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小平：我們在深圳闖出一條“絲綢之路”

1985年，我從杭州坐火車到深圳，一路顛簸了36個小時，那時只覺得這旅途真長啊；2016年，我在深圳回想當年離鄉創業，距今已經整整31年，不由得感嘆時間走得實在太快。我想，能夠在自己的黃金歲月，與經濟特區一起成長、收穫，這是我一生最大的財富。

翟小平

我雖然是杭州人，但我對深圳的感情不亞於對家鄉。我知道，是經濟特區給了我一心一意幹事業的舞臺。對這座城市，我永懷感恩。

壹

浙江絲綢進出口公司與香港招商局聯手，合資共建了深圳華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深圳經濟特區早期合資企業之一

從“絲綢之府”來到經濟特區

我出生在有“絲綢之府”之稱的杭州，1980年進入浙江絲綢進出口公司工作，所以對絲綢有很深厚的感情。我國的絲綢外貿生意雖然歷史悠久，但是直到上世紀80年代，我們出口的絲綢還是以白坯為主。這些白坯先被運到中國香港、義大利、美國等地區和國家進行染色、印花等處理加工，再“搖身一變”為“義大利絲綢”賣出高價。而白坯和成品之間的差價之大，從10倍到20倍不等。

為了改變這一局面，1983年底，浙江省政府代表團來到改革的“試驗田”考察，與深圳市政府簽訂了多項合作意向，其中就包括在深圳籌建一個專門面向出口的絲綢印染廠。很快，我們浙江絲綢進出口公司就與香港招商局聯手，合資共建了深圳華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深圳經濟特區早期合資企業之一。

經過一年的醞釀和建設，新廠“萬事俱備，只欠東風”。1985年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樣到公司複製品科上班。去洗手間的時候，剛巧碰到了公司經理。他一看見我，就招手把我叫到辦公室説：“小翟，你去深圳吧。”就是這一句話，改寫了我的人生軌跡。

最初，我心裏是很不情願的。在當年計劃經濟的體制之下，由於絲綢屬於國家專控商品，只有絲綢進出口公司有特許經營權。在周圍人眼中，我是端著“鐵飯碗”、過著體面生活的“幸運兒”。我對深圳也不了解，住慣了生活安逸的魚米之鄉，家有不到3歲的女兒，對於那個百業待興的陌生城市，我並沒有太大期待。

可是，面對上級的囑託，我還是答應了調動。走之前，我向領導申請滿2年就輪換，領導希望我至少待滿5年；沒想到這一待，就是30多年。

1993年，翟小平（左一）陪同時任國務委員康世恩視察公司。

貳

在這樣一個高效運轉、沒有扯皮推諉的環境裏，深圳華絲如魚得水。一晃5年期限已至，我卻放棄了回杭州的想法，還把妻子和女兒接到深圳團聚

企業名列全市凈創匯前三

調任深圳那年我才29歲，就挑起了新廠副總經理兼業務部經理的重擔；那時的蛇口也和我一樣，年輕稚氣卻扮演著改革開放排頭兵的角色。當年的蛇口還沒有完全褪去小漁村的影子，本地居民只有1000多人，工業基礎幾乎為零。現在華絲附近的六幢廠房就是當時蛇口工業廠房最稠密的地方，集中了日本三洋和香港凱達等外資港資企業。

1985年初，印染廠開始試生産，9月下旬正式開業。開業之初，我們只有一層廠房和100名從浙江調來的工人，不過業務卻拓展得出奇順利——我們源源不斷地從香港接到訂單，到當年年底就創匯4000萬港幣，我自己的工資也比在內地時高出了10倍左右。

印染廠開起來沒多久，我們就得到一些香港製衣廠的反饋。他們希望我們不僅印染布料，還能製作成衣。原來，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正處於工業轉型期，隨著勞動力等生産成本的上升，像製衣這種勞動密集型産業已經開始向內地轉移。我們也十分樂於改變，因為製作成衣不僅能提高産品的附加值，更降低了對於絲綢原料等級的要求。説幹就幹，1985年年底，我們趁著效益“大豐收”購買了100多臺縫紉機，辦起了製衣一廠。

