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喬築：深圳群眾文化的 田野裏開滿簕杜鵑

正如一位老友的評價，我不是深圳“佬”，卻是老深圳。從1962年到光明農場插隊至今，我把半百歲月都奉獻給了這座城市。曾經，很多人議論深圳是一片“文化沙漠”，但是我堅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生活是藝術最富饒的土壤。而我，是在這片土壤上用生命怒放的一朵簕杜鵑。

黎喬築

今年，我已經71歲了。有好多人問我：“你什麼時候正式退下來？”其實，我退休已經11年了，但是我從沒有停下手中的筆，沒有停下創作的心。我曾是深圳群眾藝術田地裏的拓荒者，未來，我仍將以一腔熱血做它的灌溉者。

壹

最初，我們每個人背著自己的背包，還要分擔樂器、道具、服裝和演出照明用的汽燈，就這樣一個村一個村地徒步走。

知青歲月愛上“接地氣”的群眾藝術

1945年，我出生在廣州番禺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工程師。但是，我們兄弟姐妹4人沒有繼承父親的衣缽，都不約而同“棄理從文”了。讀中學時，我就是班裏男聲小合唱的成員，在學校裏也算小有名氣。

1962年，我被下放到隸屬於廣州軍區的光明農場，開始了10年艱苦而熱血的知青生活。平時，我們要犁田、耙地，身上的衣服被曬得根本看不出原來的顏色，縫補得連一塊完整的地方也沒有。這樣辛苦一個月，才掙20塊錢工資，為買一雙3塊多的解放鞋得攢好幾個月。農友們都省吃儉用，只有我一發工資就去買紙張、墨水和煤油，還把空墨水瓶改造成“自製煤油燈”。晚上大家休息後，我就獨自光著膀子“挑燈筆耕”，只要一有靈感就馬上在本子上記下來。

在光明農場的那些年，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我的世界裏碰撞出不少火花，粵語表演唱《插秧比賽》就是我早期的代表作。當時，在稻田裏插秧非常辛苦，有個男知青説：“要是有台機器替人插秧該多好啊！”這在當時很多人看來就是異想天開，沒想到僅兩年後，縣裏就有了插秧機。

這件事讓我很是振奮和感慨，於是就創作了一個插秧能手和插秧機比賽的故事。後來，這個作品分別被搬上了農場和全縣的大小舞臺，還帶到廣州演出。在廣州文化公園演出的一個月裏，幾乎場場“爆棚”。有10多位老人每晚都來買票，早早坐在第一排中間固定的位置上，被我們戲稱為“常委（位）”。

這一時期的經歷，讓我對自己選擇的道路有了清晰的認識——雖然在藝術的專業技能方面，我是個業餘愛好者，但生活卻賦予了我最鮮活而生動的創作材料，而這才是藝術最能打動人心的力量源泉。從此，我堅定了搞群眾藝術創作的決心。

打著背包走遍寶安的山山水水

由於在文藝上編、演、唱、跳的“萬金油”能耐，1972年我被調往寶安縣文藝宣傳隊，在創作員兼演員的崗位上一幹又是7年。一年12個月，縣文宣隊有10個月要到全縣各地和邊防部隊慰問演出，逢年過節更是我們最忙的時候。

最初，我們每個人背著自己的背包，還要分擔樂器、道具、服裝和演出照明用的汽燈，就這樣一個村一個村地徒步走。後來，政府給了我們一批“偷渡客”扔下的舊單車，平均兩人一輛；背包也換成被袋，轉移到了自行車的大尾架上。再後來，接演的公社會派手扶拖拉機，幫我們運送演出用具和行李。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龍崗公社演出。早上7點，我們從住地龍崗公社糧倉出發。一路上翻山越嶺，單車只能騎一會推一會，到達時已是傍晚。我們在山村連續演出，最後一場演出結束已是夜裏10點多。好不容易拖著疲憊的身軀踏上回程，沒想到又迷了路。當地村民誤以為我們是偷渡客，沒人敢開門指路。結果，我們到次日早上7點才回到住地。這場持續24小時的長途“奔襲”讓我們精疲力竭，整整三天才恢複元氣。

