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敖虎山，仿佛一個進入領地的王者，四下巡視著。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術室的冗長甬道裏。
敖虎山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醫藥衛生委員會、科普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現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主任醫師、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秘書長，國際心血管麻醉醫師學會理事，北京市健康科普專家。
敖虎山是一名麻醉醫生，就職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的年頭，按照中國人生肖計歲的傳統方法，今年已滿兩輪。這個數字，無比接近他一兒一女年齡的總和。
雖然經常出於社會身份的需要，敖虎山會出現在一些政治場合和公益活動中。但應對“場面”上的人和事，他身上總有顯而易見的自持和難以擺脫的端謹，難以徹底與當下融為一體。
而在手術室裏，他不動聲色卻掌控著全局。
在監測儀器滴滴嗒嗒的背景聲裏，敖虎山一邊放鬆地跟手術臺上的病人拉著家常，進行語言安撫和轉移，一邊有條不紊地操作著排成一列的麻醉注射器，裏面準備了種類不同、分量不等的麻醉劑。他往病人靜脈通路裏輸入液體，進行著麻醉誘導。漸漸，麻醉劑開始發揮效力，病人的聲音漸漸放緩、變小，進入深度鎮靜狀態。
一旁的助手接好了各種管道和儀器，並借助喉鏡，把導管插入病人氣管，“這是保命的通道。”順著敖虎山的手指方向，通過可視喉鏡，病人口腔裏的狀況一清二楚。
敖虎山不再説話，眼睛緊盯著監測儀螢幕，監視心電圖、血壓和血氧的變化。指揮著助手，通過儀器，做藥物調節……此刻的他，仿佛一個進入領地的王者，四下巡視著。而那些凡俗都有的不如意，被留在了通往手術室的冗長甬道裏。
保命大夫
多人共用的辦公室右側，有一窄溜兒空間，關到府，就是敖虎山的獨立空間，因為擁有這點不一樣的“特權”，這裡被稱為“政協委員的辦公室”。等待手術或工作間隙，他會坐在這裡喝喝茶，通過一側的半落地窗朝外眺望，身處西二環，窗外是望不到頭的城市建築。
西方影視劇裏，麻醉醫生總與高薪、體面緊密相連。但中國的麻醉醫生，近年頻頻登上新聞的卻不少與過勞、猝死相關。改革開放40年的快速發展，隨著群眾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人們對自身健康程度空前關注，就診患者數量與醫生數量被差異化拉大，尤其是麻醉醫生，往往承擔著超負荷工作。但現實的骨感還在於，往往手術一結束，外科醫生可以脫掉手術服休息，跟進了整臺手術的麻醉醫生還要繼續確保病人安全醒來。
就是這麼一台臺手術做下來的敖虎山，不由感慨，“當麻醉大夫就是在走鋼繩，不能絲毫放鬆。”
外科醫生治病，麻醉醫生保命。人體之間的差異性很大，對於同樣的麻醉藥，有的人過敏，有的人超敏，藥物的不良反應也因人而異。為了達到“盡可能讓他們不痛，還必須保證他們能醒來”這個看似簡單的要求，麻醉醫生要在病人睡著後，時刻關注著監測儀上那些千篇一律的心電圖、血壓、血氧……因為，哪個數據偏離正常，生命就會出現危機。如果原因得不到正確判斷和解決，生命就會無聲無息地離開。
麻醉醫生的職責，就是悄無聲息地糾正異常的生命數據，讓生命循著軌道繼續運作。
儘管如此，還是有很多病人在手術醒來後，對著外科醫生千恩萬謝，卻並不清楚，給自己“打一針麻藥”的麻醉醫生也是幕後英雄。
關於“打一針”，曾有個經典故事。
美國曾有一場關於麻醉醫生該不該降薪的電視辯論，大多數人一邊倒地支援給麻醉醫生降薪。這時，出席辯論會的麻醉醫生説了一句話：“其實我打這一針是免費的……”全場立刻安靜下來，他接著説：“我打這一針是免費的，我收的費用，和我拿的薪水，不過是打完針後看著病人，不讓他(她)因為麻醉或手術出血而死去，並保證他們在手術結束後能安全醒過來。如果你們認為我拿多了，也沒問題，我打完針走就是了。”
誠然，讓每一個病人按計劃睡去，再按計劃醒來，是衡量麻醉醫生是否優秀的職業記錄，敖虎山也深知這行的隱蔽性。有人曾説：“工作有時很難找到成就感，除非出了人命，否則旁人很難看出水準的差別。”
