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福林簡介：：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金融學博士。歷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副行長，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一屆委員，中國農業銀行行長，中國證監會主席、黨委書記，中國銀監會主席、黨委書記，中共第十六屆候補委員，第十七、十八屆中央委員。
5月，北京，晴暖乾燥，楊絮飛舞，紛紛透過了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樓的落地窗。
兩個半小時的訪談，只喝了一口水，67歲的尚福林顯得神采奕奕。記得中國金融監管界的一位前輩曾經説過，真正想做事情的人，都要給自己的年齡打八折，而尚福林給人的感覺是，不管歲月如何打磨，他年輕依舊。
“飛來的尚福林”
1993年，坐標東北，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正帶領相關部門，為解決東北出現的“三角債”問題商量對策，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42歲的尚福林也在參會名單之列。
“人家都是坐火車過去的，我因為其他工作佔了時間，只能坐飛機去。”尚福林的這個決定，為自己贏得了一個稱號，參會者從此叫他“飛來的尚福林”，而據當時在場人士透露，這句話還飽含著朱鎔基對於尚福林的誇讚、認可和期許。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金融市場有兩大戰役要打。一個是清理“三角債”，另一個是治理“金融三亂”，也就是亂集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
回憶起那次清理“三角債”，尚福林説，事情的根源，在於當時國家以擴大投資來拉動地方經濟，在中央出資的同時，需要地方上也拿出配套資金。結果中央的錢到位了，地方上的錢沒到位，就導致拖欠了供應商、建築商的錢，形成了債務鏈。“這些情況都是過去沒碰到的，要根據中國國情去辦。當時朱鎔基同志就提出，從清理固定資産投資缺口入手，從源頭注入，防止中間跑冒滴漏，編成債務鏈，該還誰還誰。我參與研究和編了這套辦法，供領導決策。”
“金融三亂”的問題似乎更麻煩。
發展是硬道理，要發展經濟就需要錢，所以當時各地都在找錢，金融也積極支援發展經濟，但當時中央銀行對貸款有限額，很多人就想著如何能繞開限額，亂設了一些機構。1990年開始搞證券市場和信託業，當時搞證券別人也不懂，主要由做銀行業務的人來做，但搞間接融資的人，幹了直接融資的活兒，認知上有偏差，出問題或許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那種背景下，必須治理‘金融三亂’！”尚福林這樣説。
“飛來的尚福林”是軍人出身。
四年部隊生活，練就了尚福林和戰友們守土有責、不怕吃苦、做事雷厲風行的品質，同時也更深刻理解了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使命含義，這為日後他總能站在存款人及投資者角度思考問題，種下了一粒種子。
1973年轉業復員，尚福林趕上了中國人民銀行來招人，由此進入人民銀行北京市櫻桃園分理處工作。
零背景，零基礎，但機遇偏愛勤奮敢為的人。
“當時甚至不太清楚銀行是幹什麼的，連會計這門基本功還是到了銀行之後現學的。後來就抓住組織上給的學習機會，參加各種培訓班，學習政治理論，學習業務知識。”由於各方面表現出色，幾乎沒過太長時間，尚福林就當上了分理處的書記兼主任。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記憶中總是濃墨重彩的。尚福林至今記得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當時作為分理處的副書記，他和大家一起抗震救災，搭地震棚，因為大家人心齊、勁頭大、任務完成出色，分理處評上了北京市抗震救災先進單位。
恢復高考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尚福林亦如是。
“之所以決定考大學，是確實覺得在工作中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幹了幾年金融實務工作的尚福林，著手準備報考金融專業。
1978冬，尚福林圓夢大學，被北京財貿學院（即現在的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專業錄取。緣分，抑或偶遇，四年後的畢業季，他再次趕上了人民銀行總行來學校招人，因為四年較為紮實的理論學習成績單，也因為曾經較為出色的實際工作成績單，人民銀行相中了這位軍人出身、經過基層歷練的穩重學子。
再次獲得人民銀行系統工作機會的尚福林，被分到一個頗具時代特色的部門——總行計劃司。沒過兩年，也就是1984年，人民銀行改革大幕拉開，尚福林的事業坐標也一步步由基層工作者，轉向了以問題為導向的監管者，很多人説他是“拆彈專家”，因為他的從業軌跡，與中國金融業遇到的幾次“大麻煩”休戚相關。
給市場更多機會
在經濟學中，貨幣是價值尺度，而貨幣本身還有價格，它通過利率得以表現。
