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轉化如何落地？創新人才如何培養？7月10日，全國政協在北京召開“發展實體經濟、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專題協商會，委員們在這場“頭腦風暴上”為實體經濟轉型提質“會診”、“開藥方”。
關於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項目評審專家應過半來自高科技企業
“為何先進技術成果在實體經濟上總落不了地？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參與科技項目評審的專家大都來自沒有産業化經驗的單位，他們理論水準很高，長期從事科學研究，缺少科技成果産業化的經歷，對市場需求不熟悉，不了解科研成果産業化的要求和流程。他們對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産力並不是行家。”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的尖銳發言贏得笑聲與掌聲。
作為高科技企業代表的陳志列，同時也是“863”計劃的專家，此次參會他更關注科技成果如何轉化為先進生産力的問題。“國家為鼓勵科技創新投下去的科研經費，絕大多數都落到了科研院所和大專院校，‘項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等現象仍較突出。”陳志列説，國家資金的分配往往落在很少幾個學術小圈子、學霸圈裏，最後國家的意圖沒能得以實現。“當然，這種現象已有明顯扭轉，但希望有更大扭轉。”
陳志列建議，在專家評審隊伍中，大量增加高科技民營領軍企業，他們需要既有成功的産業化經驗，又有豐富的市場和技術背景的專家，而且比例要超過50%。同時，國家支援應用型科研項目和産業化的經費，能90%投向高科技領軍企業，把國家鼓勵創新成果的錢花在刀刃上。“他們最知道如何將有限的錢變成源源不斷的好産品。”
關於城市“人才引進”
要堵住政策漏洞，防範只購房不就業問題
去年以來，全國一大批區域性中心城市搞“人才大戰”，密集出臺包括直接落戶、購房優惠、住房補貼、項目資助、現金獎勵等人才引進政策，落戶門檻一降再降，優惠力度一再加碼。對於這種現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提到，這種人才爭奪攻堅戰，既反映了中國經濟轉型對人才需求的迅猛擴張，也折射出城市和區域間競爭的轉變格局。
從過去競相出臺優惠政策招商引資，到現在比拼財力爭奪人才，使得各類人才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獲得價值實現和人力資本投資回報。但也要看到，“人才大戰”在推動人才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的同時，也帶來諸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王一鳴指出，一些城市以搭建“人才高地”為名，搞人才“政績工程”。同時，城市建設軟體供給能力不足，“人才大戰”帶來的戶籍人口“井噴”，增大交通、教育、醫療等壓力，公共服務供需缺口增大。由於參與“人才大戰”的城市經濟實力較強，往往能以比落後地區更優惠的條件招攬人才，使得無力比拼的東北、西北一些城市人才“失血”更趨突出。此外，“落戶新政”也推高了房價，給治理樓市“虛火”帶來隱患。
王一鳴建議，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動機制，突出市場主導和企業主體，保障和落實用人單位自主權，提高地方引才科學性和針對性。同時，依託創新創業平臺聚集人才，促進引進人才與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相融合，使各類人才有用武之地。建立與創新相容的人才激勵機制，推進職務科技成果産權激勵改革，讓創新人才充分實現自身價值。
另外，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加強住房政策協調，擴寬住房供給主體和渠道，與人才引進規模相適應，增加住房供應，避免落戶人口激增帶來房價非理性上漲。“堵住政策漏洞，防範只購房不居住、只購房不就業、只購房入學而不實際就業等問題。”王一鳴説。
關於創新人才培養
克服短期功利主義，“人要做機器不能做的事”
過去12年，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錢穎一一直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一職，長期在高校基層一線從事教育管理和改革工作。根據多年觀察，他發現中國教育的優勢突出表現在學生對所學學科中基本知識點的掌握較好，學生整體水準較高，但突出弱點是突出人才少。
錢穎一用統計學術語來刻畫這個特徵，叫做“均值高”、“方差小”，意思是説，學生平均水準較高，但拔尖人才少。
在知識方面，學生局限于單一學科知識點掌握，對於學科交叉和融合知識則很薄弱。同時，中國的學生缺乏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等創新能力，並且缺乏與之相關的協作與溝通能力。“寫不好的根源是因為想不清。”錢穎一説。
錢穎一認為，比能力還重要的是價值取向，當前影響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突出問題是學生、教師、學校、教育部門和社會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有創造性和長遠的結果相對是難度量、難量化的。創業中“羊群效應”明顯，創新中同質性很強，都與短期功利主義有關。
錢穎一建議，應增加學生跨學科、跨領域中的知識，學生學習知識，不僅要記住“知識點”，更要會融會貫通不同學科知識。同時，教育部門要為學生個性發展和大學創造更為寬鬆的環境和空間。另外，要從社會層面克服短期功利主義，追求更高價值取向。“以往學生獲得知識依靠死記硬背和大量做題，但受到人工智慧等技術進步影響，人要做機器不能做的事。”
關注
從金融風險到實體經濟
為何今年兩場專題協商會都聚焦經濟？