尤其在現在，技術的不斷進步，讓醫生的操作更加便捷。在阜外醫院的手術室裏，如今早已配備全方位監測設備，還有自動給麻醉藥的設備，一方面，這些設備替代了麻醉醫生的手動操作，同時也減少了手動操作的實踐機會。
儘管每天接觸外科手術，敖虎山依然“固執”地認為，“人的身體原件是最漂亮、最完美的，千萬別上手術臺讓我給你做麻醉。”尤其這十來年，敖虎山看到越來越多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因為心血管疾病，不得不躺到手術臺上進行手術時，他心裏常常是沉重且惋惜的。
“年輕時在市級醫院，淩晨兩點手術做完了，就開始學習。”20世紀80年代畢業後在烏蘭浩特市級醫院參加工作的敖虎山，是下了一番功夫考到中國醫科大學，正是這個持續了一年的“衝動”，讓敖虎山後來的人生與心血管建立了聯繫。
回憶1991年碩士畢業時，那時全國麻醉碩士研究生都很少，敖虎山來到北京找工作，到處都搶著要。又因老師曾説過，“心血管麻醉是所有麻醉中技術難度最高的。”心氣高的敖虎山就奔著心血管專科醫院——阜外醫院而來。
彼時面對著醫院裏來往的眾生愁苦，敖虎山勁頭滿滿，挑戰在他而言，無非促使他更專注地投入工作，“我知道怎麼救人，就不可能讓病人心跳停止。”也因為，那時的醫患關係不像今天這樣，醫生在治病救人的同時，不用懸著一根自保的弦。
高級“乞丐”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人民大會堂首次設立“委員通道”。3月10日，敖虎山委員手提自動體外心臟除顫器(縮寫為AED)，站在委員通道上，向新聞記者們講述了一個故事。
兩年前，敖虎山的一位好友心跳驟停，身邊沒人會心肺復蘇急救，即使單位就在醫院對面，急救車到達時，也已錯過最佳時間，這讓眼看著好友生命流逝的敖虎山至今想來仍感痛心。
“中國只有1%的人會心肺復蘇，在美國，這一數字是60%。”儘管3年來，經敖虎山所在的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組織策劃的全國心肺復蘇及培訓公益活動已累計培訓10萬餘人，但相比10億人的體量仍顯渺小。“希望國家重視心肺復蘇培訓工作，在中小學畢業、公務員入職或考駕照時，加入心肺復蘇培訓。”
“這個就是救命神器。”敖虎山單手拎出一個手提包大小的AED放在胸前，“它的使用能顯著提高心肺復蘇的救治率。”在北上廣等城市，除顫器配置率都較低，而在發達國家，這卻是普遍的配置器材，“國家應進一步加大除顫器在相關場所的配置率。”
在後來的“心手相連點亮生命”健康扶貧天山公益行新聞發佈會上，敖虎山又講了一個與此有關的後續故事。因為看到他兩會期間在“委員通道”接受的採訪，此前一直推不動AED的深圳市，一下子就在公共場所配置了500台AED。
2018年8月19日，是中國首個醫師節。這一天，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秘書長敖虎山帶隊出發，赴新疆開展“心手相連點亮生命”健康扶貧天山公益行活動。當天下午，率先抵達的公益專家，赴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總醫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開展公益診療、基層巡講系列公益項目。之後的10余天裏，他們的公益車隊還將為沿途3200公里的民族同胞送健康、送愛心。
這些年，敖虎山帶著學會團隊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為少數民族送醫送藥。也因為，敖虎山自己是少數民族，從內蒙古草原走出來的他比別人更知道，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健康教育更為薄弱的現狀。
做健康講座時，敖虎山總是習慣性站立。儘管50多歲了，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錯，沒有中年人常見的腰腹，肩背筆直。深藍色襯衣領子處，時常帶著一個銀飾領結。“這個是穿蒙古袍會用到的一種裝飾。”因為不太可能整日穿民族服裝，他便動腦筋移到了襯衫上當領結。