1984年，人民銀行決定剝離其他業務，單獨行使中央銀行職能，進行利率管理，同時對商業銀行實施再貸款。這是一套之前沒有過的體系，人民銀行為此專門成立了利率處，尚福林任副處長。
一個至今被金融業老人們銘記的事實是，從1953年開始，到1984年人民銀行單獨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為止，漫長的時間跨度裏，中國銀行業的存貸款利率長期保持穩定，期間雖然存款利率隨著通脹的變化有過變化，但變化也不大；即使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貸款利率也基本保持在6%的水準，連續多年幾乎未曾改變過。
尚福林和同事們的第一大要務，是適應改革開放形勢的大變化，讓多年無法反映市場需求變動的利率水準“動起來”。
當這項工作猶如當年自己的經歷一樣無背景、無基礎時，尚福林更願意和大家一起努力，把它做好。看書學習、交流研討、調查研究，梳理矛盾、搭建框架、琢磨細節，經過反覆打磨，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質變，形成了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利率調控體系，到現在為止，人民銀行的利率調控體系依然能夠若隱若現地察覺到當時那套體系的影子。
貨幣政策的目標就是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在日漸深入的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實現這些目標，中央銀行越來越不宜直接伸手幹，而是更多通過仲介目標來完成。
那麼，計劃經濟時期可以控制現金總量，改革開放之初管貸款限額，隨著市場經濟越來越活躍，企業獲得資金的渠道越來越多，這時的貨幣政策該管點什麼？答案是管貨幣供應總量。
“世界各國對於仲介目標的選擇並不一樣，比如美國是直接管利率，這是因為它的貨幣是給全世界用的，它不必糾結于票子到底發了多少，只要管好利率就行了。我們在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控制貨幣供應量，也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創舉。”説來輕鬆，但要管好貨幣政策，尚福林和同事們推動並見證了中國貨幣市場諸多個從無到有。
經歷和參與了“大一統”的人民銀行到“央行”的一系列深刻變革之後，尚福林的事業坐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定位在了金融機構。
2000年2月，尚福林擔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當時這家銀行面臨嚴峻的市場競爭，業績已經連續三年虧損。而尚福林上任第一天，就用一條“軍令狀”來倒逼自己和整個團隊———三年內要實現扭虧。
植根于農業大國的農業銀行，怎麼會虧損呢？沒經歷過那段時期的人們不免一問。一個必須要交代的背景是，在此前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我國銀行都是各管一攤，比如工商銀行只管工商企業的貸款需求，建設銀行主要管基建貸款，中國銀行主要負責海外業務，農行的業務在農村。後來，為了增加銀行間的競爭，從1994年開始，“專業”標簽走下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商業銀行，當時還有個口號——農行可以進城、工行可以下鄉、中行可以上岸、建行可以破墻。
方向沒錯，但農行進城路走得並不順———城裏的客戶早就和過去合作過的銀行形成了長期合作關係，存量競爭農行沒有優勢。尚福林到任之後就和大傢夥商量，要找一條新路，跟別的銀行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
在他的主導下，步入新世紀的農行，將眼光也落在了那些未來潛力巨大、當時未獲關注的新興市場，比如汽車貸款、房地産按揭等。
“農行做汽車貸款，大量做的是城市計程車貸款，那會兒談合作經常是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地拿下，我們一度把汽車貸款業務做到了四家大行中份額最大的。”
在商言商。靠著精細謀劃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當時定的是三年扭虧目標，尚福林和他的團隊只用了兩年就實現了。在這兩年裏，尚福林最大的感受，就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銀行應該積極開拓新市場、新業務，構建起實現金融與經濟良性互動的市場化內生性機制，這樣做既能支援實體經濟發展，又能為銀行帶來自身收益。
農行這個攤子剛收拾出模樣，掌舵者的坐標又變了。
2002年12月，尚福林任證監會主席、黨委書記。
這廂坐進主席辦公室，那廂媒體的質疑報道就出來了。
尚福林到證監會之後第一篇媒體報道，題目是“尚福林為什麼要來坐火山口”。
當時的情況是，由股權分置、股票不完全流通積累下的問題非常之大，而推動國有股減持的工作，因為股價不斷下跌而幾近擱淺，甚至在國務院終止國有股減持之後，股市還在慣性下跌。當時媒體認為，尚福林坐上火山口就最好不要再碰這個“燙手山芋”了。但尚福林更加擔心的是———既然問題已經提出來了，靴子總不掉下來，問題和風險可能越拖越大。
