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明：33年如一日奮鬥在特區醫療第一線

在深圳經濟特區醫療領域辛勤耕耘33年，我獲得過無數的讚譽和榮耀。許多人曾問我秘訣是什麼，我總結了“一句話”和“三個堅持”：幾十年只做一件事——堅持做醫生從不“跳槽”；堅持帶學生樂此不疲；堅持做學問心如止水。正是這份堅持，讓我伴隨著經濟特區的發展穩步前行，為這座活力勃發的城市書寫一頁獨特的篇章。

2015年4月，蔡志明在市二醫院實驗室工作時留影。

壹

雖然報紙只有一頁，但我卻被上面刊載的文章深深吸引，文中“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句子讓我過目難忘——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深圳經濟特區，第一次知道它正在一日千里地成長著

翻山越嶺兩天半“騎”到特區

1984年的夏天對別人而言可能沒什麼不同，對我而言卻意義重大。因為就在那年，我懷揣著大學畢業分配證明，獨自騎著一輛破舊單車，從汕頭一路顛簸了400多公里，終於來到祖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從此開始了我迄今30餘年求職求知、求精求進的行醫旅程。

和多數同齡人一樣，我高中畢業後當過工人也做過老師，在知青隊伍中磨練6年後重返校園，在汕頭大學攻讀醫學專業。那時的我求知若渴，經常泡在圖書館裏。一次偶然機會，我在報刊陳列架上意外發現了一份新報紙，版頭五個大字十分醒目：深圳特區報。雖然報紙只有一頁，但我卻被上面刊載的文章深深吸引，文中“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句子讓我過目難忘——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深圳經濟特區，第一次知道它正在一日千里地成長著。那篇文章在我心裏埋下一顆火種，在青春的分岔口指引我踏上一條不平凡的路。

轉眼到了畢業季，憑藉著大學期間的優異表現，我獲得了留校機會。但我一心想著來深圳闖蕩，所以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當時我們年級有幾百人，而能來深圳的名額只有3個，我有幸成為其中之一。

在那個年代，連接汕頭和深圳的不是平坦公路，而是崎嶇的山路。另外兩個分配到深圳的同學家境都比我好，他們坐著大巴車來；只有我一個人是提前托運了裝滿家當的大木箱，踩著一部破舊單車來的。

我一路上翻山越嶺，走走停停，整整花了兩天半的時間。7月份的天氣變幻莫測——有時候烈日炎炎，我就一手撐傘遮陽，一手扶著車把艱難騎行；到達惠陽淡水時又突然遭遇洪水，我只好投宿民宅，沒想到吃壞了肚子。好不容易來到深圳，第一件事不是給別人看病，而是去羅湖醫院的東門門診部給自己抓藥。

2012年2月，蔡志明（後排左三）見證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與華大基因率先簽約開展唐氏綜合徵篩查。

貳

做飯、上洗手間大家都是輪流來，晚上下班後我們就湊在一起聊聊天。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條件雖然艱苦，但是生活卻十分熱鬧充實

12年見證市婦幼保健院的初創期

我懷著滿腔激情來到深圳，但是深圳給我印象卻遠沒心中幻想的那麼美好。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做醫生。當時的深圳市婦幼保健院還在人民北路的一棟小樓裏，不僅設備少，人手也不足。醫院每天都有很多人來看病、生小孩，但是我們只有三種常規設備：X光機、B超機、顯微鏡；後來我們建起了市婦兒醫院，科裏只有3名醫生，根本無法明確分工——無論是門診、會診、急診，還是值夜班、做手術、查病房，都由我們三個人包辦。像處理婦女乳腺腫瘤、剪舌繫帶、小兒包皮等手術，我們在門診就做了。

剛到醫院時沒地方住，和我一起分配來的兩個同學就去外面住賓館，我為了省錢就留在醫院“打遊擊”——辦公室、放射科、診療室我都住過。3個月後，醫院宿舍空出一個床位，我就搬了過去。我清楚地記得，那間小宿舍裏擠著3張兩層鐵床，除了我還住著兩名司機和兩名廚師。我們隔壁住著剛調來的副院長一家人，包括他的夫人和兩個孩子，條件也並不比我們好。