做公益的初衷，説起來也簡單。1995年去日本留學攻讀博士時，我國的心血管發病率還很低。10年後敖虎山從美國博士後畢業回到北京，心血管疾病已呈暴漲態勢。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人生活變得富裕了，可以想吃什麼吃什麼，想喝什麼喝什麼，然而過度飲食導致肥胖、高血壓、高血糖、高脂血症、腦卒中及代謝綜合徵等慢性病找到府來。心血管疾病80%是可以預防的！“不能任由無知下去了，得做健康教育。”
“出去講課非常難。”走出醫院科室單獨面對社會時，才發現挫折比想像中多得多。甚至5年前，敖虎山在某地級市做健康講座時，連社區的人都聚不齊。
時至今日，儘管已經是北京市健康科普專家，外出去傳遞健康理念做科普教育，面對寥寥十幾個人的尷尬也還是會讓敖虎山遇到。遇上了，他也不多計較，“一台手術可以救一個人，一堂科普公益講座，可以讓在座的十幾個聽眾受益。”聽過他講座的人，不少開始默默地運動了。
“時刻感到自己在救人。”即使有著心底向善的正義感做支撐，但做公益畢竟不同於當醫生。醫生往往是別人有求於己的甲方，而做公益則是有求於人的乙方。“尤其在募集資金的時候，説服別人支援我們的時候，必須得低下頭來求人。”
最開始，敖虎山也很不適應。一次他因公益活動找一個當院長的同學協調，對方只是讓他在門口多等了一會，他都萌生出了強烈的羞恥感。後來，次數多了，他也想通了，“這個時候是為了更多人考慮，不是為了私利求人。”現在，敖虎山自嘲自己是一個高級“乞丐”。
還有一段經歷，敖虎山很少提及。因父母去世早，他從小跟著哥哥姐姐長大。漂泊無助的感受特別深，“在一個地方，有一幫自己的小朋友圈，卻很快就到了另一個姐姐家住，然後又沒有朋友了。”
做公益可能也出於這樣一種深層次的心理需求，小的愛缺失了，人性的力量，會指引去更大的空間裏尋求人與人之間的共識。公益，説到底就是陌生人彼此之間的守望相
助和相互傳遞的大愛。
醫保往事
第一次認識到國內外保障水準的差異，是1996年。當時在日本讀博士的敖虎山做了個小手術，醫療保險報銷後，還給他返了100日元。敖虎山記得，那時，北京超市這種商業形態剛剛興起，在中國的有些地方，人民溫飽還成問題。
兩年後，中國頒布《關於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開始在全國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此前，我國一直沿用的是20世紀50年代初建立的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構成的職工社會醫療保險。
與離開時“得是公家人才能享受醫保”的情勢大不相同，2005年由美國博士後學成歸國的敖虎山發現，城鎮居民都有醫療保險了。同時他也看到，冠心病等慢性病大幅增加。這才恍然大悟：為什麼美國人天天跑步健身，嚴格作息、飲食清淡。原來，他們也曾經歷過跟我們一樣的社會發展歷程後，才知道運動、飲食、心態對健康的重要性。
從2001年起，醫保管理部門逐漸在全國統一醫療服務價格，按照一定比例報銷患者的實際就醫開支。多年來，這種支付方式運作平穩、操作便捷，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由於相關醫療服務項目的彈性空間較大、醫療收入與提供的服務項目也直接關聯，容易誘導“過度醫療”，出現“大檢查”“大處方”等現象，進而導致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
據統計，從2005年開始，我國衛生費用增長速度均超過GDP增長速度。
負責阜外醫院10年醫保辦工作的敖虎山，很清楚隨著人們對健康的不斷重視、疾病譜的發展變化以及醫療新技術的應用，醫療費用將不斷上漲。因此，“控費是一個永恒話題。”在日本、美國工作生活10年的敖虎山深知，用科學的方法控制醫保費用增長，是各國都面臨的嚴峻挑戰。
一方面，敖虎山通過提交政協提案，呼籲成立第三方機構監督實施疾病診斷相關分組(DRGs)付費，結合其他國家經驗，開展探索及試點，解決醫保困境。
另一方面，敖虎山始終相信，“預防是最好的控費方式。”上醫治未病，謂之養生。他以美國人過去100年間增加30年壽命為例，分析其原因在於政府將部分醫療費用改投到運動為主的預防保健上。
敖虎山自己也在身體力行著簡單的保健：每天一萬步，不吃午餐。
前段時間，敖虎山跟隨全國政協調研組到基層調研。在某地一家醫院調研時，他看到很多人在輸液。出於職業習慣，他上前問道：“得的是什麼病？”得知就是感冒後，他不禁追問：“查血了嗎？白細胞高嗎？”患者茫然搖頭的樣子，讓他心底不是滋味。