開展製衣業務之後，廠裏的利潤更高了。從買進白坯到賣出成衣，我們能獲得大概50%的增值。就這樣，1986年我們凈創匯7000萬港幣，在深圳名列前茅。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深圳華絲還一度奪得全市凈創匯企業第3名，並且在短短幾年的時間裏連續擴建了5個製衣廠。

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初期，內地有許多質疑深圳經濟特區的聲音，認為深圳就是一個投機倒把、炒賣外匯的地方。為了反駁這一論斷，深圳市政府把我們工廠作為“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典型宣傳——我們依靠經濟特區的政策，成長在經濟特區的土地上，從內地購買原材料，在深圳進行深度加工，再出口到國外市場，為國家創匯數千萬，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特區政府為企業辦事雷厲風行

因為華絲是地方國企來到深圳、與境外企業合資興辦的企業，再加上我們的業務主要是出口，所以就成了浙江母公司、深圳市、蛇口招商局都不管理的“三不管”企業。在深圳立足初期，我常常覺得孤立無援，可是一件小事很快改變了我的想法。

1987年，我代表公司參加了時任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和時任深圳市副市長朱悅寧召開的外商企業投資座談會，會上兩位領導十分關心地問大家是否有困難。我雖然沒抱太大希望，還是一五一十地傾吐了苦惱：由於公司的客戶主要在香港，所以需要經常去香港聯絡業務；可是全公司上下連一張去香港的證件都沒有，我們只能被動地坐等客戶到府，極大地限制了公司發展。

聽完我的彙報，李灝馬上説：“他們公司一年創匯7000萬，為什麼不給他們一個辦理香港通行證的名額？為什麼我們很多政府官員都有這個證，反倒是這些真正有需要的企業沒有？”我聽了很感動，覺得領導能這樣為企業著想真是難得。

沒想到僅僅3天后，市外辦就打電話來，要我報辦理香港簽注的政審材料。他們告訴我，這個名額是領導親自批下來的，只要我“馬上報”就能“馬上辦”。一個星期後，簽注就到手了。我這才知道，經濟特區真的是“特事特辦”，上級指示乾脆利落，下面執行也迅速堅決。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深圳海關的“集中報關”政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深圳海關就允許企業月初列出一個出口計劃，只要在計劃範圍內，每次填一張清單就可以先出貨，月底再統一匯總報關。這樣一來，就給了我們這種做“小批量、快交貨”生意的企業極大便利，不僅大大提高了出貨效率，更大幅減少了運輸成本。

就是在這樣一個高效運轉、沒有扯皮推諉的環境裏，深圳華絲如魚得水。一晃5年期限已至，我卻放棄了回杭州的想法，還把妻子和女兒接到深圳團聚。即使後來因為女兒必須回戶籍地讀書，不得已與家人兩地分居20多年，我也從沒後悔過留在深圳。

2005年，翟小平（左一）接待法國商務外賓訪問。

參

那時候，一個女工在華絲工作一年，可以給家裏寄回8000塊錢。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一個家庭只要出一個這樣的勞動力，就能使整個家庭脫貧

激烈競爭強化品質管控

經過3年的飛速發展，深圳華絲的生意越做越大，名號也越來越響。浙江各地方的領導只要來深圳，都會到華絲來考察一番，把華絲的成功經驗帶回了家鄉，鼓勵了一大批年輕人來深圳追求事業和理想。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震動鄉里的事件。1990年春節前，一年的忙碌換來了豐厚的回報，為了表示慶祝，公司特意在廣州機場包下飛機，歡送100多名員工回浙江老家過年。許多員工的父母一輩子都沒見過飛機，看到在深圳打工的子女坐著包機回家，他們都非常激動。

那時候，一個女工在華絲工作一年，可以給家裏寄回8000塊錢。這是什麼概念？相當於一個家庭只要出一個這樣的勞動力，就能使整個家庭脫貧。所以後來華絲招工，許多人都擠破了腦袋想進來。