上世紀70年代的寶安縣有個特點，就是“一縣兩語”——西邊流行粵語，東邊流行客家話。記得剛到隊裏，我獨自前往東邊的坪山公社水利工地採訪。按照當地風俗，一天只吃早晚兩餐。我早上10點趕到時，人家已經吃過早飯，而我不會用客家話表達沒吃飯，結果餓了一整天。於是我下決心學客家話，經過努力終於完全掌握了這門方言，還可以熟練地運用到節目創作中去。

在寶安縣文藝宣傳隊工作的經歷，不僅讓我訪遍了深圳的城鎮村莊，更讓我熟悉了各個地方的風土人情，為我後來推動深圳市群眾文化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78年黎喬築（左二）演出話劇《于無聲處》劇照。

貳

我們報道拔地而起的高樓廠房，也關注節節攀升的飯菜價格；我們歌頌蓬勃向上的建設熱情，也曝光存在問題的個別企業

服務《深圳文藝》彰顯特區精神

1979年，寶安縣改為深圳市，原寶安縣文藝宣傳隊宣佈解散，深圳市文化局成立，我被分配到文化局下屬的深圳市群眾藝術館，擔任《深圳文藝》期刊編輯。

上世紀80年代初，深圳市的人口大約28萬，街上遇到的行人都似曾相識。但是沒多久，全國各地的人都湧來特區，上百萬的工人、技術工作者、商人讓這座小城突然飽滿起來。

任職《深圳文藝》期間，我負責《今日深圳》欄目，專門講述改革開放給深圳帶來的變化。從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衣食住行，到與城市發展緊密相連的工商農學，我們的報道幾乎包羅萬象——我們報道拔地而起的高樓廠房，也關注節節攀升的飯菜價格；我們歌頌蓬勃向上的建設熱情，也曝光存在問題的個別企業……無論是深圳的優點還是爭議，我們都攤開在陽光下給大家看，也受到了許多讀者的認同。

乘著特區勇於開拓創新的東風，我們也對新鮮事物躍躍欲試。以前無論辦報紙還是雜誌，從來都沒有做廣告的概念。成為《深圳文藝》編輯後，我第一次嘗試出去拉廣告補貼辦刊經費。當時深圳火車站有一家由香港人經營的港式快餐店，叫“新興餐廳”。我找到企業老闆，沒想到一舉談成了雜誌社的第一筆生意。那時我們的月工資才幾十元，新興餐廳的封底廣告我賣出了兩三百元的價格。

從1979年到1981年，我在《深圳文藝》幹了兩年。時間雖然短暫，但我站上了一個緊貼時代脈搏的大舞臺，感受著特區從無到有的巨變歷程中孕育的欣喜和陣痛。

成立羅湖藝術團開創多個第一

隨著經濟特區的建立，深圳原本“自給自足”式的群眾文化開始受到外來衝擊。改革開放後，深圳與香港聯繫越來越緊密，當時已經有一部分深圳人率先帶回了香港的12寸黑白電視機。一到晚上，街上就靜悄悄的，大家都跑到有電視機的人家裏追香港電視劇去了，我們本土的節目反而受了冷落。

1981年，我調到深圳市羅湖區文化局當幹事。為了奪回這塊文化陣地，羅湖區文化局成立後幹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特區內熱愛文藝的青年組織起來，創辦一個深圳市區業餘演出團體——羅湖藝術團。

因為沒有條件鉛印，十幾份公開招收團員的簡章都是我們用毛筆一頁一頁寫出來，一張一張上街粘貼的。沒想到，僅僅3天就有300多人登門報名，最終40余人從中脫穎而出。這批團員中有工人、教師、售貨員、服務員、導遊員、海關關員、司機……大家跨越行業，不講酬勞，把對藝術的滿腔熱愛傾注到同一個地方。