治病除根，這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尚福林當時唯一的想法。
病根很明顯，由於股權分置，一部分拿在散戶手裏的股票可以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拿在企業手裏的國有股和企業股不能流通。但“暫不流通”這四個字是企業與散戶約定的合同行為，並不是法律規定，股市建立之初，這樣約定有利於避開爭議，推進了股市的建立，這對剛剛誕生的股票市場更好激發活力和發展壯大，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好的地方恰恰也跟價值有關——一個連股票全流通都實現不了的市場，市場的重要功能“價值發現”從何談起？
“當時的國有股、法人股沒有市場價格”，尚福林回憶，按當時規定，股權轉讓只能用凈資産來做，當時平均下來的市場股價約4元，而國有股凈資産只有平均1.8元-2元，以這樣的價格引進外資，作合資企業，國有股肯定作價過低，也不符合股價估值的基本邏輯。實際上，這些問題有一個指向，那就是股票價格不能代表真正的市場定價，這個市場不完善，而完善市場又是改革開放的重大使命之一，也是股票市場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之一。”
去病根的藥方“既不能割斷歷史，又不能迷失方向，關鍵是找出一個能夠為各主要利益關聯方接受，又能真正解決問題的路子”。“按照合同法，如果單方要改變合同條件，要和對方商量，市場稱這種情況叫做對價，而不是由政府越俎代庖、搞硬性統一規定，因此我們提出‘統一組織、分散決策、分類表決’的操作思路。簡單説，就是通過流通股股東和非流通股股東協商‘全流通’方案，一企一策分散決定具體‘對價’方式。由於當時大部分上市公司國有股佔大頭，為保護市場各方的利益，採取了兩次投票的模式，第一次是全體股東投票，第二次是散戶投票，兩次投票都要過2/3，較好地貫徹了市場化法制化方式解決問題的基本精神。全流通之後，市場機制進一步完善，市場發現價格的作用也就能夠較好地發揮了。換句話説，股權分置的尾巴割掉了，市場化進程又邁進了一步。”談論如此複雜的往事，尚福林講得如此簡單明瞭。
在公允的評價中，尚福林作為第5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也是提出股權分置概念並將其付諸實施的第一人。資深證券專業人士華生曾撰文道，“股權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了中國資本市場定價的市場化，恢復了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為大型國有企業改制上市、全面降低和化解金融風險提供了基礎和平臺。沒有這個平臺，後來的融資融券、股指期貨、創業板的推出都完全不可想像。”
牢記初心，不忘本源
市場成熟一步，風險未必就能少一分。
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證券公司這個一頭連著普通投資者，另一頭牽著上市公司的中間人，由於認知錯誤，走錯了一段路。
當時中國一共有130多家證券公司，關閉了接近30家，這樣的整治力度，在金融領域來看都是空前的。
這些券商究竟錯在哪了？尚福林表示，一種錯誤的觀點是，證券公司認為自己可以像銀行拿存款進行貸款一樣，拿客戶保證金做自營業務，也就是拿客戶保證金自己買賣股票。
“一位券商老總甚至問我，‘為什麼銀行能用存款放貸，我就不能用保證金投資？’顯然是理念本身有問題，存在銀行，是存款，銀行是承擔風險的；錢放在證券公司，是保證金，你用了算挪用，股價一跌還不上保證金，就會出現擠提，發生流動性風險。”時至今日，對於那位券商老總的一問，尚福林依舊覺得震驚。而在當時，最大的窟窿是一家券商欠了客戶近百億元的保證金。通過證監會對證券行業的三年整頓，證券公司保證金從此都要託管到銀行，證券公司後來基本杜絕了這類問題。
不斷地加強市場建設，使中國資本市場不斷發展完善。
開得起玩笑，較得住真，這是尚福林留給很多人的印象。在金融監管這條路上，他一直在路上。
2011年金秋，當時的中國銀監會迎來了新主席。從金融街33號出門往西走，再拐個彎，步行十分鐘就能走到金融街甲15號。
中國銀行業經歷“黃金十年”的大發展之後，風險和問題又一次處於爆發期。尤其是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4萬億元刺激政策之後，很多已經停工的企業又復工，不良貸款率表面上是下來了，但很多不該拿到錢的“僵屍企業”也起死回生了。到2012年，經濟形勢開始出現反轉，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風險“水落石出”，不良貸款和不良率出現反彈。中央也反覆強調，這一階段金融系統的工作目標就是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恰於此時，尚福林來了！他肩負著推動中國銀行業走上更為長遠健康發展路徑的使命。為完成這一重大使命，尚福林打算從全球銀行業公認的監管“神器”巴塞爾協議II在中國全面實施開始做起。
