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錦培：37年初衷不改 曾專門赴中南海彙報演出

我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人，是一名“50後”。我們這一代人，在大半生的時光中目睹了城市的發展，亦親身感受改革開放對個人命運的巨大改變。

從1979年開第一家餐廳算起，37年來我從未離開過餐飲、食品行業。以2003年為分水嶺，此前我從普通餐飲業起步，率先將民族歌舞引入餐廳，讓消費者邊吃飯邊欣賞歌舞節目，開創了當年深圳人津津樂道的“沙都現象”；此後，我涉足食品工業化生産領域，耕耘十幾年，終於實現從生米到熟飯只需要28秒，以及鑽研出盒飯保質期達半年的技術。我還在繼續謀求突破，希望深圳盒飯工業化生産可實現國際領先水準……個中的種種機緣所帶來的機遇和獨特感受，都是深圳給予我的。

溫錦培

壹

清晨5點之前起床，在拂曉前漆黑中緊趕慢趕兩個小時，7點左右到香港的目的地，幹活至少10個小時以上，披星戴月原路折回沙尾村

入境“淘”回第一桶金

在改革開放前，我們沙尾村屬於新沙大隊，整個生産大隊有2000多人。因為經濟落後，日子過得窮苦。上世紀70年代，實行工分制，像我這種年輕人一般賺10分一天，還不到5毛錢。但是如果到香港打工，一天就能做到10塊港幣，在當時是相當大的一筆財富。

一般人是直接“逃港”，長期在那邊打工，沙尾村原本有500人，在改革開放前逃港的就有200人，以青壯年為主。我選擇了另外一種合法的方式——拿著耕作證，從專門的口岸過港，名義上是過去“耕種”在香港側的田地，實際上是摸到那邊去做汽車修理的學徒，當日即返回。

當年我才十幾歲，如同候鳥一般，清晨5點之前起床，在拂曉前漆黑中緊趕慢趕兩個小時，7點左右到香港的目的地，幹活至少10個小時以上，披星戴月原路折回沙尾村。那時候因為年輕，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即使每天如此奔波，即使天天拆輪胎搞得滿身臟污，並不覺得非常疲憊。

當年拆下的廢舊輪胎，對於香港那邊而言，是垃圾，還發愁沒有地方可以處理。所以當我跟老闆提出，自己拉回深圳處理時，他自然是喜出望外，還把運費給了我。

我千辛萬苦把一車輪胎拉回深圳，轉手便賣出兩三千塊，在當時而言是一筆鉅款。靠著賣輪胎，我“淘”到了第一桶金5000元，用這筆錢又倒騰回一輛在香港已經報廢的計程車，用船拉回深圳，當起深圳最早的“的哥”。

那時賺的主要是從香港過來內地考察投資的客人的錢。我從羅湖口岸拉一個客人到東門老街，路上沒幾分鐘，就賺了10塊錢；要是跑一趟長途，例如去汕頭，路不好走，早上去，第二天早上回，能賺個700來塊，開車一個多星期就差不多把本錢賺了回來。

很快的，我就從開的士發展為開中巴，從一輛車變成五輛車，以現在的和平路為起點，南頭、蛇口為終點，每天來回穿梭八趟，一台車做得最好的時候每天能賺七八百塊。

中巴司機和售票員加起來十來張嘴要吃飯。原本我是讓我媽每天把飯做好，拿到路邊等我們，車一路過，把飯遞上去就行。可能是因為我運輸業跑得好，不少人見狀，也跟著買車跑起了客運，也都需要解決吃飯的問題，這對我而言就是個商機，於是我跟我媽説：不用做飯了，我們乾脆就在路邊開一個餐廳得了。

我選的點是在當時福華路一個駕駛考場的旁邊，也就是現在沙頭街道辦的舊址，起名叫沙尾餐廳，1979年開辦起來。一開始只有8張桌，沒多久就發展成16張桌，由於翻臺率太高，又發展成30來張桌……

到了1988年，地方不夠了，我就直接搬到了現在的深圳金融中心，我承包了整一層2000多平方米，改名沙尾酒樓。那時生意特別旺，前來吃飯的客人每天都在門口排起長龍，源源不斷。

