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上海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佈了《關於開展向“白求恩獎章”獲得者葛均波同志學習的決定》，在全市衛生計生系統展開學習，學習葛均波同志敢為人先、勇於探索的創新精神，和以解除患者病痛為己任，努力攻克醫學難題，攀登醫學高峰的奮鬥精神。
2017年8月，在全國衛生計生系統表彰大會上，葛均波院士榮獲國家對衛生計生系統個人的最高行政獎勵——“白求恩獎章”。
葛均波，中科院院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著名心血管病學家。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長。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副主委、九三學社復旦大學委員會主委，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如何實現醫學創新呢？葛均波認為，把人們的健康生活需要從理念變成産品，並將産品應用於有需求的人們，就是實現醫學創新的過程。
創新需要體制引導
1925年，年僅25歲的德國鄉村醫生沃納·福斯曼做了一個大膽的嘗試，把一根無菌導尿管通過左臂肘部的上腔靜脈插入到自己的右心室，並完成了世界第一例心臟導管手術。
雖然這個事件揚起了現代心臟病學的帆，但這個大膽嘗試並未給福斯曼帶來榮譽和尊重，而是暴風驟雨般的批判和嘲弄，並導致他離開了醫院。直到1956年，一封來自斯德哥爾摩的信才讓人們重新記起了福斯曼的偉大———他和另外兩名來自美國的醫學科學家共用了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福斯曼的故事提醒我們，醫學創新首先要有先天的熱情。但僅有熱情還不夠，還需要良好的體製作為保障。”葛均波説。
身為科學家兼醫生的葛均波，還是武俠小説的愛好者。在他讀《射雕英雄傳》時，一直在思索一個問題，為什麼天生愚笨的郭靖成為了武林大俠，而天資聰穎的楊康卻成為了武林的禍害呢？不斷地思考總結之後，葛均波認為，同為忠良之後的二人，成年後有如此差異，主要在於培養他們的體制不同。
“郭靖師從江南七怪，雖然這幾個人功夫平平，但團結一心培養郭靖的機制很好，磨煉了郭靖踏實、願意吃苦的性格。而楊康的師傅丘處機，雖然武功高強，在培養楊康的過程中卻重智輕德，反而導致了楊康的急功近利。兩種不同體制的培養，也直接決定了他們的武藝所能到達的高度。”葛均波認為，醫學創新實際上類似于習武的過程，有大成者，必須有良好的體制做保障。
轉化為生産力的醫學創新才有生命力
但醫學創新是一項系統工程，其中體制的作用也涉及方方面面。在葛均波看來，我國醫學創新發展現狀的滯後，還與醫生和醫院作為創新主體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有關。
“醫學創新一定來自於臨床需求，而不是實驗室。而最了解患者臨床需求的是醫生和醫療機構。所以説，醫學創新要充分發揮醫生和醫院的主體作用。”葛均波強調。
但是，目前在我國的醫學創新體系中，創新主體是醫藥企業，而非醫院和醫生。這主要是由於我國現行的議論文為主的醫生晉陞考核體系，限制了醫生參與臨床醫學創新的動力和積極性，實際上也是體制的問題。
“據統計，我國目前年專利申請數已排在世界第一，但我們的專利轉化頻次卻僅為0.2%，美國是我們的30倍還多。以心血管創新技術起搏器為例，由於沒有完全掌握核心技術，也缺乏産業化經驗，我國的心臟起搏器幾乎完全依賴進口。這也間接説明，我國大多數的醫學研究論文並沒有轉化為生産力。”葛均波遺憾地表示。
葛均波院士在全國兩會上
創新是第一生産力。在葛均波看來，只有轉化為生産力的創新，才具有生命力，才能推動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腳步。
加速醫學創新成果轉化，需要實現醫研企融合
要真正發揮臨床醫生在醫學創新中的主體作用，不僅要改變目前醫生晉陞以論文為主的評價體系，還需要考核科研成果的轉化率，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高醫生參與創新研究的積極性。
葛均波坦言，我國年輕的臨床醫生並不缺乏創新的理念，但缺乏轉化研究成果的動力。如何把理念變成專利保護起來，又如何把專利變成産品服務於人們的健康，往往都不是醫生群體自己能夠做到的，還需要醫生和醫藥企業建立協作關係，也就是醫研企的融合關係。
融合協作，是為了加速推動創新成果的轉化。但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由於機制體制原因，醫學成果轉化問題，成為醫學創新的一個痛點。即使在醫藥企業活躍的上海張江地區，也同樣面臨著成果轉化的困惑。
“所以，立足於醫生作為創新主體的創新成果轉化，亟須建立聯合醫生、研究機構和企業的第三方服務平臺。”葛均波表示。他希望自己擔任總發起人的中國醫學創新聯盟的成立，能夠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帶動更多類似平臺的成立，從而帶動國內更多醫學創新成果走出實驗室，並形成産品走向臨床，為百姓健康提供更多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