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後的勝利” 紀念民革響應“五一口號”70週年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這是我國政黨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民革公開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表明接受中國共産黨的政治領導、擁護並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也是民革成立後的首要大事。從成立到響應“五一口號”、參加新政協，民革始終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繼承和發揚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和不斷進步精神，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作出無愧於歷史的正確選擇，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參與多黨合作奠定的全過程，中國政黨制度和民主政治發展由此掀開了歷史新篇章。

民革最終能夠在革命大目標、大方向、大方針上取得一致，並且選擇正確的政治路線，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在思想認識上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籌備和創立民革階段，國民黨民主派人士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強調聯合起來共同反對國民黨政府獨裁統治。在民革成立初期，一些人雖然贊成與中國共産黨合作，但認為“三民主義之理論仍為今日中國革命之正確指導理論，中國國民黨仍為中國革命之領導政黨”。且民革內部有些人對西方民主政治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希望能走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而美國政府、國民黨內各派政治力量又都極力拉攏民革。在“五一口號”發佈前期，民革已經為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作好了思想和組織上的準備。民革主要創始人之一朱學范寫給李濟深的三封書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革公開響應“五一口號”前後，民革從聯共反蔣、發展到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這種思想上的轉變過程。

第一封信：“領導全國民主力量，從事團結、和平工作”

1947年3月，李濟深由上海到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強烈呼籲“停止內戰，廢除黨內獨裁”。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內越來越多的愛國民主人士擺脫了國民黨統治集團的羈絆，站到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革命陣營一邊。李濟深、何香凝、朱學范等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再和國民黨統治集團講團結，恢復政治協商，組織聯合政府已經不可能了，需要成立一個組織，把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組織起來，與中國共産黨合作推翻蔣介石政府。同年5月，李濟深邀集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朱學范、陳此生、鄧初民等人在香港居所聚會，商討正式成立聯合組織的問題。會議除了決定邀請在上海的民聯（即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的關懷下，由譚平山、陳銘樞、楊傑、柳亞子、朱蘊山、王崑崙、郭春濤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于1947年2月在重慶成立）同志來港，共同商議有關聯合的事宜，並成立籌備小組，商討新組織名稱，著手準備綱領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外，特意委託即將赴歐洲參加世界工聯會議的朱學范赴美，會見在美從事反蔣活動的馮玉祥，徵詢他對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之事的意見。朱學范在動身前，李濟深和何香凝還特意囑咐他趁出國之便，向國際友人介紹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和爭取民主的政見，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援。

朱學范隨即啟程，赴布拉格參加世界工聯執行會，並途經法國、捷克、瑞士，趁機詳細調研國際形勢。7月9日，抵達英國倫敦後，他給李濟深去信，報告到歐洲各國了解的情況，推動國民黨內愛國民主力量團結起來，儘快成立聯合組織。他在信中先介紹了國際上對中國問題的關心及看法，強調對於國民黨內民主力量聯合起來成立組織，國際上持支援態度，“國際對於勞工方面與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的）力量，至為重視”，各國朝野推崇李濟深“足以領導全國民主力量，從事團結、和平工作”，表達國際上對於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成立民主派組織的支援，力促李濟深儘快團結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成立組織，以適應革命鬥爭的發展需要。

這是在籌備成立民革組織到“五一口號”發佈期間，朱學范寫給李濟深的一封信。通過這封信可以看出成立民革組織的外部條件已經日趨成熟。在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問題非常關注的情況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起來成立民革組織，不僅適應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反對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鬥爭的需要，有利於分散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聯合起來，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團結各方，協調意見。

第二封信：“中間路線無路可走”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在成立宣言中，強調“蔣介石反動獨裁政權之走向崩潰，殆羈必然之理……願與全國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攜手並進；徹底剷除革命障礙”。同時宣佈行動綱領，“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對外對內政策為基本原則”。民革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在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礎上，在推翻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共同目標下，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

此時，革命形勢發展十分迅速，民革所處的環境亦十分複雜。美國政府、國民黨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極力拉攏民革。針對這種複雜的形勢，民革一方面對外宣傳思想主張，號召國民黨內愛國軍政人員認清形勢，作出明智的抉擇。另一方面在黨刊《自由》上，通過分析國內外形勢，破除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澄清解放區的真實情況，介紹中共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幫助廣大黨員和讀者，正確認識民革和中共的政策，使得民革內部在思想上更加統一，為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奠定了思想基礎。

剛剛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委的朱學范借前往歐洲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和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會議之機，順道認真考察了英國、法國、瑞士、蘇聯等國，聯繫民革成立後中國的現實情況，朱學范深刻認識到：中國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為了協助民革的領導同志做好思想工作，朱學范與李濟深通過信函就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問題進行了具有前瞻性的溝通。

