫貧困。中國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關於發展問題的研究，一開始就高度關注貧困問題。

貧困本身具有累積效應。從需求端看，由於貧困，人們購買力低，市場需求低，進而對投資者吸引力弱，投資增長慢導致經濟發展遲緩，進而新興部門就業機會增長少，伴隨人口增長，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再降低；從供給端看，由於貧困，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低，儲蓄水準低，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弱，投資增長能力弱，則經濟增長慢，就業機會增長少，伴隨人口增長，同樣導致人口收入降低，更為貧困。這種貧困的迴圈又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

如何打破這種惡性迴圈，為落後經濟培育增長動能？西方資産階級經濟學儘管開展了許多研究，但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正統資産階級發展經濟學並未取得成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擺脫貧困的成就，的確給世界展示了中國道路的智慧和自信，其中的經驗和教訓，需要從理論上深入系統總結提煉，為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提供養分。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前後世界銀行有關專家對“東亞泡沫”現象作出研究後概括性地提出的概念，有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偽命題。但作為一种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出現的經濟現象還是存在的。

“從現象來説，的確有些國家經濟成長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特別是越接近高收入發展門檻，其遇到的阻力和困難越嚴重。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是極複雜的，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條件下更有其特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回答如何克服‘貧困陷阱’方面，已經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方案及智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在回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進一步增強理論、道路和制度及文化自信。”劉偉説。

40年，為時代、為國家培養經濟學人才。一直沒有離開課堂的劉偉認為，他對中國高等教育領域的經濟學教學的感受，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

第一個階段是陌生。“那時我們不了解經濟學，連它是幹什麼的都不知道更不用説去了解國際社會經濟學的發展是個什麼水準了。當然，造成這一狀況，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隨著對外開放力度增大，第二階段是模倣。“在我們發憤圖強的過程中，大量國外經濟學教材流入我們的學校，教學都照著人家來。雖然模倣也是一種學習，但這種學習多少感覺有點被動，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們缺乏自信。”

第三階段是基於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學家們逐步梳理和建立中國經濟學科教育的理論自信，用中國的語言和方式，研究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我們的自信來自於40年來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它不是得益於西方理論的成果，而是我們自己總結實踐經驗，上升到理論，使之再進一步地指導下一步的實踐。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過去40年，劉偉的感受同樣很深。

“當年那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是一聲春雷、醍醐灌頂。之後40年，對我們這代人來説，就是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這個時代讓你敢想、敢於探索和創造，中國人的聰明才智被煥發起來。可以説，這40年，不是過去任何一個40年能夠比擬的。”談及此，劉偉非常興奮。

對於全國政協而言，劉偉是“新兵”。

“我是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也是經濟界別委員。在這之前，我是九、十、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十、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常委，那時我還身兼北京市青聯副主席，分組討論時，關注點主要是和青年有關的問題。現在我是以經濟學者身份成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更多的是要以政協委員身份，從界別角度出發，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更深入的調查研究並提出意見建議。我覺得，這也是社會預期管理的一部分。”履職不到一年，劉偉説他還在學習適應的過程中。

“全國政協是個高端交流平臺，大家提出的意見更有綜合性和客觀性、全局性，這是和其他身份不一樣的。比如我現在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這一職務除了要求專業性，還要求站在央行角度、維護央行職能發揮的需要。而作為政協委員，我們的視野會很不一樣，我會珍惜這個平臺。”

話音剛落，秘書就來敲門了。辦公室外的會場裏，眾多為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尋求方法論和路線圖的莘莘學子，正等著他們的劉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