後來醫院在黃貝嶺給我們租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裏面滿滿噹噹地住了4戶人家。那時我剛剛結婚，分到其中一間大約8平方米的房間，裏面只放得下一張床和一些衣服。做飯、上洗手間大家都是輪流來，晚上下班後我們就湊在一起聊聊天。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條件雖然艱苦，但是生活卻十分熱鬧充實。

我在市婦幼保健院和市婦兒醫院一共工作了12年，雖然一直忙碌，但是我始終沒有忘記充實自己。1985年，我到上海進修了一年；1989年，我到中山大學攻讀泌尿外科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用4年的時間迅速完成了6年的學業。

1993年，我站在更高的技術和學術高度重返工作一線，這時候深圳市婦幼保健院已經搬到現在的紅荔路上，醫生的待遇也開始逐漸提高。不久，我就迎來了職業生涯上的一個重要轉折，從此開啟了21年擔任醫院院長的職業歷程。

2015年4月，蔡志明（後排右一）在市二醫院查房。

參

靠著跨越式的發展和穩打穩扎的技術積累，羅湖醫院脫胎換骨，在全市的區級醫院裏名列前茅

“四兩撥千斤”讓羅湖醫院重整旗鼓

1957年建成的羅湖醫院算是經濟特區醫療界的“元老”，但長久以來設施配備老舊，醫療環境欠佳，是全市比較落後的一家“二甲”醫院。1995年底，羅湖醫院公開招聘院長，希望招攬一名學歷高、視野廣的人才帶領醫院重整旗鼓。當時有很多人反對我離開，他們説：“你學歷這麼高，怎麼能到那樣一個又偏僻又落後醫院去呢？”可我認為羅湖醫院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地方，而且羅湖區的區長也很信任我，於是就毅然決然地接受了挑戰。

上任第一天，我就帶領一幫人到醫院各樓層去通廁所，把衛生環境建設搞起來。當時羅湖區的領導來醫院暗訪，被這個小細節深深打動，他感慨道：“羅湖醫院有希望了！”

後來，區裏各部門領導來羅湖醫院現場辦公，提出要給我們撥款100萬元，幫助醫院的建設上一個新臺階。我説這筆錢太少了，領導驚訝地反問我：“這還少啊？這是我們迄今為止能撥出的最大一筆款項了。”我馬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由羅湖醫院去向銀行貸一大筆款，而這100萬元則作為貸款利息。他聽了馬上稱讚：“這個想法好，四兩撥千斤！”

就這樣，由羅湖區投資管理公司擔保，羅湖區政府貼息，羅湖醫院成功向銀行貸了3000萬元。利用這筆錢，我把羅湖醫院上上下下進行了重新裝修，購置了彩超、CT以及其他一些大型設備。此外，我還廣納賢才，包括返聘18名很有分量的老醫生，利用他們的經驗把羅湖醫院的各學科搞得有聲有色，特別是微創外科、肝病中心、生殖中心更是讓羅湖醫院蜚聲遐邇。

特色專科為羅湖醫院迎來春天

傳統的“大開刀”手術不僅動作大，而且病人恢復慢、出血多，缺點顯而易見。隨著技術的進步，“微創化”成了世界臨床醫學發展的大趨勢。我來到羅湖醫院不久，就成立了微創外科中心，由我擔任臨床主任。

我們做的影響最大的一台手術，就是為“活雷鋒”陳觀玉切除膽囊。當天，我們使用直徑2.7毫米的腹腔鏡，從早晨7點開始手術，歷時1小時完成，總共取出96顆結石。到了下午，陳觀玉就能在攙扶下去探望別的病人了。這場手術讓我們的微創外科出了名，不僅全城媒體爭相報道，許多病人也紛紛慕名而來。

我們再接再厲，嘗試用胸腔鏡切斷胸交感神經，以此治愈在青少年中十分常見的“手汗症”。為了學習這個技術，我們專門到香港去“取經”。當時有一位領導不相信我們的技術，剛好他小孩有“手汗症”。我就向他打包票：“你帶孩子來，我們保證手術完馬上就好。”手術前，他摸了摸孩子的手，又濕又冷；我們切完神經，他再一摸孩子的手，居然馬上變得又幹又暖了。