在這一過程中，尚福林清醒地意識到，監管者不是只要會念“緊箍咒”就行，監管同樣需要講策略，講藝術。“比如巴塞爾協議II要求商業銀行提高資本充足率，這會抑制商業銀行的貸款衝動，對應中國有句古話就是‘將本求利’，這是對的。但徵求意見時銀行説有困難，也可能削弱支援實體經濟的力度，因此我們就反覆商量，怎樣才能把克服當前困難與實現長遠目標更好結合起來，包括適當設定過渡期、拓寬資本補充渠道、對不同性質和重要程度的銀行分別設定不同的資本標準等，到現在看，預期的目標基本上都平穩實現了。”
經濟形勢的快速變化，還讓一些短期流動性有困難的企業雪上加霜。為了保證未來有前景的企業能夠渡過臨時性難關，尚福林和銀監會的相關部門，研究並推行了債權人委員會制度。“債委會通常是在企業破産階段為了清算才有的，而我們是為了支援企業，把它的功能前移，由借企業錢的銀行共同判斷，一起決定對這家短期出現問題的企業，是該增加支援、保持原有額度還是的確要收回貸款。這樣就減少了因為個別銀行非理性地抽貸停貸引起市場震動，這個事在各地得到了很好的推廣，為這些年我國經濟保持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銀行業敏感而重要，遵守金融基本規律，堅守底線規則對銀行業穩健發展至關重要。前些年，在金融開放的旗號下，類金融活動盛行，小貸公司轉制為村鎮銀行的呼聲一度高啟。“銀行是拿存款的錢在放貸，小款公司是拿自己的錢在放貸，這二者遵循金融規律和市場規則完全不同，根本就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機構，不可能進行轉制。從近來類金融的亂象來看，我們守住這條紅線是對的。”
2017年2月，尚福林到了全國政協，現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主任。到了政協，他依然持續關注著金融風險防控、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等重點金融話題。
坐標很多，經歷很多，思考亦很多。面對今天中國金融業的任務單，深思熟慮之後，“監管老兵”尚福林有幾句肺腑之言。
“最想説的，還是金融業不能忘記本源，要支援實體經濟。”無論是國際經驗，還是國內的一些嘗試，尚福林總結出的一條規律是，金融業來自實體，服務實體；金融如果離開本源，過度發展衍生品，肯定要出大風險，一個機構如此，整個金融行業也是如此。相反，從幫助實體中獲得自身的發展，才是金融業不斷發展的根本所在。
他還特別提到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要將信用體系建設，特別是企業商業信用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上考慮。”尚福林多次如是説。迄今而至，全球股票市場有200餘年的歷史，而股份制的歷史長達400-500年，早期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這個公司的定位就是“皇家特許經營的股份制公司”。換句話説，成熟市場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發展股份制，在股份制基礎上發展股票市場。回顧國內，我們先有了股票市場，後有企業改制上市，當前股票市場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企業的商業信用積累明顯不夠。“加強社會信用基礎設施建設，不是搞個徵信體系就行了，而是要加強全社會的信用建設。社會信用的提高可以降低社會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社會信用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一人失信，整體受影響，就像前幾年一個老太太摔倒了，扶起來的人還要擔責，導致扶不扶成了社會問題。再比如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一旦連續幾個企業違約，會抬高整個市場的利率水準，導致企業整體融資成本上升。”而尚福林斷言，如果社會信用水準提高了，商業信用上去了，直接融資比例自然也就上去了。
對於今天的金融從業者，尚福林認為，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要加深對金融運作規律的認識，自覺遵守金融運作的規律和底線。“監管者為了保護投資者出了很多政策，比如現在發展私募基金，對人數和額度進行限制，為的就是防範風險，把不適合的投資者攔在外面。但現在，一些私募基金搞得像公募基金一樣，誰都能來參與，這樣的投資前途不定、風險更大。一旦違背規律，就會出問題。”尚福林顯然有些擔心。
這就是尚福林的風格，事關監管，必須較真。但他並不否認網際網路“這條鯰魚”給金融業帶來的活力：“網際網路和金融結合好了是好事，但這種結合應該是金融+網際網路。因為銀行管著別人的錢，它考慮的是穩；網際網路的思路是贏者通吃，做法是通過燒錢迅速擴大，甚至獨佔市場，以此為做事宗旨，拿到金融上來，所走的路就未必是正確的了。”
回頭一看，從進櫻桃園分理處的大門，到如今與那些奮鬥過的坐標遙相呼應，尚福林45年的從業經驗，何嘗不是一部中國新時期金融監管的教科書？就在成稿之時，尚福林帶領政協調研小組，依然在為實體企業發展尋找優化路徑。
出走半生，歸來仍年輕。而保持年輕最強大的動力，或許不是經歷，而是初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