10年前，由於人們的醫療知識普遍有限，普通疾病到醫院經常得打針輸液治療的現象還存留在很多人的記憶裏。
現在，距離敖虎山從美國歸來，已經十來年了，這種不科學的醫療方式還能在基層醫院看到，也恰恰説明，基層從診治到預防保健的轉變還有不小的距離。
最近一年多，敖虎山在做一件有些吃力不討好的事，也遭遇到力不從心的難。
中國心胸血管麻醉學會聯繫藏區開展一對一結對子幫扶，通過微信、電子郵件等現代通訊手段，選擇國內部分三級醫院的優秀醫生以結對子方式，為偏遠地區基層衛生院的醫生解答問題、指導診療，同時遠端評估轉診病人情況。
因為專業水準有限，藏區醫生常常提不出什麼問題。敖虎山就想，那就主動給他們出題，讓他們作答。但這邊，三甲醫院的醫生也有著繁重的工作，同樣缺乏主動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説自己下一步的關注重點要放在加強基層醫生水準上。“這麼大的國家，總得一步步來。”
“小步快走”也是一種前進方式，儘管還有很多不足，但跟10年20年前相比，“發展得好多了。”敖虎山想著，靠著政協委員這個“便利身份”，他還要再調研，“地方因病致貧的情況，鄉鎮衛生院的建設情況，還包括醫療保險的實施情況……”
文明的深度
在被問到一個麻醉醫生為什麼要做跟自己專業關聯不大的心肺復蘇培訓推廣時，敖虎山順便又做了回科普：
心肺復蘇技術最早是麻醉醫生發明的，心臟驟停患者如果得不到搶救復蘇，4~6分鐘後會造成腦和其他人體重要器官組織的不可逆的損害。從專業情感出發，敖虎山相信，心肺復蘇完全可以救回來很多人，很多心臟驟停的人都很年輕。“他們不僅僅是單個人，還關聯著好幾個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身處人口大國，有時難以準確感受到生命的價值，而通過心肺復蘇培訓的普及過程，喚醒更多的人對生命的珍視和健康素養的提升。在北京市政協開會時，敖虎山當著市長的面再次作出以上的呼籲。
同樣是學習西醫，看客的麻木和無知曾經激發了魯迅棄醫從文，也激發了敖虎山投身社會、做點改觀的“血性”。
“做手術累不累？”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敖虎山並沒有簡單回答累或不累，因為只要看到手術室外的醫生，從癱坐的姿態就可以知道體力的付出有多少。他望著前方描述著一種美好景象，“就像是進入一種身外無他的禪定狀態。”敖虎山的巧妙在於“馴服”：既然不能決定外部環境，那就向內尋求內心平靜。
但做慈善，卻是向外突擊，只有打破頭腦裏存在已久的一種認識，才能朝前邁出那麼一步。
在提案建議中，敖虎山提到，“目前我國部分地區已經出臺了急救免責方面的條例等，解決不敢救的問題。建議從國家層面推進急救免責的立法工作，同時加大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和具體問題的解讀，讓更多的人知曉急救免責的適用範圍和內容，讓更多的人，在遇到心臟驟停患者時，敢於伸出援手。”
2007年成為九三學社社員，後來成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敖虎山因為有著10年參政議政經驗，憂慮地意識到這件“小事”可能帶來的某種影響：如果有人在中國的首都北京因為心臟驟停倒下了，卻無人會救無人敢救，何談文明國家？！
經濟與信仰對人心的救濟作用，分屬不同的維度。前者滿足人的物質與普通文化需求，後者滿足人的精神需求。一個社會正因為有這種精神維度，才顯出文明的深度。
每次講課，敖虎山總是會舉一杯水的例子。“日本有個試驗，對一杯水讚美表揚感謝，冷凍出來的形態有著美麗柔和的圖案；相反，對一杯水埋怨咒罵咆哮，冷凍後的冰紋淩亂不規則。”那麼，70%為水分的人體，會怎樣呢？
“有時是治愈，常常是幫助，總是去安慰。”現代醫學對人精神層面的關注，由於醫學分科和醫療資源不足，常常被忽略。敖虎山認為醫學人文的缺失，也可以部分歸結為，“因為分級診療沒做好，幾分鐘就打發了患者。沒有時間做的，恰恰特別關鍵。”有的病，心療反而更有效，往往交流徹底，一些問題就解決了。
救人者必會自救，回顧自身，敖虎山説，“工作本身都是勞累的，醫生的工作壓力很大，公益的協調工作很難，所以工作時心態非常重要，快樂工作、享受過程……”
還未來得及脫下綠色手術服的敖虎山，緩緩講述著他打算實施的公益計劃，這時的窗外，天空湛藍，陽光柔和，一片初秋的舒朗高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