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備感振奮，隨即紛紛響應。而九三學社公開響應“五一口號”則是在1949年1月26日。此時距離“五一口號”發佈已經過去近9個月。
九三學社為什麼沉寂那麼長時間？是主觀原因導致還是客觀條件限制？讓我們一起穿越時空隧道,拾起歲月殘片，在回望那段難忘歷史過程中探尋答案。
“遲到”的宣言
1948年4月27日，毛澤東致信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劉仁，告知準備邀請許德珩等人赴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代表會議。5月31日，毛澤東致函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
請考慮將張東蓀、吳晗、許德珩等儘快從平、津接出來，以便徵得他們同意後，選為華北行政機構的委員，並有一二人任部長，一二人任副部長。
9月20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電告華北局：
平、津地區可邀請張東蓀、李燭塵、許德珩、張奚若、符定一、李錫九等24人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並徵求他們對籌備新政協的意見。
從廣播中和報紙上獲悉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口號”後，在北平的九三學社總社負責人深受鼓舞、備感振奮，隨秘密舉行會議，一致通過決議，響應“五一口號”，並由許德珩起草《宣言》。由於九三學社負責人與中共在國統區地下工作負責同志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繫，中共希望九三學社在地下工作方面有所作為。因此，九三學社沒有立即公開響應“五一口號”。
雖然沒有立即公開響應“五一口號”，但九三學社繼續以自身的實際行動表明立場、發揮作用。1948年6月28日，九三學社許德珩、袁翰青、黎錦熙、樊弘、楊人楩、楊振聲、黃國璋、魯寶重、樓邦彥、薛愚、嚴濟慈、方亮等同北平（今北京）各院校教授104人發表宣言，呼籲美蔣飛機停止破壞文化機關及轟炸古城開封。傅作義的摯友、“剿總”副司令鄧寶珊與九三學社許多社員有深厚友誼，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是北大學生，與九三學社許多社員有師生之誼。九三學社通過這些關係，配合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做傅作義的工作。1949年1月16日，傅作義宴請袁翰青、楊人楩、王鐵崖、黃國璋等10名教授，商談北平和平解放問題。在此前後，許德珩、勞君展、薛愚等還向中共地下工作同志建議，希望去解放區參加新事業。
1949年1月26日，北平和平解放之際，九三學社在北平《新民報》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暨毛澤東八項主張的宣言》，以全社名義公開響應中共“五一口號”。宣言指出：
本社自對日戰爭結束以後，即主張以政治協商方法，解決中國內政問題之唯一途徑，數載以來，本此目的，奮鬥不懈，早為世人所見。不幸政治協商會議為國民黨反動派一手撕碎，內戰遷延至今，殊堪痛惜。去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建議召開無反動派參加之新政治協商會議，解決國是。本年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澤東先生復宣佈和平八項主張，同人等認為唯有循此途徑，始可導中國於民主、自由、富強、康樂之境，願共同努力，以求實現。
同日，九三學社許德珩、袁翰青、樊弘、薛愚、勞君展、黃國璋、俞平伯、方亮、魯寶重、樓邦彥、王心正、孟昭威等，以北平文化界民主人士名義發表《擁護毛主席八項主張》。1949年1月27日，許德珩、張奚若等在徐冰指示下，約請北大、清華著名教授開茶話會，請董必武講解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安定人心，促進大學教授們辦好大學的積極性。
由於《新民報》本身影響面有限，加上新華社未及時報道，因此，當時知曉九三學社公開響應“五一口號”的人並不多。
新華社為何沒有及時報道？據時任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回憶領袖與戰友》一書記載，當時新華社進城後首先碰到陌生而又敏感的問題就是關於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宣傳問題，經常在這個問題上，不是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就是發生這樣那樣的疏忽：
我記得有兩件事周副主席特別生氣，很嚴厲地批評了我們。一件是九三學社在北平剛剛解放就發表一個對時局的宣言，擁護我黨主張，反對國民黨繼續打內戰。但新華社北平分社沒有報道。另一件是1949年8月5日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潛起義通電，新華社華中總分社和四野總分社均遲發。
周恩來為此先後多次把陳克寒(先後任新華社總編輯、社長)和吳冷西找去，嚴肅批評新華社落在迅速變化的形勢後面，沒有及時重視這方面的報道。周恩來諄諄告誡他們：
新華社是黨的通訊社、是國家通訊社，同時也是人民通訊社。新華社所有編輯記者都要明確認識新華社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這個根本性質，無論作報道或寫評論，都要記住新華社這個身份，要照顧各個方面，當前特別要照顧你們不熟悉的但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地位越來越重要的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你們的宣傳報道要充分體現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要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
“道義相砥、過失相規、緩急可共、生死可抵”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軍舉行進駐北平入城式，許德珩、勞君展等被邀請在前門箭樓上，同北平各界人士一起迎接人民子弟兵。
1949年2月26日，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部、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市人民政府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大會，熱烈歡迎由東北、華北來北平以及留北平各民主人士、各團體的代表。許德珩與李濟深、沈鈞儒等14名民主人士發表演説，對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28年來領導的中國革命表示敬意，對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善戰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表示祝賀，並表示堅決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繼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民主革命。
