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九三學社中央紀念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70週年座談會召開，九三學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文化標準研究中心主任閆賢良做了主題發言，以下是發言內容精編刊發。
今天，紀念“五一口號”70週年，具有特殊的意義。特殊在今年兩會3月4日提出的“政治創造”，三個新型政黨制度，用中國的政治智慧建立了中國的“道路自信”，但同時指出，如何進一步建立“理論自信”，以及2月6日座談會提出的建設面向未來的多黨合作“新氣象、新提高、新作為、新面貌”。在共和國100年還有30年的時刻回顧歷史，在面向新時代的參政黨理論建樹上，探究中國政黨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理論原點，具有特殊涵義。
一、歷史上的3.4
歷史上發佈五一口號，同樣與當年的3月4日有著直接聯繫。1948年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向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朱學范致電:“欣悉先生到達哈爾濱,並決心與中國共産黨合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共同事業而奮鬥,極為佩慰。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信徒的同樣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為什麼發這封信，起源於兩個原因。
其一，1946年蔣介石撕毀“雙十協定”，單方面召開立憲國大。1948年5月1日，即將召開行憲國大。拒絕人民普選、軍隊國家化、多黨合法共存的議會制國家建設。周恩來答記者問時説，這是蔣記國大，我們不會承認其合法性。民盟中央沈鈞儒和愛國華僑陳嘉庚向中共中央提議，可否由中共向各民主黨派提議，或各民主黨派向中共中央提議，成立“産生聯合政府”的籌備機構，當時稱為“政治協商會議”，擬在哈爾濱召開。於是，有了五一口號的第五條。
(五)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其二，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的窯洞對話。興也勃焉，亡也忽焉，或政怠宦成，或人亡政息，或求榮取辱，如何跳出歷史週期律。如何避免一黨執政缺乏監督，毛澤東創造性地應用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提出一黨執政多黨合作、長期共存的建國政黨制度設想。這是五一口號第五條發佈的潛在意義。
二、政黨理論原點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就“新型政黨制度”而言，談到了“三新”。
（1）新在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産物，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這裡的“舊式政黨制度”特指國民黨資産階級的憲政制度。國民大會的立憲、行憲，體現了國民黨代表家族資本家的少數人利益。同時，也沒有教條式地按照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建設無産階級專政的一黨制國家。五一口號召集各民主黨派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把馬克思主義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核心思想與當時的中國政治環境相結合。用今天的語言叫“畫出最大同心圓”。突破馬克思關於“非資産階級專政即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這一創造應該起源於五一口號。
（2）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鬥，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如何避免歷史週期律，這是“一黨缺乏監督弊端”的思考原點，與民主黨派黃炎培先生的對話有著直接關係。不做競爭黨，也與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已有的長期合作有著直接關係。多黨派監督、不輪流坐莊有了實踐基礎，才有了五一口號共商建國大計的內含。當然，在多黨合作的歷史創造過程中，也經歷了反右擴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經驗總結。説明今天的政治創造有過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從五一口號到今天共同付出的艱難歷程。
（3）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式化、規範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這一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制度與程式形成于文革以後、經濟建設為中心期間，但是，五一口號之後的1949年“政治協商會議”和民主黨派成員在聯合政府中的政治安排，一直是我們渴望多黨合作制度的最好時期。六位國家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民主黨派成員，四位政務院副總理中有兩位是民主黨派成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有黃炎培、馬敘倫、高崇明、沈鈞儒、司徒美堂等民主黨派人士和陳嘉庚、馬寅初等無黨派人士15人，真正意義上佔有半壁江山。而且，最高法院院長是沈鈞儒，最高人民檢察署有無黨派的藍公武。這些都應該是我們紀念五一口號應當回憶的政治創造。
三、政治理論原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國家制度的形成，是多種政治制度在中國最終實踐的結果。西方思想啟蒙運動以來，所有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國都進行了社會實踐。1912年的君主立憲制，英式政體，結果被袁世凱蛻變為復辟帝制。孫中山不得不進行二次革命。君主立憲制在中國僅存了4年。
一黨專政的獨立裁斷式軍政制度，義大利和德國式，蔣介石模倣德國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簡稱納粹黨，實施了1927年的4.12大屠殺清黨運動，推行“以黨治國”的黨國制度，主張黨是政府的靈魂，黨指導政府，黨領導一切。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取消了訓政約法，結果閻錫山、馮玉祥等在野派召開了西山會議，反蔣立憲。儘管1928年-1938年，被稱為民國黃金十年的訓政輝煌，但終究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在反獨裁的抗議聲中走向抗日。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邀請中國共産黨共商建國大計，共謀中山先生倡導的多黨共存五權分立議會制，有了《雙十協定》。結果蔣介石不願意，才有了五一口號的中央人民聯合政府到今天。這是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共同的“政治創造”。在未來的政治理論和政黨理論研究中，不應該忘記五一口號的前因後果，不應該忽視這一重要的理論原點。（本文為九三學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文化標準研究中心主任閆賢良在九三學社中央紀念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70週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