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錫添：全程記錄1992年鄧小平深圳視察

我是學新聞出身的，我鍾愛新聞事業。但左傾思潮狂熱的年代，知識得不到重視、才華難以施展，我曾被迫離開新聞界。一次偶然機緣來到《深圳特區報》，我感到如魚得水，寫下《突破》、《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等報道。出版了報告文學集《風采集》，兩篇新聞論文獲得廣東省新聞特等獎。我奮鬥一生、灌澆耕耘的事業得到了肯定。

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具有海納百川的包容性，是造就人才的熱土。能夠來到深圳，是我這一輩子最幸運的事情。

陳錫添

壹

白天聽領導吩咐外出採訪，晚上騎著自行車在市井街頭尋找藝術家、企業家、醫生，甚至汽車售票員等典型人物，采寫人物通訊、報告文學

毛遂自薦來深圳

1966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被分配到湖北日報社。初生牛犢，寫社論、寫本報編輯部文章，滿懷激情工作了10個月，就被通知到湖北一農場鍛鍊，新聞工作的板凳還沒坐熱，便接受工農兵再教育。好不容易把一年多的鍛鍊熬到頭，卻傳來湖北日報社不留用任何大學生的消息，全部重新分配，就這樣我離開了新聞單位。

那段時間我四處漂泊，曾在湖北咸寧縣廣播站工作，在第二汽車廠設備修造分廠擔任辦公室副主任，也曾在廣州外語學院（現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當過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1983年10月，我到深圳旅遊，發現這裡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目之所及腳手架林立、到處是工地，“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大標語比比皆是。我感覺這是一片改革開放的熱土，我能在這裡找到用武之地，能實現我的理想抱負。

我對新聞有執著的追求，當得知《深圳特區報》剛創辦，可能需要人，我就跑到報社毛遂自薦。12月1日，工作調令就來了，讓我驚嘆“深圳速度”之快。12月20號，我便前往深圳特區報社報到了。

42歲重做新聞夢

《深圳特區報》于1982年5月24日創刊，一週出版一期。特報社最初是在鐵皮屋裏辦公的，當我到崗工作時，已經遷址至深南中路一棟8層高樓，這在當時可謂是“大廈”了。由於曾在“二汽”工作，我被分配到工業部當記者。

重新回到新聞單位時，我已42歲，如久旱逢甘露，我激情澎湃、幹勁十足。白天聽領導吩咐外出採訪，晚上騎著自行車在市井街頭尋找藝術家、企業家、醫生，甚至汽車售票員等典型人物，采寫人物通訊、報告文學。期間，一篇篇過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不斷見諸報端。

隨著諸多作品接連問世，我很快受到領導賞識。半年後，就被提拔為報社工業部副主任。1987年，報社工業部、財農部合併成經濟部，我被全社記者編輯無記名投票選為經濟部主任。1988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列席報社編委會，到會發現市委副書記秦文俊、副市長鄒爾康、市宣傳部部長皆出席。秦書記在會上宣佈：羅妙老社長和一位副總編退休，任命我為《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從一名普通記者晉陞為副總編，我只用了短短4年半時間。1987年，我被破格評上主任記者（副高）；1992年，我評上“正高”職稱，成為深圳僅有的3位高級記者之一。

1992年1月19日，鄧小平抵達深圳迎賓館，陳錫添（左一）作為唯一的文字記者隨行做記錄。江式高攝

貳

當即我就下定決心，沒有任務也堅決做好採訪，日後再另找機會發表，此事若不報道將是我記者生涯的遺憾

被指派採訪小平深圳視察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改革開放力度很大，創造多個全國率先之舉，因此中央領導常到深圳視察，每每此時市委都指定我去採訪，我曾經隨行採訪過江澤民、李鵬等國家領導人。1992年1月18日下午5時，我接到電話通知趕到市委宣傳部，被告知鄧小平將來深圳視察，指定我是唯一一個隨行採訪的文字記者，並特別叮囑，此事絕密，不得外傳。