立竿見影的效果不脛而走，全國各地被“手汗症”困擾的患者都想來我們醫院手術。那時做這樣一次手術大約需要8000元，我們只收6000元，節省下來2000元給病人買機票和提供住宿。很快，我們的“手汗症”病例數就積累到全球第一。

此外，我們成立了肝病中心，由國內知名的腫瘤治療專家徐克成教授擔任主任；還成立了生殖中心，使羅湖醫院成為經濟特區第一批成功誕生試管嬰兒的醫院之一。靠著跨越式的發展和穩打穩扎的技術積累，羅湖醫院脫胎換骨，在全市的區級醫院裏名列前茅。

肆

把醫療教學科研作為“機體”，把健康産業和後勤社會化作為“兩翼”，讓醫院這架大型飛機在浩瀚的天際扶搖直上

“一體兩翼”支援北大醫院躋身一流

1999年底，深圳市中心醫院（後更名為北京大學深圳醫院，簡稱北大醫院）建成，面向社會公開招聘院長。我以面試筆試第一的成績脫穎而出，成為北大醫院的第一任院長。面對當時還是一張白紙的北大醫院，我走馬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如何在這張白紙上描繪最美好的圖畫。

為了讓它迅速做好做大，我們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援下引入名校力量，使北大醫院成為北京大學第一個異地辦醫成功的案例；為了更好地為病人服務，我大力支援發展健康産業，不僅在醫院成立了大型的體檢中心、特診中心和特診病房，還帶領醫療隊伍走進企業普及亞健康知識；為了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我率先推動“醫院後勤社會化”，把物業、安保、餐飲、服務都外包給專業公司去做，這項制度改革後來獲得了國家醫院創新獎。

在北大醫院任職期間，我一如既往地重視科研攻關，除了打造全市第一家廣東省生殖與遺傳重點實驗室外，我們還在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的支援和資助下，孕育了全市第一個生物樣本庫。建立生物樣本庫，是一項“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基礎性工作，需要精心的積累和漫長的等待。但是每一份存留下來的腫瘤標本、血、尿、糞等樣本，都是人類珍惜的遺傳資源，能為醫學科研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那時，北大醫院婦産科和市衛生部門合作籌建了“宮頸癌早期篩選中心”，為大量適齡婦女做宮頸刮片、宮頸活檢、陰道鏡等檢查，檢查標本全都存留下來。最後光宮頸標本就達到100多萬例，其中呈陽性的就有好幾萬例。我們還從克利夫蘭引進全美排名前三的産科主任Ballens博士，為深圳的婦女做腫瘤普查，他後來獲得了由總理親自頒發的“中國友誼獎”。

我在帶領北大醫院迅猛發展的12年間不斷摸索，創新性地提出了“一體兩翼”的醫院管理模式，即把醫療教學科研作為“機體”，把健康産業和後勤社會化作為“兩翼”，讓醫院這架大型飛機在浩瀚的天際扶搖直上。2006年，“一體兩翼”獲得了廣東省科技進步獎和深圳市科技創新獎。

伍

經過幾年努力，二院拿到了80多個國家級、省級、市級的創新載體。這是什麼概念呢？相當於好幾個一般醫院相加的總和

讓“一滴尿驗癌”不再遙遠

2010年，我在北大深圳醫院任職期滿，輪崗來到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簡稱二院）。我剛到任的時候，二院在全市的三甲醫院裏還算相對落後。我決心繼續秉承“科技興院”的精神，人才、學科、設備“三管齊下”讓二院更上層樓。

經過幾年努力，二院拿到了80多個國家級、省級、市級的創新載體。這是什麼概念呢？相當於好幾個一般醫院相加的總和。其中，光我們的泌尿外科門口就挂著10塊創新載體的牌匾。除了泌尿外科，我們的骨科擁有6個專科，是國家重點學科；我們的神經外科，也是全市乃至全國馳名；此外，傳統的優勢學科，如血液科、燒傷科和康復科，也都在穩步發展和提升。

