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正中：帶領深圳中電人走向高山之巔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曾對我説，從前他在香港落馬洲用望遠鏡望向一河之隔的深圳，只能看到兩頭水牛；如今再來深圳，只覺得這座繁華都市仿佛從天而降。的確，深圳是一個奇跡，而我則有幸在這座奇跡之城裏，率領一家大型企業從低谷走向輝煌，書寫一個不平凡的人生。

沈正中

我想，每個人都應當有屬於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我是江蘇泰州人，與梅蘭芳先生是同鄉。我經常愛打一個比方：如果社會沒有給梅蘭芳提供一個舞臺，他就不能成為一代京劇藝術大師；如果深圳經濟特區沒有給我提供一個開放包容的環境，我也沒法尋找到我人生的價值。

壹

給勤快的工人和懶惰的工人同樣的待遇，結果就是沒有人願意再多幹活兒了；這就好比把好梨和壞梨放在一個筐子裏，壞梨的汁液遲早會把好梨也污染

臨危受命來到改革開放試驗田

來深圳前，我在電子工業部下屬的一家企業工作，從一個車間技術員幹起，一路幹到總廠副總工程師。我的老單位是一家大型國企，有14000多名員工，3000多名工程師，不僅是我國“一五”期間156項重點工程之一，也是當時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電子企業。

在這樣一個規模龐大的國企裏，大家都是靠著“國家”這棵大樹吃飯，“不講效率”和“不計成本”是當時國企的兩大通病。我曾經在廠裏的廠務會上提出一個“一筐梨”的理論：給勤快的工人和懶惰的工人同樣的待遇，結果就是沒有人願意再多幹活兒了；這就好比把好梨和壞梨放在一個筐子裏，壞梨的汁液遲早會把好梨也污染。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工作了二十多年，我雖獲得了安穩的生活，卻時刻感受著血液裏的躁動，內心深處仿佛總是在涌動一股“闖出一條新路出來”的衝動。

1984年3月，我受命南下深圳，來參與收拾中國電子技術進出口公司深圳分部（深圳中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的“爛攤子”。這個公司與經濟特區同歲，是第一批落戶深圳的央企之一，也是深圳電子外貿領域開疆辟土的排頭兵。可就在我來之前，由於涉嫌“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宗走私逃稅案”，它已經被司法機關查處2年有餘。

面對這樣一個岌岌可危的大公司，領導給了我們三點指示：要把“大案要案”的水分濾掉；要把公司的名譽恢復起來；要把對外貿易搞上去。可是自己到底能不能勝任，我心裏還是打鼓的。況且，作為國家第一批改革開放的經濟特區，當年深圳受到不少外界質疑。我的一位老友在為我送行時還調侃説：“老沈啊，你這次去如果搞不好，不知道是走著回來還是躺著回來。”就這樣，我懷揣著耕耘祖國試驗田的願景和重責，如履薄冰地來到了深圳。

走馬上任迎面而來“下馬威”

剛剛接任，現實就給了我一個“下馬威”——到公司一查賬目，出口竟然虧損了170萬元，還要交2470萬元的罰款！要還清這樣一個天文數字的債務，把公司賣光了也不夠。可是法院來了通知，要我們列出還款計劃，如果逾期不還，就會判決逮捕我這個法人代表。

眼看期限越來越近，我急得團團轉。恰好此時，《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報道，原電子工業部部屬企業將分期分批下放到地方。以此為機，我趕緊聯繫到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梁湘，跟他描述了公司面臨的巨大困境。梁書記非常支援我們的工作，當即表示會結合實際情況審慎處理。果然，法院不久就派一組工作人員來了解情況，後來也就順利化解了這一難題。

罰款的重壓雖然解除了，但是這個剛經歷了巨大挫折的公司卻很難迅速恢複元氣，400多名員工如同一盤散沙。還記得就在宣佈新領導班子走馬上任的會場上，辦公室主任拿了一沓資料上臺遞給我。我一看，竟然是8份辭職報告，其中5份還來自中層幹部。我們業務員出差到外面去，都不想拿自己單位的介紹信，因為人家一看到介紹信上的公司名字，就會投來異樣的目光。