1993年，深圳市率沙都歌舞廳藝術團到京彙報演出。後排左四為溫錦培，左五為時任市委宣傳部部長邵漢青，右一為時任文化局局長蘇偉光。

貳

當時，每天晚上我們分為上、下兩個半場，各40分鐘，以民族歌舞為主，節目不重樣。表演完了又有輕歌曼舞，讓客人可以跟著音樂跳交誼舞

率先將民族歌舞引入餐廳

其實我一開始做餐飲業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像過要做娛樂業。1989年的一天，我陪當年的一位市領導在僑社那邊的西餐廳吃飯，吃完飯後又繼續在那邊喝酒，看到有外國人用電子琴演奏《東方紅》等曲目，這位市領導順口提了一句説：國內這樣的演奏不多。

聽了他的話，我下意識往四週一望，又看到有老領導在那邊跟著音樂跳交誼舞，很有節奏感。我當時就思忖：自己搞一個娛樂場所，讓大家可以邊吃飯邊欣賞歌舞節目。於是從那天起，我連續好幾天都來這個餐廳，看他們到底如何做。

除此以外，當時深圳也有幾家以勁歌熱舞為主的歌舞廳，主打港臺文化。但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創業成功的人士大部分都是35歲~45歲左右，在他們的腦海沒有勁歌熱舞的興奮點。

我當時也有陪同一些成功人士去那些有港臺歌舞表演的餐廳，我看到他們飯吃了，酒喝了，但是他們的眼睛和耳朵對那些流行音樂的歌舞節目是無感的，所以留不住他們，他們反而對革命歌曲更感興趣。後來我又去海上世界看，那裏有民族歌舞的表演，深深吸引了許多外賓。

這一輪市場調研做完，對於辦歌舞廳要設計一種怎樣的氛圍，對高端消費人群的吸引點在哪，我心裏大概有數了。

到了1990年，我們從深圳大廈搬到了大劇院，盤下二、三兩層樓共計4000多平方米，沙尾酒樓升級為沙都大酒樓歌舞廳。我把二樓定為中餐廳，三樓白天主要是提供擺酒筵席，到晚上就變身為歌舞廳。

我將歌舞廳的定位是“大雅之堂”，要做有藝術質感的節目。當時我認識了杭州的一位編導，她原來是跳民族舞的，需要一個施展才華的舞臺，而我需要民族的音樂和歌舞，我們一拍即合，成為搭檔。

既然要做出自己的特色，那就必須要有專門的人才。當時我們通過文化口去各地的專業團體“挖角”，給普通演員開出的工資是一千多塊，是他們在內地工資的兩倍，還包吃住，再加上深圳這個城市的魅力，因此特別多人報名想來，第一批就招了12人，後來又逐漸擴大規模。

演員招來後，我們又組建了自己的樂隊，排了一批節目。當時，每天晚上我們分為上、下兩個半場，各40分鐘，以民族歌舞為主，節目不重樣。表演完了又有輕歌曼舞，讓客人可以跟著音樂跳交誼舞。

除了自己有一批演員外，我們這邊還請“外援”——歌星走穴到我們這裡表演。蔣大為、毛阿敏、張也、陳思思、戴軍都來我們的舞臺演唱過，而且他們當年也特別希望來我們這裡演唱，不僅收入高，環境氛圍也好，都等著簽單排序。

我印象記得最深刻的是陳思思，當年她才十幾歲，還沒出名，通過本土的一位著名音樂人介紹，她在我們這裡登臺演出，開始逐漸為大眾所認識。後來，邀請她的場子變多了起來，那時候她媽媽抱著個暖壺，幫她掐準每場表演的時間，例如在我這邊一演出完，馬上下樓坐上早就在等待的摩托車（以防塞車），又奔赴下一場。

到中南海彙報演出

原來我們把歌舞節目的管理放在演出部，跟我們餐飲部是並列的。1993年11月，我們榮獲“全國文明娛樂廳”稱號。與此同時，省裏給我們頒發了一個證，我們成為當年唯一一家獲批辦專業藝術團的企業，於是我們正式把沙都歌舞廳藝術團辦了起來，並且和專業的培訓機構合作，培養專業歌舞演員。