接到這個任務時，我的心情很激動，雖然過往曾採訪過不少國家重要領導人，但鄧小平選擇這個時間點來深圳有著特殊意義。蘇聯解體、東歐蛻變，國內反和平演變呼聲很高，一位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著文説：“當時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是階級鬥爭和經濟建設雙重任務”。姓社姓資的爭論像緊箍咒一樣牢牢套住人們的頭腦，對改革開放事業衝擊很大，深圳作為前沿陣地首當其衝。有人説深圳除了紅旗是紅的，其他都變了樣；也有人認為深圳是在搞資本主義復辟。導致大家開始遲疑了，不敢闖、不敢試，改革開放事業止步不前。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特區主要創辦者前來深圳視察，僅“鄧小平來深圳”5個字就是大新聞了。

1月19日上午9時，鄧小平乘坐的列車緩緩駛入深圳站。列車停下來時，表上的指針剛指向9點。車門打開，車站工作人員立即在車門與站臺間墊上鋪著地毯的板子。廣東省省委書記謝非、深圳市委書記李灝、市長鄭良玉3人為首在月臺上並排站著迎接，鄧小平笑容可掬地出來了，並與之一一握手。攝影師的鏡頭聚焦在他們身上，鎂光燈閃爍不停。我從旁觀察，鄧小平身穿灰色夾克，與慈祥的普通老人並無區別。

隨後，一行人乘坐中巴前往迎賓館。抵達迎賓館後，領導通知我們，由於舟車勞頓，上午只安排老人休息，記者沒有報道任務了。於是我就到院子裏轉悠，可沒過多久就看見鄧小平出來散步。怎麼回事呢？原來，老人家來到深圳坐不住，急迫地想外出看看。但原計劃上午沒有安排活動，只好臨時更改，深圳市委立即在會議室研究行程安排，謝非則陪同他在院裏聊天。

當天，鄧小平就乘車觀光深圳市容。他第一次到深圳是1984年，8年後故地重遊，城市面貌變化巨大，8年前仍是水田、魚塘、低矮房舍，如今已是馬路縱橫交錯、樓宇高聳入雲。看到如此朝氣蓬勃的現代化景象，他興致高漲，説沒想到特區發展那麼快，信心倍增。當天還到了皇崗口岸，深情地遙望香港。

全程記錄小平講話

第二天我們摩拳擦掌打算幹一場“戰役”，卻突然被澆了一盆冷水，有領導説此次活動不做報道。我感到難以理解，深圳市委派給我任務，千叮萬囑要報道好，我們也滿腔熱情做足充分準備，怎麼突然就説不報了呢？同時我感到失落，這算是黨的重要歷史事件呀。

20日，鄧小平來到國貿大廈。該大廈女職工列隊站在兩旁，鼓掌歡迎，鄧小平向她們招手致意。隨後來到53層的旋轉餐廳，俯瞰深圳市容、觀看特區規劃圖，李灝書記向他彙報市經濟建設情況，並進行較長時間的談話。聽了席間發言，我感覺老人家不像來度假的，很多話他不吐不快，雖然是閒談聊天的形式，但沒有一句是閒話，針對性、指導性都很強。我感覺假若人們知道他講話的內容，理解他講話的精髓，勢必在全國再掀起新的改革開放高潮。

當即我就下定決心，沒有任務也堅決做好採訪，日後再另找機會發表，此事若不報道將是我記者生涯的遺憾。白天鄧小平是即興談話，邊走邊説，禁止錄音，那我就將小紙片拿在手裏，做關鍵字眼的記錄；晚上和宣傳部副部長吳松營一起，梳理大事記要，儘量還原鄧小平説的話。

接下來幾天，鄧小平還前往深圳先科鐳射公司、民俗文化村、錦繡中華和仙湖植物園參觀。23日，按原定計劃，在深圳視察的5天行程進入尾聲，他將在謝非的陪同下乘船前往珠海。上午8時30分，他在市負責人歡送下離開迎賓館，乘車前往蛇口。

車子抵達蛇口港碼頭，他下車，同前來迎接的珠海市委書記、市長梁廣大握手，與深圳市領導李灝、鄭良玉、厲有為一一握別。然後，他走向碼頭準備登船，突然轉過身子走回來，揚一下手，對李書記説：“你們要搞快一點！”