1984年那一年真的非常艱難。公司這起大案要案出來以後，不光在全國都出了名，連“美國之音”和英國《泰晤士報》也進行了報道。這種負面影響對一個外貿公司來説是致命的打擊，國際上沒有人敢和我們做生意，當年到年底公司出口總額只有92萬美元。

那一年春節，我孤身一人站在深南大道上，東看西望，看不到一個人影，只有一群蚊子在頭頂盤旋。想著肩上沉甸甸的擔子，我心裏無比淒涼；可又一想國家創匯的重托和公司400多名員工的指望都在我身上，我覺得無論如何都得咬緊牙關挺過去。

一腔孤勇率領公司絕地反擊

面對難關，我深深感到如果不迅速培養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沒辦法打贏這場翻身仗。當時一位團委副書記告訴我，有一次團委準備組織團員們搞一個聯歡會，他去商場買了些佈置會場用的綵球、彩紙。開發票的時候，售貨員問他發票抬頭寫什麼單位，他報出了公司的名字。售貨員馬上説：“哦，就是那個經理被抓起來的單位？放出來沒有啊？”眾目睽睽之下，他覺得很沒有面子。

我馬上因勢利導地告訴大家：“這説明什麼問題？這就是説公司和每一個員工都是連在一起的，就像國家和家庭一樣，沒有國哪有家？我們和公司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後來我又在領導班子會上講：“我們肯定能好起來，只要不服輸，就能突出重圍，因為哀兵必勝。”

從1985年開始，國家規定省一級的外貿公司出口額三年之內必須達到500萬美元以上，否則取消外貿權或更換領導班子。在這樣的重壓下，我義無反顧地投入到第一線，帶領全體員工大力重建企業規章制度，考核到人；開拓出口業務，尋求國內貨源；同時組織人員出國參展，打開遠洋市場。從那時起，我每年上半年都要到重點貨源省區走訪客戶，開闢貨源基地。

經過2年的努力，深圳中電在1986年出口創匯711萬美元，不僅保住了外貿權，還受到總公司的表揚。而這一年，也標誌著深圳中電公司從進口型公司轉變為出口型公司，順利實現了經營戰略目標的轉移。

1988年3月22日，沈正中總經理代表公司與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簽訂經濟責任承包合同。

貳

1986年，我提出要把深圳中電原本“橄欖球”式的結構改成“啞鈴”式的結構——把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生産環節轉移到內地，把發展的重點轉移到上游的科研開發和終端的貿易出口

居安思危“科工貿”結合圖發展

我來深圳以後，給自己制定了一個“三三計劃”：三年臥薪嘗膽，三年積蓄力量，三年起步騰飛。完成了第一個三年的跨越後，公司已經走出低谷，但是形勢卻不允許我停下來喘口氣。

以前，我們外貿企業都是從國內組織貨源出口，就像遊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工廠有什麼我們就賣什麼，基本上圍繞著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加工産品打轉。我們出口十三波段的收音機和新力生産的同等産品相比毫不遜色，但是在美國紐約的超市裏，新力的擺在上面的貨架，標價125美金；而我們的被塞在最下面的貨架，只賣66美金。沒有知名的品牌，只能是“關雲長賣豆腐——人硬貨不硬”。

為了衝出這種“提籃小賣”的初級階段，1986年，我提出要把深圳中電原本“橄欖球”式的結構改成“啞鈴”式的結構——把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生産環節轉移到內地，把發展的重點轉移到上游的科研開發和終端的貿易出口，打造“科工貿”結合的一條龍發展模式。