藝術團成立之初，資金、樂器、排練場地都很匱乏，大家把辦公桌擠放到墻角騰出排練空間；團長楊素賢在編排舞蹈之餘親自設計、製作演出服裝；我負責給藝術團創作節目和策劃宣傳；文化館長雷作嘉不僅為藝術團的經費物資四處奔走，甚至親自在樂隊拉琴演奏……文化館幹部和演員還自籌了2000多元，買下了全市群眾文化系統第一部鋼琴和第一個無線麥克風，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為了彰顯深圳經濟特區的建設成果，藝術團還鼓勵大家創作富有本土特色和時代氣息的節目，並且按照創作節目的演出場次，給創作者幾元到幾十元不等的“鼓勵費”。也就是説，寫出的節目越受觀眾喜愛就能得到越多獎勵，這在當時也是個創舉，迅速點燃了大家的創作熱情，我也因此獲得了不少“鼓勵費”。

1982年5月，羅湖藝術團在深圳戲院舉行了首場公演，全場座無虛席，連場內過道都設滿加座。我們把《特區小河》《兩次到深圳》等自編節目搬上了舞臺，現場觀眾好評如潮，香港同胞還送來了賀喜花牌花籃。演出結束後，一位市領導對我們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原來深圳還有這麼多藝術人才，你們的方向走得對！”

黎喬築率團赴義大利演出。

參

僅10多年，特區就醞釀出了自己的文化內涵，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肯定。而我，也有幸成為這一進步的參與見證者。

群眾文化終於來到群眾家門口

1985年，我開始擔任羅湖區文聯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羅湖區文化局副局長。當時，大家都鉚足了勁兒幹事業，有些人對於發展文化的重要性還認識不足。

記得剛成立攝影協會時，我到羅湖區人事局，想給入選全國十大青年攝影家的協會會長孫成毅爭取副高職稱。沒想到，人事局的幹部拿出一份資料遞給我，説：“你看，這個人搞技術創新養殖鴨子，給國家爭取了多少外匯！搞攝影能有什麼重大貢獻？”聽了他的話，我脫口而出：“像朱建華這樣的跳高運動員，他只是縱身一躍，就能讓五星紅旗在世界競技場上升起來，這不是貢獻嗎？”

雖然我對這位人事幹部的話有點生氣，但是不得不説，他對文藝的態度正反映了當年深圳一部分人的功利和浮躁。而且，由於深圳匯集了來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不少人批評我們的文化不過是一盤機械融合各地特色的“大雜燴”。作為一個成長于斯的深圳文化工作者，面對這樣的評價一直如鯁在喉。

但是不久，深圳市的群眾文化就步入了快車道。1986年，全市已從4個國家文化站，發展成為32個文化站；同時，以“錦繡中華”為代表的旅遊文化興起了，很多國內外遊客都慕名而來。1987年，“大家樂”舞臺的創舉從深圳迅速風靡全國，無論是誰只要交五毛錢就能上臺唱首歌，滿足了千千萬萬打工者的娛樂需求。

到上世紀90年代，深圳已形成了由文化館、群眾藝術館、文化站、文化室組成的四級網路，各區逐步建立了眾多文化廣場，大大小小的演出團體有了自己的“活動基地”。至此，群眾藝術終於具備了群文性，真正地來到了群眾的家門口。僅10多年，特區就醞釀出了自己的文化內涵，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肯定。而我，也有幸成為這一進步的參與見證者。

讓深圳春蕾兩度飄香中南海

1994年，北京要求我們深圳派一個少兒藝術團去中南海彙報演出，當時我是深圳市藝術中心的副主任，這個任務就落到了我的身上。於是，我和楊素賢、江建衛等同事就到青少年活動中心、各小學和幼兒園，一口氣招了四十多個孩子，成立了深圳市第一個市級的少兒演出團體。

人員準備就緒，我們又集中火力搞節目。當時我們獨闢蹊徑，決心要搞出深圳特色和現代氣息。為此，我專門為藝術團量身定制了一首廣東童謠歌曲《月光光》，歌詞唱道：“你知道你睡在什麼地方？這是特區的高樓上，伸手就能摸到大月光。”當時深圳正在以“三天一層樓”的速度興建高樓大廈，在全國都是非常著名的。我們讓一個5歲的小女孩用粵語演唱這首歌，以天真稚嫩的聲音把深圳快速發展的自信傳遞給中南海的觀眾。