值得關注的是，十三屆全國政協開局之年，兩場專題協商會均聚焦在經濟領域。除了昨日的“發展實體經濟、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專題協商會，上一次是在今年5月舉行的“健全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體系”專題協商會。為何今年兩場專題協商會都聚焦經濟發展領域？
專題協商會一年兩次
本屆全國政協每年有兩次專題協商會，分別安排在第二、三季度，會期分別為1天。南都記者了解到，此次已是本屆政協第二次召開專題協商會，也是今年最後一次。
此次與會成員可謂“高規格”，除了有全國政協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負責同志、各專門委員會主任(副主任)，還有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和單位、企業家代表、金融機構代表等。
據全國政協官網介紹，全國政協專題協商會是政協全國委員會組織政協常委、委員圍繞國家的大政方針、就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中的某項專門問題進行協商討論、議政建言的會議形式，是開展政協專題協商的主要載體。
南都記者了解到，作為政協委員們參政議政的重要形式之一，專題協商會所遴選的議題都是經過慎重考慮的，經全國政協反覆討論研究，並報送中央批准後確定。專題協商會的會議情況報告由有關專門委員會配合辦公廳整理形成，以中共政協全國委員會黨組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具體建議還可以政協資訊等形式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及有關部門參考。
為實體經濟“提氣鼓勁”
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張佔斌接受南都記者採訪時指出，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位列三大攻堅戰之首，其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而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是實體經濟。兩場專題協商會都針對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方面提出，説明經濟建設在國家治理方面處於中心地位，加上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多端，也引發一些新問題。
“借專題協商會這個參政議政平臺，有利於政協委員建言獻策，提出好對策。”張佔斌説。與此同時，此次專題協商會召開的背景值得關注。南都記者發現，中國經濟如何開啟向高品質發展階段邁進新征程，已成全球關注焦點，著力破解當今經濟發展中“品質不高”的突出問題，離不開實體經濟的高品質發展。
繼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實體經濟發展得到空前關注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相繼出臺了大量政策，推動實體經濟發展。去年的十九大報告作出一個重大判斷，即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而實體經濟是高品質發展的主體，是經濟強國的根基。緊接著，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則把這一重大判斷進一步明確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徵”，並提出建立“推動高品質發展”的考核體系影響深遠，這是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品質發展的基礎性制度保障。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再度為實體經濟“提氣鼓勁”，明確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因此，此次將實體經濟作為專題協商會議題，也凸顯了經濟高品質發展在當前轉型階段的重要性。
協商前先分赴三地調研
召開專題協商會前，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先後前往山東、江蘇、重慶三地調研，為專題協商會“探路”。今年5月初，15位政協委員就該專題匯聚山東進行第一站調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主任尚福林任調研組組長。
據了解，調研期間委員們還組織調研組成員內部研討，及時研究調研期間發現的問題。同時委託五個省市開展協同調研，並在北京召開調研總結會議，為籌備專題協商會打下堅實基礎。
尚福林在10日的專題協商會上提到，從調研情況看，制約實體經濟發展、供給體系品質提高的問題依然存在，集中表現為現有發展經濟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規、政策體系、考核指標體系、人才機制等大都是在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形成的，經濟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後，這些制度政策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同時，一些與高品質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仍存在。
在調研前，調研組成員都做了大量功課。南都記者了解到，在去往調研地區前，調研組邀請發改委、工信部、人社部等相關部委介紹情況，並進行問題匯總。
張佔斌告訴南都記者，從他所調研的省份來看，所去的企業經過認真篩選，開會品質較高，實地調研不僅跟企業家面對面交流，也去現場看。
“調研過程中，企業家提到的一些發展難題都帶有普遍性，提的建議也很好，對實體經濟長遠發展是很有利的。”張佔斌介紹，調研回來後，政協委員之間繼續討論，調研組也會不斷溝通，每個人把自己的想法拿到會上碰一碰，共同探討從哪些角度提哪些可行性建議，真正做到把意見建議提到點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