1948年2月17日，朱學范到達莫斯科後，給李濟深再次去信。信中朱學范對國內形勢發展做出研判，論證中國革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指出“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後，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最後，他結合民革組織自身發展，推演得出結論，“我們如果認清了中間路線已經死去的話，那麼我們要選擇我們革命同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無疑的要選擇一個民主陣容和革命集團來作我們同伴……這個革命集團那就是中共和民主黨派之統一戰線”，因為“中共民主革命一定勝利，因為他代表了一個進步民主以人民為基礎的革命事業”，並肯定“革命委員會在這個時候，提出了總理（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及贊成土地改革，是適合了這個時間的實際情況”。李濟深于1948年2月給朱學范發出復電、復信各一份，委託朱學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願意與中共合作、共商國是，希望儘早就成立新政協和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交換意見。

朱學范與李濟深的這次交流，更進一步地認識到在關係中國革命前途的革命方式和領導力量問題上，沒有中間路線可以選擇。此時民革兩位領導人雖然還沒有明確就是否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進行交流，但是展現了民革組織內部已經在思考這個問題，認識到中國共産黨的革命性和先進性，逐漸向中共靠攏。這樣，以何種方式加入中共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否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成為民革必須正視的重大政治問題。

第三封信：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

民革成立後，受到革命形勢的鼓舞，1948年2月29日，朱學范從莫斯科到達哈爾濱後，即以孫中山信徒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口吻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決心與中國共産黨合作，為人民民主革命偉大事業奮鬥。在電報中，朱學范表示完全同意並竭誠擁護毛主席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到的“徹底粉碎蔣政權，驅逐美帝國主義，實行土地改革，組織真正的人民民主聯合政府，完成獨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業的英明主張”，他“決心到了解放區參加這一歷史鬥爭”。朱學范在電報中著重提到“在你們的領導下，鬥爭到底，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封電報得到了李濟深的讚賞。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朱學范，“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的信徒的同樣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隨後，朱學范深入了解解放區的情況，到農村、工廠、煤礦等地參觀、學習。

3月底，朱學范再一次給李濟深寫信，介紹了自己在東北的所見所聞並進一步分析了形勢，指出“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達到了兵精糧足。這是中共走的群眾路線，喚起了人民，人民自動、自覺地來參加這個革命鬥爭的結果……最近東北、西北、山東各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加速了消滅蔣介石統治的最後勝利。中共同志一條心，一切為了革命，一切為了人民”。在信的末尾，朱學范鄭重提出“在今天民主革命鬥爭中，站在領導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後的勝利。不但如此，將來革命勝利後，在民主建設中，中共是第一大黨來領導建國工作。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們要承認的。”第三封信對於民革是否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這一重大政治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

關於民革組織的發展方向，朱學范還在信中提出“革委會（即民革）的成立迎合了現階段時代客觀的要求，已經得到了中共、民盟即人民的歡迎，在政治上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問題在今後是不是我們要在行動上配合這個民主革命鬥爭的事業，來開展革委會的工作，發揮一個更大的革命力量”。李濟深在復函中表示贊同。這表明民革已經為響應“五一口號”，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做好了思想上的準備。

響應“五一口號”，走上自覺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之路

“五一口號”發佈後，一呼百應，包括民革在內的各民主黨派熱烈響應“五一口號”。5月1日、2日，李濟深等各位民主黨派領袖連續舉行座談，熱烈討論。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譚平山代表民聯，蔡廷鍇代表民促（即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由李濟深、蔡廷鍇、李章達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在廣州成立），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及民主人士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郭沫若等，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聯名致電毛澤東主席，公開響應“五一口號”，贊同召開新政協，表示“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大家要“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同時，上述人士還向國內外發出通電，高度讚揚“五一口號”，號召全國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從5月8日起，以香港為中心，圍繞響應“五一口號”，主要有民革、民聯、民促等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參加的、討論新政協的運動轟轟烈烈展開。

6月25日，在經過多次充分討論之後，民革公開發表了《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明確表示，中共中央“五一”號召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是“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民革不僅同意中共中央這一建議，而且要“以此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這標誌著民革承認了中國共産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自覺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成員，併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確立作出了貢獻。

此後，應中共中央要求，民革同其他黨派及民主人士一起，就召集新政協會議的時間、地點、召集人、參加會議者的範圍等問題展開多次討論。譚平山就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説：“這個新政協。是中共和各民主黨派分擔革命責任的會議，而不是分配勝利果實的會議。圍著爭取革命的提前勝利，是要大家多負責任的，而領導的責任，更不能不放在共産黨肩上，這是歷史發展上一種不容放棄的任務”。朱學范補充道：“沒有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任何革命統一戰線也是不能勝利的。新政協乃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參加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必鬚根除‘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堅決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唯其如此，新中國才能強盛，孫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主張和革命的三民主義才得以真正的實現”。1949年1月1日，李濟深發表題為《團結建國》的元旦獻詞，呼籲“一切民主陣線的朋友，愛國的人士，到今天，應該各各準備以其知識能力，為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22日，李濟深、朱學范等55人在解放區聯名發表了《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27日，民革在瀋陽發表了《對於時局的聲明》，進一步闡明民革的政治態度，“革命的三民主義必定是與新民主主義同其內容，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鬥爭的進行又必須在中國的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領導之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

民革誕生和發展的道路，是同中國共産黨合作和逐步接受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正確道路，是從愛國主義到社會主義不斷前進的光榮道路。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致力於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從成立之初就深植於民革的基因中，成為了民革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