我們還設計了一個特別的兒童舞蹈，專門請來廣州的導演幫忙，又在服裝上下足了功夫。表演當天，孩子們穿著綠色的衣服蹦蹦跳跳上場，沒多久突然“集體變身”，衣服變成了7種不同的顏色，正好呼應了《鵬城七色花》專題歌舞晚會的主題。觀眾們對這個別出心裁的設計報以熱烈掌聲，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年後，深圳市少兒藝術團作為進京文藝匯演的代表之一，再次站上了中南海的舞臺。《龍種》《小胖拉拉隊》《紅樹林》等節目或技藝精湛，或妙趣橫生，或高雅優美，把深圳兒童朝氣蓬勃的風采展現得淋漓盡致。

深圳少兒藝術團的光彩不僅兩次照亮中南海，還多次驚艷了海外觀眾——奧地利、匈牙利、俄羅斯、法國、墨西哥等國家都留下了孩子們的歡歌笑語，在廣東省和全國的多項比賽中也屢斬殊榮。後來，團裏出了許多學業、事業有成的青年，還有不少人從此走上了藝術之路。可以説，深圳市少兒藝術團不僅豐富了深圳的群眾藝術，更為藝術的明天培養出了無數星星之火。

黎喬築（一排右一）參與深圳電視臺拍攝深圳第一部音樂電視片。

肆

有人笑我們傻：“在深圳，晚上加班做什麼工作不能弄到幾塊錢？你們圖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愛藝術，也愛這座城市，我們希望用藝術讓這座城市變得更美好。

簕杜鵑花開滿山坡

上世紀90年代初，我還創辦了深圳市第一個市級的業餘文藝演出團體——深圳簕杜鵑藝術團。這是一個在當時十分難得的專業水準團隊，有遼寧芭蕾舞團的王子，有中央歌劇舞劇院的女主角，有來自全國各地來的優秀歌手、舞蹈演員和魔術演員，還有深圳市第一支電聲樂隊。

深圳作為毗鄰香港的新興城市，最先接觸到海外的通俗音樂。那時，歌舞廳、酒吧如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迪斯可非常流行，外地人都覺得很新鮮。我跑了很多家娛樂場所，去駐場的樂隊挖人，回來組成我們自己的樂隊，還配齊了架子鼓、電子吉他、合成器等一套設備。後來全國第一次爵士鼓大賽在深圳舉行，第一、二名都出自這個樂隊。

深圳簕杜鵑藝術團自成立起，就起著國辦文化在群眾文化中的引領作用。他們舉行了《荔枝情》《深圳是我家》兩台大型原創歌舞專題晚會；他們作為深圳群文的主力，牽頭組織了華東賑災義演、學雷鋒萬人演唱會等多場大型廣場演出晚會；他們還多次赴港澳、美國參加文化交流活動……在我眼中，深圳的群眾藝術工作者也像簕杜鵑，默默而熱烈地開放在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

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羅湖區藝術團剛成立的時候，團員們不僅放棄了業餘時間抓緊排練，還自掏腰包幫助藝術團籌措經費。當時就有人笑我們傻：“在深圳，晚上加班做什麼工作不能弄到幾塊錢？你們去那裏圖的是什麼？”答案很簡單，因為我們愛藝術，也愛這座城市，我們希望用藝術讓這座城市變得更美好。

黎喬築

1945年生，廣州番禺人。1962年廣州高中畢業，來到寶安光明農場開始了10年知青生涯。1972年調到深圳，從事文化工作38年，歷任寶安縣文藝宣傳隊創作員（兼演員）、《深圳文藝》期刊編輯、羅湖區文化館館長、羅湖區文聯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羅湖區文化局副局長、深圳藝術中心副主任、深圳市群眾藝術館副館長等職。

口述時間

2016年5月9日上午

口述地點

福田區上步中路1004號深圳市政協貴賓廳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許嬌蛟

前期統籌：

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後期統籌：賴麗思

特別鳴謝：王庭僚

本版歷史圖片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