實際上，那時候的深圳，要找能養得起一個專業的、大型的表演性的藝術團體的單位，除了民俗村外，就是我們。因為我們的舞蹈組不像民俗村那邊分身乏術，當年深圳電視臺很多節目，都是請我們的舞蹈演員過去表演的。當年各種大型活動，都少不了我們藝術團的身影，例如慰問駐港部隊官兵以及為前來參加高交會的嘉賓表演等。

我們之所以能發展得那麼快，還有一件事起到了推動作用。當時，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一方面是大量的外商涌入，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崛起，另一方面是政府在改革方面都有諸多新舉措，從內地過來交流取經的人也日益增多，因此接待工作也多，我們也是當時的接待點之一。如果專門是來考察文化市場的，那就更繞不開我們這裡了。

1993年1月的一天，中央有一個考察團來深圳，考察“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吃完飯後，安排到了我們這邊。他們原先沒想到跳的是民族舞，唱的是革命歌曲，看完我們的上半場節目後，表露出讚賞之意，看到有人在跳舞，他們沒有女伴，就提出能不能找女演員跟他們共進一曲。但是我們態度是很堅決的：我們的演員不陪舞。

受到拒絕後，他們雖有一絲不悅，卻還是點了點頭，繼續看下半場的節目，這時候市裏安排作陪的領導才趕到，我們才知道自己拒掉的人大有來頭，心裏不免得有點忐忑。沒想到第二天，市裏突然來通知説，馬上組織一台晚會，準備去北京中南海彙報演出。

我們大概準備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由市裏帶隊，一行人一起進京，到了中南海連演了幾場，此事在全國也引起了轟動。

1995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光英（中）到深視察文化産業發展，在沙都藝術團與溫錦培（右一）和時任文化局局長蘇偉光（左一）等人交談。

參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新生力量的嶄露頭角，大家的文化口味會發生變化，民族歌舞表演不再是“香餑餑”，如果不思進取，市場終究會把我淘汰

折戟的“深圳紅磨坊”

餐飲業是我們的主打，佔我們營業額的70%以上，娛樂業是我們的品牌，高峰時期，我們一年的營收達到七八千萬元，在上世紀90年代也曾經一度躋身福田區十大納稅企業。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深圳的文化娛樂業已呈興旺之勢，但其中也因為人心不古，為了賺快錢夾雜著一些歪風邪氣。我在這行做得早，算是一度處於引領的地位，加上一直走正路，受到大家的敬重，還身兼政協委員，為行業的健康發展積極建言獻策，因此是無論如何也不想有一絲偏差，授人以柄，為此拒絕了很多誘惑。

但與此同時，我也意識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新生力量的嶄露頭角，大家的文化口味會發生變化，民族歌舞表演不再是“香餑餑”，如果不思進取，市場終究會把我淘汰。

為了轉型和突破，1996年起，我數次到國外進行考察，其中法國著名的歌舞廳——紅磨坊的模式深得我心。回到深圳後，我們也積極籌備打造沙都歌劇院，定位為“深圳紅磨坊”，力圖打造深圳的文化坐標。

我認為不僅僅是單一靠本土的消費，也應該著眼一種國際視野的消費，畢竟當時的深圳已經越來越國際化，大量的旅遊團隊進出深圳，我們的娛樂産業也應該朝著國際化、産業化的方向去走。當時做的定位是主打晚上八點鐘後的消費，因為晚上五點到八點是吃飯時間，八點之後則可以讓這些旅遊團隊看看深圳城市文化的點綴。

一開始市裏的領導對我的構想表示了支援，前期審批的文件都是“同意”、“請積極籌備”，當時沙都歌劇院已經立項了，我也請了一流的建築設計師做出了規劃圖紙，包括出去考察和做設計等花費了上百萬元。

就在我信心滿滿之際，市裏卻猶豫了，或許當年的主要領導是考慮到當時的大環境下，歌舞廳産業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對我的一枝獨秀到底信心不足，又或者另外有新的打算，因此項目最終擱淺了。如今這一系列的設計圖紙已被我深壓箱底，每當回想起來，對於這一未竟的夢想，我還是會有淡淡的遺憾。

