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金：民建為我國風險投資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編者按：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接受了《光明日報》記者採訪。在採訪中，郝明金主席談到，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也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開啟了我國多黨合作事業新的歷史階段。民建順應歷史發展和時代要求，始終緊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立足自身特色，積極投身改革實踐，不斷成長進步、不斷有所作為。他還提到了民建為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的例子。為更好方便大家了解有關情況，編者整理此文，希望可以給大家帶來幫助。

那年 那人 那提案

1998年，在時任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的領銜下，民建中央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於儘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該提案因立意高、份量重，被列為“一號提案”。提案提出後受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並在各部委、各級地方政府和科技界、金融界産生巨大反響，掀開了中國風險投資大發展的序幕。成思危也因此被譽為“中國風險投資之父”。

那年之前的那個人

1935年，成思危出生於北平一個報人之家，其父成舍我是我國報業傑出的開拓者之一，新聞界頗有名望的前輩，他創辦了《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等多份報紙。當時的中國面臨內憂外患，日本佔領整個東北，侵佔全中國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因此，成舍我給自己的兒子取名“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兒肩負國家安危的責任。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兩歲的成思危隨全家輾轉至香港，並在此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光。

成思危16歲時，受到熱火朝天的新中國建設高潮影響，懷著滿腔的熱忱，決定把自己的青春力量貢獻給祖國。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瞞著父親，帶著簡單的行裝回到了祖國大陸。他先是進入葉劍英兼任校長的“南方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廣東省總工會工作。由於良好的工作表現，成思危被選送到華南工學院、華東化工學院學習。1956年，他從華東化工學院無機物化工專業畢業時，獲得成績優秀獎狀和獎金，並被分配到瀋陽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年，年僅25歲的成思危就擔任了研究室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當時，廣泛應用於核能、火箭、冶金、農業、醫藥等領域的化學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國家列入對新中國的禁運名單。剛剛進入科技領域的成思危懷著強烈的責任感潛心於這一新領域的探索之中。他擔任過專題組組長、無機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務，先後翻譯了《硼的硼砂和硼肥製造》等書籍，編寫了《無機鹽工業知識》等著作，為中國化工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小的貢獻。正當成思危風華正茂，雄心勃勃要幹一番事業時，“文革”開始了，他被下放當了鍋爐工。但即使身處逆境，他也不願浪費寶貴的光陰，這期間他不僅讀了數學、化學、鍋爐學等書，還自學了4門外語。

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個重大抉擇，他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國，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管理研究院學習管理學。1984年學成歸國後，成思危先後擔任化工部科技局總工程師、化工部科學技術研究總院副院長、化工部副總工程師、化工部副部長等要職。1995年，已近60歲的成思危本想退休以後去教書，但在時任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的動員下參加了民建。1996年12月，他當選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成思危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早在美國學習期間，成思危就對正處於快速成長期的美國風險投資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並認識到風險投資對高科技産業化的重要作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成思危曾提到：“我一直有一個感受，總覺得科技成果轉化起來非常困難。報告論文可以寫一堆，但是真正要應用，就有很多困難。一項技術研究成功後，企業往往不願採用，因為有風險。儘管許多科研成果很好，可企業還是寧願去引進技術，因為風險小，而且還可以有其他的好處。因為心裏一直有這樣一個感受，所以到美國接觸到風險投資時，我就覺得這個理念很好。它是用市場的力量來實現科技成果的轉化，讓它儘快地商品化。所以當時我就修了一些這方面的課程。”

那提案之後的那些事

民建中央《關於儘快發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提案》指出，“當代國際社會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到底是科學技術的競爭，為了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有利位置，必須借鑒國外風險投資的成功經驗，大力發展風險投資事業，推動科技進步。”提案建議：“明確把發展風險投資作為推動科技和經濟發展特別是高科技産業發展的基本政策。制定發展規劃，並納入國家中長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規劃。 鼓勵、支援建立風險投資公司。結合我國實際，宜採用“官民”合辦的模式。國家注入適量資金作為啟動和擔保資金，採用股份制或發行債券，廣泛吸收企事業單位及社會各方面的投資，形成在國家統一規劃指導下，以市場調節為主的風險投資經營公司。” 特別地，該提案指出，我國“缺乏健全的股票市場和産權市場，而這兩個市場是風險投資運作機制的基礎。目前我國的股票市場剛剛建立，能夠上市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很少；産權交易市場不發達，高技術企業不能自由地轉換産權，很大程度上阻礙了風險投資業的發展。”

隨後，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召開提案協商會，邀請國家科委、國家經貿委、財政部、人民銀行、證監會參加。協商會提議由國家科委牽頭辦理該提案。自此，中國風險投資業真正開始受到政府的重視和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風險投資在我國迎來它的快速發展期。

之後，各級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在風險投資中承擔了政策導向和具體操作的雙重角色。上海在1999年的人民代表大會上將“結合建立創業基金，形成高新技術産業風險投資機制”寫進了上海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並推出了總額達6億元的“上海創業投資基金”；北京市政府提出3年每年的風險投資額不低於兩億元；深圳斥資5億元發起成立“深圳創新科技投資有限公司”。據當時的報道，僅1998 年下半年，我國成立的風險投資公司就達到43家，平均一個省1.3個。截至1999年8月，全國各個層次的政府創業基金達到100多家，不少地方政府還推出了與之配套的風險投資擔保基金。相應地，各地還紛紛成立了創投協會。2000年3月，經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創業投資協會正式在北京市社團辦登記註冊；2000年10月，深圳創業投資同業公會、上海創業投資企業協會成立。

相較于多家風險投資公司的成立，該提案更為重要的意義是開啟了在中國設立創業板的征程。

現如今，風險投資作為一種創新金融工具和創業活動的孵化器，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