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不是醫生卻用起了“手術刀”

發佈時間: 2018-06-06 09:09 | 來源: 人民政協報 | 作者: 韓雪 | 責任編輯: 胡俊

原標題:朱良:冷熱之間

56歲的朱良還記得,40多年前上初中時,自己最不願意上的就是政治課。“政治課上的很多內容需要死記硬背。”對朱良來説,體現邏輯之美的數學和物理才是他的心頭愛,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後來會深度參與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朱良時常“問診”。

“主刀醫生沒有注意到的,我們要提醒。比如病人曾經得過腦梗,針對病人的特殊情況,提醒治療時可能出危險的地方……”

不是醫生的朱良,正談論著類似醫生治病的方法,令人好奇,主刀醫生是誰?

“主刀的是黨政部門。”

無論是以九三學社社員還是政協委員的身份參政議政,在朱良看來,更像是與主刀醫生一起進行治病,只不過他們治療的是關係到社會的肌體健康問題。

以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身份“問診”社會問題時,朱良尤其強調,“我們不是病人家屬,而是參與治病的醫生。”

這樣一種強調,令人更容易理解朱良在履職時所追求的職業精神和技術冷靜,最類似于醫生。

“不好説”與“總在説”

朱良對精神狀態的選擇與追求,似乎與個人的理工學科背景不可分割。體現在具體場景中,容易給人造成一種溝通上不順暢的印象。

朱良總在糾正別人或是自己上一句話語中的一些詞句,分析它的不準確性,並且常常因此放緩語速,斟酌著用什麼替代更為準確。

沒有充分的證據,不輕易下判斷性的結論,因而在表達時,“不好説”是朱良使用較為高頻的一個詞。

這樣一種不斷修正的個性,用於解釋為何連續7年提同一個主題提案時,更讓人理解這種修正,正是期冀無限接近正解的行為。

“我的提案中最系列化的就是電子車牌的提案,7件提案,同一個主題、不同角度論述的系列化提案,不是一個提案提7次。”

雖然論述角度不一樣,但核心建議是一致的———通過電子車牌這張車輛“二代身份證”,對車輛的行駛里程、發動機排量、尾氣排放標準等進行精細化掌握,從而實現對路權這項堪比水電氣等稀缺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使用。

從2011年1月26日北京對機動車輛進行搖號限購開始,朱良就在思索達到交通管理目標的路徑化問題。

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朱良眼見著,首都的交通進入了簡單管理漸漸難以釋放更大管理效果的膠著階段。

雖然明知道擁堵是因為“太多的人去同一個地方添堵”,但目前採用的搖號限購、尾號限行、重污染天單雙號等管理措施,使得管理者對一輛車到底給北京“添多少堵”“排多少污”既不知道也管不了。

從2011年到2012年,朱良用一年的時間進行反覆思忖。從2012年北京市政協第十一屆第五次會議開始,他開始提交與電子車牌有關的提案,起初是論證可行性和必要性,後來逐漸細化並針對交通政策做相應的調整。

7年當中,連續兩年朱良都參加了北京市兩會的政務諮詢。第一年,他在經過北京市公安局的“攤位”時,看到了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的傅政華在接待代表詢問、委員諮詢。他猛地想到,電子車牌的很多事權在公安部,於是就在該“攤位”前停下了腳步,得到了“電子車牌早晚要用,北京會作為試點”的肯定答覆。第二年,朱良再次拿著報紙去問,得到了“在繼續推進”的答覆。

兩次問過跟此事有關的負責人,朱良的信心更加充足。此後,他對電子車牌政策和技術的建議,也不斷提出。

當技術冷靜“遇上”管理精細

朱良看到,在城市道路這個日漸稀缺的公共資源當中,開車方、自行車方、公交方、管理方、停車方都是這個公共資源競爭的各方,利益爭奪是客觀且必然的,並且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作為不同的角色時,利益也是不一樣的。

朱良在設計方案時,“儘量不從感情角度呼籲政府做什麼事,而通過冷靜設計做法,相對公平地考慮分配道路公共資源。”

在過去,由於缺乏技術手段支撐,難以實現對道路交通的精細化管理,只能採取養路費、車船使用稅這樣的包年收費政策。

“相當於過去有些地方沒有水錶,用戶每月交一筆固定的錢,水就可以隨便用。”後來,“每戶都安裝了水錶,就有條件實行階梯水價,抑制過量用水。”