肆

如今我們的盒飯不僅可以“上天”（飛機上），還可以“下海”（輪船上），進入了各大超市和便利店以及連鎖快餐店，也曾榮幸地成為深圳市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供餐企業

遇非典狙擊謀求轉型

從1993年開始，因為生意特別好，出於擴張的需要，我又在皇崗村租了場地打造沙都飲食娛樂城。到了1997年，在沙都歌劇院的方案遭否後，我心想：雖然未能打造出一個綜合的娛樂文化實體，但是一些想法還是可以在原有的舞臺上進行嘗試的。

為此，我在皇崗這邊搭建了一個專門用於表演歌舞劇的舞臺，通過策劃，從2001年起推出一系列的精品舞臺劇，在當時還是比較受歡迎的。但這個畢竟還是屬於高雅藝術，在拉動周邊消費方面，很難達到村裏原先的期望，因此村裏對我也頗有微詞。

原先大劇院那邊的場地，為了配合政府的要求進行重新規劃和使用，到了2000年左右十年租約已滿之際，就退租了，主要留下皇崗村這邊一處。到了2003年，非典突如其來，一下子把我們打矇了，原本門庭若市，忽然一夜之間門可羅雀。

當時我的員工規模已經達到上千人，無論開不開門做生意我都是巨虧，如果苦苦支撐下去，沒幾個月我連固定資産都要虧光。基於對疫情和未來形勢的預判，再加上跟皇崗村這邊的十年合同即將到期，在過往的扯皮中我已深感無力，因此毅然拿出一千多萬元，一邊遣散員工，一邊跟供應商做好善後事宜。

從皇崗沙都飲食娛樂城正式關門的那一刻開始，我如釋重負。回到家大睡了三天，休整了一段時間，再次將目光鎖定在快餐工業化領域。

其實無論是飛機餐也好，還是便利店裏包裝好的盒飯，都是經過全工業製作的成品，我們這邊配餐包裝完成，那邊只需要一熱，便可食用，未開封的熟製品保質期最長可達半年，但是並不含任何食品添加劑，技術的核心是用後殺菌工藝以及用好的材料做密封以防菌。

在我當年剛進入這個行業時，這套技術還是掌握在日、韓等國家的手裏，後來經過反覆研究，我們掌握了自己的技術，目前每天倉庫儲備可以供應十萬人吃飯。如今我們的盒飯不僅可以“上天”（飛機上），還可以“下海”（輪船上），進入了各大超市和便利店以及連鎖快餐店，也曾榮幸地成為深圳市第26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的供餐企業。

去年光明滑坡事故發生後，為保障救援供餐，我們中斷了華東市場部分商業供餐合同，安排員工加班加點，連續一個多月為現場救援人員供應盒飯30多萬份，都是熱飯熱菜，在品質上未出一例差池。至於其他地方的供應，也從未聽説有出過安全的問題，最近我們還被列入國家戰略儲備及食品應急企業當中，這一點我還是很自豪的。

以前經營沙都歌舞廳的時候，我的曝光率比較高，人人喊我“溫老闆”，還有人問我：“你以前生意做得那麼大，為何現在賣盒飯？”其實我一直都在這一行，文化娛樂業的牌子也還留著，變成承接政府的採購服務，將文化節目送下鄉去；餐飲事業從臺前轉到了幕後，從穿西裝打領帶笑臉盈盈迎來送往，到著水鞋穿防水衣滿身油污巡視在車間，雖然不再如昔日那般光鮮，但還是那顆敬畏“民以食為天”的心。

溫錦培

1957年出生於深圳沙尾村，從1979年開始創業，先後創辦了沙尾餐廳、沙都大酒樓、沙都歌舞廳、沙都藝術團、皇崗沙都飲食娛樂城、沙都實業發展有限公司、飯飯得食品有限公司、香港得榮貿易有限公司等企業。2000年當選深圳市第三屆政協委員，並擔任深圳市食品科技學會會長、深圳市食品工業學會副會長、深圳市飲食服務行業協會常務理事等職務。

口述時間

2016年5月14日上午

口述地點

福田區沙尾西村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賴麗思

前期統籌：

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後期統籌：賴麗思

特別鳴謝：深圳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本版歷史圖片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