在二院期間，我個人也在不斷地帶領科研團隊創新突破。當時，我負責為國際頂尖科學雜誌《自然遺傳》（Nature Genetics）審稿，一個特殊的基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發現它在卵巢癌、腦瘤、肝癌裏的突變的頻率比較高，於是立刻在大數據庫中進一步篩查。結果我們發現，這個基因在輸尿管癌、腎盂癌、膀胱癌中的突變頻率非常高，而在腎癌、前列腺癌、尿道癌中的突變頻率很低甚至沒有——這意味著用這個基因來篩查尿路上皮癌是很準確的。

很快，世界權威醫學刊物《歐洲泌尿外科學雜誌》將我們的這一重大發現作為封面文章發表出來，同時刊載的還有另外兩個國家相同的科學發現。緊接著，我們的團隊註冊了6個中國發明專利和1個國際發明專利，並研製出以這個基因為主的多基因、多靶點生物傳感複合晶片。

目前，初步實驗表明，用複合靶標檢測膀胱癌的精準度是最高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每個人口袋裏都能有這樣一個簡單操作的儀器，只要滴一滴尿在上面，就能知道自己有沒有患膀胱癌。下一步，我們還有望將“一滴尿驗癌”的範圍擴大到整個泌尿生殖系統甚至全身。

“異種器官移植”點燃生命之光

我在二院牽頭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異種器官移植。我從事基因研究已經20多年，對於異種器官移植技術的重大意義深有感觸。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國每年大約有30萬人需要做腎移植手術，可是真正能夠走上手術臺的只有不到5000人，也就是説每年有25萬等待腎移植的病人只能在死亡的邊緣掙扎。如果對這些人進行異種器官移植，那麼為社會帶來的價值將不可估量。

在所有動物之中，豬的器官與我們人類最匹配；而且一頭成年母豬一年可以生産2次，一次可以生12到16個豬仔，無論從可操作性還是從性價比來説，都是異種器官移植的最佳選擇。由於市領導的大力支援，深汕特別合作區給了我們兩塊地，一塊用作建設科研園區，一塊用作豬的養殖，我們計劃養3萬到5萬頭豬。

我們這個世界級的科研攻關團隊現階段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在全球範圍內率先研製出可為人類移植的“豬角膜”，並成功做了70多例移植手術，被英國BBC評選為“中國五大科學工程”之一。如今，我們團隊正在與美國、日本等國的專家合作改造豬的胰島，未來有望讓糖尿病人徹底擺脫困擾。未來我們還計劃改造豬的腎臟、肝臟等器官，為全球數以千萬計的病人帶來重生的希望。

這項技術的前景雖然無限光明，但是我們的團隊也面臨著巨大的科學挑戰。在異種器官移植之前，我們首先要通過基因改造將豬的器官“人源化”，解決異種器官的急性和慢性排異問題，延長異種器官的使用壽命，解決異種器官的病毒感染問題。想要攻克這些難題，需要全社會的支援和投入，單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所以，我們打算為這個項目成立專項基金，也呼籲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為人類的生命健康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6年1月，我離開了堅守21年的醫院院長崗位。在宣佈正式卸任之前，我給自己剃了一個光頭，意為：新的生活，從頭開始！如今，我仍然保持工作幾十年養成的學習和工作習慣，早上7點出門，晚上10點回家。因為流逝的歲月只改變了我的年齡、崗位和職務，卻不能動搖我對事業的不息追求。

蔡志明

1956年11月出生於廣東省揭西縣，醫學博士、管理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外科主任醫師，國家泌尿男性生殖係腫瘤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地方聯合腫瘤基因組臨床應用關鍵技術工程實驗室主任，廣東省泌尿外科重點學科帶頭人，深圳大學泌尿生殖研究所所長。紮根深圳33年間，先後在深圳市羅湖醫院、北京大學深圳醫院、深圳市第二人民醫院三家大型綜合性醫院擔任院長21年；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優秀院長、國家級領軍人才、鵬城傑出人才、福田區傑出人才、中國醫院管理創新獎、中國産學研結合創新獎、廣東省抗“非典”二等功、廣東省自然科學一等獎、深圳市自然科學一等獎、深圳市科學技術獎“市長獎”等榮譽。

口述時間

2016年7月8日上午

口述地點

福田區上步中路1004號深圳市政協

本期采寫：

深圳晚報記者 許嬌蛟

前期統籌：

王外平 梁瓊月 黃曉天

後期統籌：賴麗思

本版歷史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