借鑒水電氣階梯價格的思路,朱良也設計了一套執行方案:“對於不同時間段、不同擁堵程度的路段,規定不同的擁堵調節系數。例如對進入嚴重擁堵路段的,擁堵系數可能是1.5,行駛1km相當於1.5km的當量里程;對進入稍擁堵路段的,擁堵系數可能是0.5,行駛1km相當於0.5km的當量里程;對於進入不擁堵路段的,擁堵系數為0,相當於沒有‘添堵’。每條路段在每個時間段的擁堵系數,由政府相關部門根據交通指數等數據合理確定,定期公佈。”

在2015年的提案中,朱良寫道,“通過行駛里程、發動機排量、尾氣排放標準,能計算出這輛車的尾氣排污總量。應當把機動車排污總量額度合理分配給每一輛車,即每月給每輛車一定的行駛里程額度,有了里程額度,車主可以自主選擇在何時何地使用,而不必由政府強迫車主在哪天不開車……”

面對著稍顯困惑的表情,朱良的反應顯然早有準備,他加了一句解釋,“聽起來比較瑣碎吧,但管理要做到專業化,就是要這樣。”

2017年底,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批准發佈了機動車電子標識六項國家推薦性標準,該標准將從2018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意味著,醞釀多年的汽車電子車牌終於要進入實用階段。

朱良也關注到了這個進展,他説“非常好”,還打算繼續關注電子車牌實施以後怎麼調整現行政策。

比起現象,理工式思維更關注現象出現的具體步驟、程式。但比起許多人的心裏清楚、嘴上不講,朱良不僅一直在説,還將自己思路形成的每個邏輯點跟更多的人分享。

“隱私問題怎麼辦?”

“這是個偽命題!”做過大量功課的朱良分析,“法律規定,機動車懸掛號牌以便讓人隨時識別,這就表明車輛的瞬間位置不屬於隱私。”

而談到車輛的長期行駛軌跡和實時位置數據等真正隱私資訊時,朱良又舉了一個容易理解的例子:“銀行賬戶的資訊都在銀行數據庫裏。既然銀行能保密,車輛軌跡數據就不能保密?!”

“我是來幹活的,不是來吃飯的”

“我從一個基層的社務幹部直接成為北京市政協委員,是當時九三學社的市政協委員裏唯一一個來自中央企業的。”在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工作的朱良事後思考,自己“可能沾了點單位的光”。

而11年前的那次經歷,也許可視為促動朱良不斷努力履職的成因之一。

2007年底,北京市政協十一屆政協委員正在公示階段。朱良恰好去九三學社北京市委開會。在碰到相熟的九三學社北京市委領導時,領導專門讓他去看了那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的公示名單。

在看過了其他來自九三學社的市政協委員的情況,“好多是博導,不少在政府任職,基本是九三學社北京市委二級組織(各個行政區、各重點大學)的主委……”

九三學社在北京市是三級半的結構,分為市委—二級組織(區委、區工委、重點單位的委員會)—基層委員會(部分沒有)—支社。

“都是身份很高”的印象,對其時還是九三學社一個支社副主委的朱良有點衝擊,因為“在身份上有差距”,就有了後來朱良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會議上,立下了“我是來幹活的,不是來吃飯的”的“軍令狀”。

朱良的履職能力在進入政協前就有顯露。

2005年11月,松花江污染事件一齣來,九三學社社員朱良寫了幾篇資訊,得到了時任國務院某位副總理的批示,“這樣級別的批示,當時在九三學社北京市委裏不是很多,現在已經不少了。”

因為此,朱良進入市政協,的確是幹活去的。北京市政協主席吉林還對朱良有一定印象,“他參加的活動比較多。”朱良自己也承認,“在北京市政協開了11年的全會,日程上要求委員必須參加的所有活動我全部都參加了。”

各項活動參與得比較“雜”,朱良的提案關注面也就體現出廣的特點。

“面廣,會不會提得不夠深,力不從心?”