上午9時40分，鄧小平乘船離開深圳。

1996年，深圳特區報社與《解放軍畫報》共同重走長征路，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進行授旗，前排左三為時任特區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吳松營，左四為陳錫添。

參

26日，《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長篇報道在《深圳特區報》刊登了，頭版刊載不完，還得轉版。報道經發表，各大媒體反應熱烈

新春八評吹響輿論號角

送別鄧小平後，我們新聞工作者該怎麼辦？既不能違背指示進行報道，又不能眼睜睜錯過這麼重要的事情。2月3日除夕，市委副書記厲有為、副市長林祖基到特區報社來慰問，同時下達指示，撰寫幾篇有分量的評論，宣傳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報社把任務交給我，那年春節我沒有休息，在家寫了2篇評論——《經濟建設要搞快一點》、《改革開放要敢闖》。待到假期結束，我拿著這2篇評論給市委宣傳部楊廣慧部長審閱。

楊部長説：“稿子不細看了，我們來研究下生産方式。一個人寫，等於是開個小作坊的小工業生産；組織一個寫作組，發揮集體的智慧和能力，則是大工業生産。”我一聽，肩上的負擔卸下來了。隨後，楊部長雷厲風行進行部署，通知特報社社長區匯文、政策研究室主任劉文韶、宣傳部副部長吳松營一起開會，會議決定成立宣傳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的寫作組撰寫評論，由楊部長擔任總指揮。他的秘書，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王初文、錢漢江和我，宣傳部、政策研究室各出一名幹部為寫作組成員。王初文為組長。

2月14日，寫作組全體人員入駐迎賓館，閉門研究、寫作。經討論，確定系列評論為“猴年新春八評”，要求文字有文采、思想有新意、理論有深度，還得有警句，力求原汁原味、準確無誤體現鄧小平談話精神。每篇不超過1200字。每篇評論完成後先集體討論，經反覆錘鍊、完善，再由楊部長審定。有時會全部推翻，還得通宵寫稿，次晨再審。平均寫作速度是2天出産一篇。這是我在新聞工作歷程中，撰寫評論最為嚴格的一次。

2月20日至3月6日，“猴年新春八評”在《深圳特區報》連載。這8篇評論一經出版，社會反響很強烈。內地許多報章及香港《文匯報》、《大公報》進行全文轉載，隨後香港的大小媒體以及台灣、澳門和各國駐香港新聞機構、通訊社紛紛轉載“八評”；日本共同社、英國BBC廣播公司、新加坡《聯合早報》等媒體來索要“八評”傳真稿，《人民日報》也轉載了其中4篇。

出爐《東方風來滿眼春》

突破報道指示的邊界，是一個長期博弈的過程。3月12日，《深圳特區報》編發半版鄧小平的獨家照片，我趁機撰寫了500字的圖片説明，簡單扼要將過程敘述出來，沒想到還是未能通過，最終出版時僅保留了“1月19日鄧小平在深圳”的字樣。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開了全市外宣工作會議，強調要繼續做好此事的宣傳報道工作。隨後，市委宣傳部開始籌劃鄧小平在深圳視察的長篇報道、影視紀錄片和專題書籍。第二天，我接到一個任務，將鄧小平視察深圳的過程寫一個電視片解説詞，於是我又到迎賓館住了3天，寫下8000余字的解説文稿。

3月22日上午，我到辦公室翻閱報紙，突然發現《南方日報》發表了一篇通訊——《鄧小平在“先科”人中間》，報道了鄧小平到深圳先科鐳射電視有限公司視察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撼，琢磨是不是報道開綠燈了？同時，我又焦急萬分。如果兄弟媒體今天報道鄧小平在“先科”，明天再來個鄧小平在國貿，後天又冒出來鄧小平在皇崗口岸……作為這事的全程跟蹤的採訪者，我首先感到失職，再者是攢著一手資料一天天貶值，再寫出來是馬後炮了，想到這裡我心急如焚、如坐針氈，立即回家閉關寫作。