不過，想來打工的人多，想來當老闆的人也不少。1988年，我們突然覺得身邊新出現了許多浙江溫州、台州人興辦的服裝廠。這些廠規模小，管理不算很規範，但産品的生産成本很低，所以在價格方面對我們形成了很大衝擊。

華絲成立之初經歷了幾年“野蠻生長”的時期。那時候市場需求量大，但競爭對手少，巨大的利潤空間導致了驚人的次品率，有時候甚至能達到20%以上。我們把次品集中到倉庫，拆掉客戶的品牌標簽，或者在商標上面畫一條黑線。不少外地的小商販，隔三差五地背著編織袋來“掃貨”——那些次品衣服都是10元一件，我們的員工就在倉庫裏，一手點錢，一手數衣服。

競爭形勢嚴峻後，我們開始意識到品質管控的重要性。進入上世紀90年代，歐洲的絲綢市場開始疲軟，絲綢價格也一路走低。董事會正式提出要“練內功”——嚴格整頓企業制度，提高工人技術水準。不久，我們的次品率就降至5%以下，完成了技術上的第一次升級。

肆

深圳服裝品牌背後的創始人本身就是企業家，是離市場最近的人。他們在轉型做品牌之前，已經沉澱了一定的生産基礎和技術，有可靠的品質做後盾

出口轉內銷孕育深圳服裝品牌

隨著華絲的標桿效應越來越大，大大小小的絲綢服裝廠如雨後春筍般從蛇口片區破土而出。那時北京絲綢總公司有一個説法：中國絲綢服裝的價格看蛇口，蛇口絲綢服裝的價格看華絲。

這種“百家爭鳴”的局面一直持續到1994年。那一年，國家在外匯政策上做出了一個重大調整，深圳經濟特區和內地並行的外匯雙軌制被取消。在此之前，經濟特區的外匯是開放的，深圳市擁有自己的外匯調劑中心，1美元大約可以兌換10元人民幣；可是在內地，所有外匯必須經過人民銀行，1美元大約只能兌換5.5元人民幣。在巨大差價的誘惑下，很多人涌到深圳來辦服裝廠。在這裡，不僅能買到免稅的進口設備，出口賺回來的外匯還能兌換更多的人民幣，所以服裝出口産業辦得熱火朝天。

1994年以後，無論內地還是特區，1美元都是兌換8.8元人民幣，經濟特區內的一大批服裝廠開始分化——一部分就此倒閉，一部分返回老家，還有一部分選擇留在深圳激流勇進。留下來的企業為了尋找更好出路，開始從出口轉做內銷。這些剛剛脫離“來樣加工”模式的服裝企業，就是深圳最早在服裝領域探索創立“自主品牌”的先行者。後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影兒”“娜爾思”等都是誕生在這一時期，深圳的女裝品牌目前在國內也是首屈一指的。

深圳服裝品牌背後的創始人本身就是企業家，是離市場最近的人。他們在轉型做品牌之前，已經沉澱了一定的生産基礎和技術，有可靠的品質做後盾。即使獲得了成功，這些企業家還是在設計、生産、銷售各個環節上都親力親為。從這一點上來説，深圳的服裝品牌與學院派設計師開創的品牌有很大不同。

北京服裝展擦亮深圳女裝招牌

深圳服裝品牌能夠在全國佔有一席之地，深圳服裝行業協會功不可沒。深圳服裝行業協會成立於1988年，華絲公司是最早的會員單位之一和連續3屆會長單位。成立之初，協會的覆蓋範圍只有20多家公司，公司老闆多數都是浙江同鄉。那時，我們還沒有為整個行業謀發展的抱負，只是單純希望為大家建設一個抱團取暖的地方。

公司的老董事長從第2任會長之位上卸任後，我接著連任了第3、第4屆協會會長。在我任期，由現任會長沈永芳擔任協會秘書長，實際事務也都是她負責。我們剛接手的時候，正是協會最困難的時期，工作人員已經半年沒有領工資了。