方向雖然明確了，但是真要實施起來談何容易。深圳的工業基礎太薄弱，我們剛開始投資辦廠的時候，跑遍全市都買不到固定生産線用的MB地腳螺絲，不得不開車到廣州去買。而且，生産線上測試儀器的檢定也沒有權威的檢測機構，産品的品質無從保障。

於是，我們一點一滴從頭做起，除了投資成

立自己的工廠和2個研究所，還請電子工業部和我們共同籌建電子産品檢測系統，為後來的深圳商檢局打下了基礎。為了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出口基地，研發國際市場適銷對路的電子産品，公司創建了獨資、中外合資、內聯合資的企業達到22家，生産型企業21家，技術開髮型企業1家。

1992年4月29日，時任深圳市市長鄭良玉為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的公司總經理沈正中頒獎。

參

在深圳，兩個自行車主會迅速確認有沒有事，只要還能騎著走，馬上分道揚鑣，各自忙著幹活兒去了。連路過的行人也沒有時間停下來看熱鬧

在經濟特區學會高效開放

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期，深圳還沒有機場。我們回北京開會，要先後坐船擺渡兩次到達廣州，再從廣州坐飛機到北京。從今天電子大廈到鄧小平畫像的這段路，真是“無風三尺土，下雨一街泥”。一場大雨過後，我們在深南大道上一腳踩下去，鞋子會陷在泥裏拔不出來。由於氣候濕熱和衛生條件不佳，人們戲謔地把“南頭的蒼蠅，上步的蚊子”稱作深圳的兩大“特産”。這裡與我在北京的生活環境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客觀環境雖然艱苦，但是經濟特區的精神風貌卻是昂揚向上的。後來有人問我：“你覺得深圳和北京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我説，最明顯的感受就是深圳比北京更高效，更開放。

北京人喜歡像京劇裏的人物一樣“邁方步”，可經濟特區人腳步總是急匆匆的。為什麼？因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北京，如果兩輛自行車撞在一起了，雙方就會在“你先撞我還是我先撞你”“該誰負責”的問題上糾纏一個上午，邊上還有一群好事者圍著看熱鬧；可是在深圳，兩個自行車主會迅速確認有沒有事，只要還能騎著走，馬上分道揚鑣，各自忙著幹活兒去了。連路過的行人也沒有時間停下來看熱鬧。

北京人愛住四合院，相對比較自我和封閉。我們位於北京的中國電子進出口總公司是一個全國性的大公司，可凡是進門的人都要拿出證件和介紹信先登記驗證，才可入內。深圳分公司從不這樣繁瑣——我們大門口只立一個牌子，上面寫著“衣帽不整，恕不接待”——來的都是客，我們敞開大門歡迎。

當機立斷兩小時入股深發展

我們公司的簡介第二頁封面上，總有一個沖浪的圖案，因為我們崇尚這種沖浪者的精神——你不知道自己能衝多高，但是永遠都要為立足潮頭做好充分的準備。機遇就像天上流星，一旦錯過就無法重現，對於一個外向型企業而言更是如此。

1987年，在香港南洋商業銀行灣仔支行成立十週年的慶典上，他們的副行長正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股票專家，我想邀請他來公司給中層以上幹部講講股票。沒想到他衝我一笑，説：“你還是回去看看書吧，我現在講你也聽不懂。”那口氣仿佛是一個大教授在對一個小學生説話。不久，剛好一位台灣朋友送給我一套關於股票運作的書，我便埋頭苦讀起來。

恰逢此時，深圳發展銀行（平安銀行前身）開始募集股東了。深圳發展銀行簡稱“深發展”，是第一個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的商業銀行，建立初期籌集的資金還不到預先計劃的50%，所以就幾經輾轉來到我們公司尋找參股。

根據從商經驗和對銀行、股票的了解，我立刻嗅到了背後的商機。我記得深發展的負責人來和我談話的時候是下午2點，離截止認購的時間只剩下2個小時。我當即打電話給公司的總會計師，用賬上152萬元的流動資金購買了76000股，一舉成為當時深發展的大股東。目前，深圳中電仍是平安銀行的第七大股東，也是唯一僅存的原始股東，尚持有1億8千萬股。