朱良自己首先會做選擇,提一件提案他會篩選懂不懂,如果有些地方他不懂,有問題他沒吃透,這件提案,他就不會提交。

朱良對九三學社一些集中社員智慧、通過代表委員的渠道進行反映的好做法覺得很“讚”:每年,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會給四五十位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發一個社員建議彙編,裏面有通過社員資訊收集到的100多個建議。“每年被代表、委員選用的有幾十個建議。我們有責任把社員的意見通過平臺反映出來。”除了自己做調研,朱良也會從組織給提供的履職實踐中汲取能量。

如果以半天作為一個單元,朱良大致計算過,自己參加黨派、政協的各種履職活動每年達上百次。11年的政協履職經歷中,僅提案他就提交了50多件。

“並不是説我的建議有多好,要不是這樣重要的履能平臺,我的很多建議也不會得到如此多的關注。”朱良的措辭總是格外謙虛。

朱良經常參加北京市政協的情況通報會,因此能夠得到更多的權威資訊。“提案才會建立在一個正確、完整的資訊數據基礎上。”就像朱良所説,“方案可以自己設計,數據不可能自己設計。”

採訪當中,朱良也總在強調自己和“知名”政協委員之間的差距。他反覆説,“我所有值得講述的故事都離不開九三學社和政協組織這個平臺。”

從“不喜歡政治課”到深度參與民主政治

56歲的朱良還記得,40多年前上初中時,自己最不願意上的就是政治課。“政治課上的很多內容需要死記硬背。”對朱良來説,體現邏輯之美的數學和物理才是他的心頭愛,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後來會深度參與到民主政治生活中。

真正介入政治生活,是在朱良2000年加入九三學社之後。他對2000年12月29日加入當天的事情記得異常清晰,“我是20世紀最後一批加入九三學社的社員之一。”

伴著21世紀的新開始,朱良在經過九三學社的新社員培訓之後,算是“入了門”。

朱良是北京市政協第十三屆一次會議政治決議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起草小組不到10個人,主要是對工作小組起草的決議初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朱良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見,體現在決議裏。“十二屆我也在起草小組裏。”

而介入到政治性話題裏,最近一次是去年夏天的經歷。當時,中共北京市第十二次黨代會召開前先召開了一次“兩代表一委員”座談會,時任的北京市委領導到會聽取意見,共有15名來自基層的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發言,朱良也在其列。“我參加了,還對市黨代會報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見。”

從不喜歡政治課,轉變為深入參與到中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甚至於,朱良還做了很多文字性的工作,包括從寫提案到撰寫理論性文章,他還是北京市政協理論與實踐研究會的理事。

朱良用了一個夠高度的説法,“個人的興趣和關注點的轉變,跟改革開放40年國家政治生活形勢有著密切關係。”

北京化工研究院的黨委宣傳部長梁曉蕓“怕”跟朱良聊天,“他了解的面挺寬的,談到一些內容時有點跟不上。”事實上,處在研究院相對單一的工作環境中,朱良的眼界並未被限制住。隨著政協履職範圍的不斷拓寬,他的眼界也在開闊,比起著眼于當下,更多站在歷史的維度上去看待很多事情。而追本溯源的做事個性,也是他履職的好“幫手”。

北京也有一個與辛亥革命有關的公共場所,就在每天熙熙攘攘的北京動物園內。

1912年1月,革命黨人組成的暗殺團體為刺殺袁世凱製造了東華門事件,當場炸死袁世凱衛隊長10余人。楊禹昌、張先培、黃之萌被捕殺害。另一革命黨人彭家珍在刺殺阻撓清帝退位的頑固分子良弼時犧牲。1912年8月29日,孫中山專門赴農事試驗場(現在的動物園)為反對清帝復辟制度而獻身的四烈士送葬。

朱良在上世紀90年代逛動物園時偶然知道了這個事件的淵源。

2016年動物園在例行改造時發現了四烈士墓的塔基遺址。2017年,朱良通過提案,提出將此墓列入文物的建議。同時,他還通過九三學社的渠道,通過西城區政協委員在區裏提出建議,後來動物園的四烈士墓被列入文物保護範圍。

説起這項成果,“作為政協委員,我習慣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朱良想的是,總得做一些事,等到將來,能夠在後人那裏留下印跡。

做事留痕,算是朱良做事的另一個特點。10年裏,從卡片機到旅遊級別的單眼再到準專業單眼,朱良的攝影裝備升級了三次。從攝影角度,朱良自認是個“外行”。然而,“並不懂攝影”的朱良曾為500多位委員拍過參加政協活動的照片。

“一方面是為黨派、政協工作留下些記錄性的資料。”另外,細緻的朱良想著,照片能夠為政協大家庭裏委員之間的交流留下影像,“給委員們留下一份美好回憶。”從這點來看,追求技術冷靜的朱良內心,不乏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