1998年，為了解當時服裝行業的詳細情況，時任深圳市副市長郭榮俊與北京中國服裝協會、深圳服裝協會的部分副會長和企業家一起，在我們公司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座談會。會上，沈永芳舉了一個令我至今都記憶猶新的例子，她説：“像康佳這樣的高科技公司生産一台電視機賺的錢，還不如我們生産一件西裝得到的利潤高，服裝行業是朝陽行業，請領導們一定支援我們服裝行業的發展。”

1999年3月，中國國際服裝展在北京舉辦，它是當時全國影響力最大的服裝展。其他地方的企業都是自己報名參展，唯有深圳服裝行業協會獨闢蹊徑，準備組織本地企業組成深圳服裝代表團一起參展。

為支援服裝行業發展，市領導非常有魄力，一舉給服裝協會撥款30萬元。有了資金支援的協會立馬組織起100多個企業，不僅統一報名參展，還統一參展形象。就這樣，深圳代表團成為服裝展上唯一一個地方代表團，也是當時最大的代表團。我們在北京又開新聞發佈會，又舉辦時裝走秀，不僅為企業開闢了嶄新的銷售渠道，更把深圳女裝的品牌在國內市場一炮打響。

伍

一個服裝企業光做加工是沒有出路的，長遠的發展必然建立在擁有自主品牌的基礎之上。如今，我們服裝品牌SEELER已經走過了3年曆程，在全國開設了超過50家分店

從專營絲綢步入“大紡織”時代

1996年，我到英國拜訪我們的一位大客戶。閒聊時他問我：“翟先生，你覺得什麼東西是30年一成不變的？”看著我茫然的神情，他笑一笑接著説：“就是你們的絲綢呀。”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未雨綢繆。

當時，國際絲綢市場的行情又開始好轉，而華絲通過數年的品質管控，在技術上已經站在了一個更高的起點，絲綢出口生意做得順風順水。但是，英國客戶的一句話讓我意識到，我們的業務面太窄，如果只是一門心思做絲綢，遲早會在競爭中處於被動地位。從這時起，公司漸漸開始向“大紡織”的目標調整方向。

標誌性的轉折發生在2001年。這一年，中國正式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以前受到出口配額限制的棉、麻、化纖等全都放開，極大地刺激了公司在各種紡織布料的服裝全面開花。為了擴大生産，深圳華絲和浙江母公司在浙江德清縣共同建設了一個工業園區。我們還投資建設了園區裏規模最大的新廠房，巔峰時期有5000多名工人。新廠主要生産中低端的客戶訂單，而深圳的工廠則集中力量做“小批量、高品質”的中高端訂單。

2008年的金融危機來勢洶洶，北美和歐洲市場同時跳水，一年之內我們的銷售額銳減了30%。雖然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市場的絲綢服裝行情就逐漸回暖，但是隨著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許多老客戶紛紛被吸引到東南亞。公司化危機為動力，開始從中高端定位轉戰“輕奢”市場，追求更高的服裝品質和更大的利潤空間。

從2012年開始，公司在堅守服裝出口陣地的同時，也下決心建設自己的品牌，嘗試開拓國內市場。這條道路雖然難走，但是我們知道，一個服裝企業光做加工是沒有出路的，長遠的發展必然建立在擁有自主品牌的基礎之上。如今，我們服裝品牌SEELER已經走過了3年曆程，在全國開設了超過50家分店。

翟小平

1956年生，浙江杭州人。1985年從浙江絲綢進出口公司調任深圳，成為華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兼業務部的經理，後歷任華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深圳市服裝行業協會會長、深圳市紡織行業協會副會長等職，在蛇口紮根三十餘年。

口述時間

2016年5月23日下午

口述地點

蛇口興華路4號深圳華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許嬌蛟

前期統籌：

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後期統籌：賴麗思特別鳴謝：

深圳市外商投資協會

本版資料圖片

由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