這筆“2個小時內拍板”的投資，最終給公司帶來了1140倍的回報率，為後來興建電子科技大廈和給職工蓋宿舍樓打下了資金基礎。幾年後，美國麥肯錫亞洲區公司受一個大公司委託詳細調查我，就是想搞清楚為什麼在當時大公司林立的深南大道上，只有深圳中電購買了深發展股票。可我知道，在這個冒險的成功背後，是公司上下強大的凝聚力和領導者的高度責任感共同在支撐。

1993年8月8日，電子科技大廈A座落成，時為深圳市第三高樓。

肆

我們又經歷了資金問題、挖斷電信電纜問題、落成典禮時的飄樓問題……歷經九九八十一磨難後，大廈終於在1993年8月8日修成正果

歷經磨難建成電子科技大廈

以前由於外匯儲備緊缺，國家對外貿體制進行了改革，為鼓勵創匯補貼出口虧損，同時對機電産品出口給予一定的扶持。在政策的大力支援下，我們的電子外貿業務表面上一路高歌猛進，實際上是出口越多虧損越多。我知道，補貼政策遲早會退出歷史舞臺，如果不能未雨綢繆，就只能坐以待斃。

所以，我一方面抓緊內部管理和成本核算，另一方面決定興建電子工業大廈（後更名為“電子科技大廈”）以做到自己補貼，不向國家伸手。1988年8月8日，我們特地選定這樣一個難得的吉日舉行電子工業大廈的奠基儀式，可沒想到，等待這棟大廈的卻是5年的多舛命運。

1989年，國家壓縮固定資産投資，控制樓、堂、館、所的建設，很多工程項目紛紛下馬。電子工業大廈的地基已經挖下去了，可還是面臨著停工的危險。我們冒著被處理的風險，向國務院清查辦公室和國家審計署的領導彙報情況，得到他們的理解，可是由於時間的拖延，計劃38層的高樓當年只批准建6層。下一年如何處置，沒有定論。

那時，我們從奧的斯訂購的10部電梯、從法國訂購的蓄冰式空調已經全部簽約，如果不批准繼續往上蓋，後果不堪設想。大樓停工了整整半年，在邊上説什麼風涼話的人都有，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就在這時，深圳市計劃局的領導詢問過情況後，就把另外兩個項目多餘出來的指標“尾巴”分配給我們。1991年春節前，我們終於把大廈建到16層。這是深圳市對我們的雪中送炭，我們沒齒難忘。

緊接著，又逢深圳市進行産業結構大調整，規定深南大道兩側不能建廠房，大廈因此及時修改功能並更名為“電子科技大廈”。隨後，我們又經歷了資金問題、挖斷電信電纜問題、落成典禮時的飄樓問題……歷經九九八十一磨難後，大廈終於在1993年8月8日修成正果。

電子科技大廈A座建成後，由於地處繁華的華強北商圈，租客絡繹不絕。每平方米的租金最高達到160元，公司現金流一下子充沛起來。這筆不菲的收入，不僅彌補了公司當時外貿業務的資金缺口，還使公司有餘力同時開啟大廈的二、三期工程。1999年，電子科技大廈B、C座也順利竣工。這樣的滾動式發展，為公司今天年出口創匯達30億美元奠定了堅實基礎。

沈正中

1936年2月生，江蘇泰州人，高級工程師。1984年3月臨危受命來到深圳，歷任深圳中電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黨委書記、董事局執行主席。沈正中在深圳中電“當家人”的位子上一幹16年，曾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優秀經營管理者”“廣東省優秀企業黨委書記”，及省市“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

口述時間

2016年5月11日上午

口述地點

福田區上步中路1004號深圳市政協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許嬌蛟

前期統籌：

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後期統籌：賴麗思

本版資料圖片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