從22日下午到24日，2天半時間我將鄧小平視察深圳共1萬多字的長篇報道完成，由於材料都爛熟於心，書寫情緒也心潮澎湃，整個過程猶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24日晚上我將長篇報道給區社長審閱之前，僅2處細節改動，一是文章開頭“踏進猴年”改成“踏進新年”，編輯陳寅指出，尚未過春節不算猴年；二是“人們的目光和閃光燈束投向人物身上”中，總編室副主任提出要將“人物”改為“偉人”。

25日我和區社長拿著稿子到市委宣傳部送審，楊部長當即拍板，説：“發吧！稿子你們把關，但要把小平寫成人，不要寫成神”。他説這句話不簡單，他肯定是知道此事不報道的指示，但仍然堅持發表，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對改革開放認識的深刻、對此事是一種責任擔當的精神。因此，這篇報道能發表出來首先歸功深圳市委、市政府。

26日，《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長篇報道在《深圳特區報》刊登了，頭版刊載不完，還得轉版。報道經發表，各大媒體反應熱烈。《羊城晚報》當天下午就詳細摘要轉載；香港媒體反應迅速，編發消息；28日，上海《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也轉載了；30日，北京《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全文轉載。直到30日下午，新華總社向海內外全文播發此長篇報道；31日全國報紙紛紛轉載；隨後，美國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英國路透社，法國法新社，日本共同社，蘇聯塔斯社皆播發。國內《參考消息》在4月2日將各個通訊社發的內容摘要發出。世界各國主要媒體都紛紛轉載和播發了。

後來，這篇文章給我帶來不少獎項：深圳新聞獎特等獎、廣東新聞獎特等獎、全國改革開放好新聞一等獎、全國單列市頭條新聞競賽特等獎以及新聞界最高獎——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肆

2001年，我已達耳順之年，面臨退休。有一天，時任市委書記張高麗找我談話，要我別考慮退休之事，再努力將《深圳特區報》辦好

調任香港商報總編輯

在此之後，我在報社的工作一切如常。由於我們將《深圳特區報》辦得非常出色，經常受到中央表揚。我的新聞生涯裏也獲得不少榮譽，1993年被評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00年獲得了全國新聞最高獎——韜奮新聞獎。在深圳，我與李雲迪（鋼琴家）、卓佩麗（粵劇表演藝術家）3人同獲“五個一工程”個人獎，2003年榮獲廣東新聞界首屆金槍獎，2012年被授予廣東省新聞終身榮譽獎。

1993年，深圳特區報社獲得中央特批，與香港星島集團合作辦《深星日報》，我任總編輯，經常要到香港九龍灣星島大廈上班。1999年星島集團破産，報紙停刊。同年9月20日，我們加盟了香港商報社，我兼任《香港商報》總編輯一職。

2001年，我已達耳順之年，面臨退休。有一天，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張高麗找我談話，要我別考慮退休之事，再努力將《深圳特區報》辦好。不久，市委組織部發文件説：“陳錫添同志因工作需要延長退休兩年”。由於我又擔任市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直到2005年在特區報退休。但那時我還沒從《香港商報》總編輯的崗位中退下來，又繼續工作了7年。2012年5月份，因年事已高，我寫了辭職信離開香港商報社。

到今年我來深圳已經30多年。深圳是改革開放的前沿，給了我們更多可能，能夠來深圳，應該説是我這一輩子最幸運的事情。

陳錫添

1942年2月生於廣東新會，高級記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66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3年12月調到《深圳特區報》，歷任記者、部主任、副總編、總編輯；1999年出任《香港商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報告文學《突破》獲1984年深圳市優秀文學三等獎，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全國改革好新聞一等獎、廣東新聞獎特別獎等榮譽。曾于2000年獲第四屆韜奮新聞獎，于2012年獲廣東省首屆新聞終身榮譽獎。

口述時間

2016年4月20日下午

口述地點

福田區上步中路1004號 深圳市政協貴賓廳

本期采寫：深圳晚報記者 曾惠怡

前期統籌：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後期統籌：賴麗思

本版歷史圖片由受訪者與深圳特區報社共同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