3月25日，許德珩、勞君展及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機場熱烈歡迎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到達北平。事前，徐冰約許德珩、勞君展到東交民巷六國飯店集合，許德珩、勞君展同乘一輛汽車去西苑機場。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下飛機後即舉行閱兵式。
當晚，毛澤東約許德珩、張奚若、張東蓀、吳晗、譚平山等到頤和園樂壽堂吃飯，並約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江庸、任鴻雋等商討和談問題。在樂壽堂吃飯時，許德珩被安排同周恩來、郭沫若同桌。周恩來在吃飯時對許德珩説：“這幾年你辛苦了，一別兩年多，你所做的事我們都知道。”周恩來的話使許德珩深受鼓舞。晚飯後，即開始座談，一直談到次日清晨。
毛澤東進北平之後，九三學社社員、北京師範大學代理校長湯璪真，以同鄉及少年時同窗好友身份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收信後非常高興，當即打電話給湯璪真。當毛澤東得知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黎錦熙、同鄉同學黃國璋都在北京師範大學工作後，1949年6月17日，高興地驅車去和平門內師範大學教工宿舍看望大家。
久別重逢，毛澤東與黎錦熙、黃國璋、湯璪真、董渭川等師友晤談甚歡，不知不覺天黑了下來。田家英進來提醒毛澤東該回去了，毛澤東見大家談興正濃，就説：“再和大家多講一會兒話，就在這兒吃飯吧，我請客。”毛澤東掏錢讓工作人員從西單菜館叫來兩桌酒席，分別擺在客廳和旁邊的一個房間。
入席時，毛澤東扶著黎錦熙的胳膊説：“這裡您年齡最大，又是我的老師，哪有讓學生坐上位的道理？”席間，毛澤東向大家一一敬酒，情誼歡暢。直到晚上9點左右，毛澤東才起身告別。黎錦熙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1920年3月17日潤之到我家後，至今不見快30年，身體比從前強壯。”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接黎錦熙、湯璪真到中南海敘談。
九三學社的“遲到宣言”、歷史作為與積極貢獻得到中共中央充分理解和高度肯定，充分體現了解放戰爭期間，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産黨結成“道義相砥、過失相規、緩急可共、生死可抵”的肝膽情。
“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勝利召開。九三學社推舉許德珩、潘菽、黎錦熙、袁翰青、吳藻溪為正式代表（由於潘菽出訪蘇聯改為薜愚），葉丁易為候補代表。另有梁希、茅以升、嚴濟慈、涂長望、陳鶴琴、侯外廬、儲安平（候補代表）、孫蓀荃、樊弘、張雪岩、王之相、盧于道、謝家榮等13名九三社員以其他界別代表身份出席會議。
九三學社首席代表許德珩在大會發言中指出：
各個不同革命歷史時期和各個不同方面的代表們都抱著揚棄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同一心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合合的、空前未有的團聚起來，也是空前未有的團結起來，團結在中國共産黨的周圍，有了這種團結，就一定能夠將革命進行到底，建設起新中國。
九三學社在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賀電中指出：
這是中國共産黨及中國人民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英勇戰鬥的結果。本社同人謹以無比的熱忱，致最崇高的祝賀和敬意！……願盡一切力量，擁護大會的決議，將革命進行到底，建設一個嶄新的、強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招待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代表的盛大宴會上，毛澤東頻頻舉杯，談笑風生：
我們這一桌什麼人都到齊了。有無産階級李立三，無黨派人士、文學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許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陳叔老，還有婦女界廖夫人和華僑老人陳嘉庚、司徒美堂……這是統一戰線的勝利。
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梁希被任命為林墾部部長；許德珩被任命為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梁希出任新中國第一任林墾部(後改為林業部)部長，是由周恩來提名的。當周恩來宣佈國家政權的組織機構時，宣佈梁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林墾部部長。梁希很不安，遞了個條子給總理，上寫道：“吾年近七十，才力不堪勝任，仍以回南京教書為宜。”周恩來立即回復一紙條，寫道：“為人民服務，當仁不讓。”散會後，周恩來來到梁希的身邊，期待的目光注視著梁希，梁希堅定地説：“為人民服務，萬死不辭!”
1949年10月1日，許德珩、梁希等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開國大典。梁希感慨地對同登天安門城樓的蔡邦華教授説：“今天的北平曆盡金、元、明、清多少朝代，至少經歷了700多年的艱苦歲月。沒想到我們兩個窮教授會穿上毛主席新送的制服，能站在天安門上慶祝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多麼幸福呀!”
參加新政協，標誌著九三學社革命歷史被社會所公認；使九三學社正式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的組成部分；為九三學社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
“包羅萬象的天書”裏有了九三學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
次日通過的新政協籌備會組織條例顯示，新政協籌備會由中國共産黨和響應“五一口號”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共23個單位134人組成，其中並不包含九三學社。
134名代表中，雖然有九三學社社員3人，但均分散在其他界別，其中許德珩和梁希分別作為北京大學教授、中央大學教授位列于“民主教授”界；侯外廬作為歷史學家位列于“文化界民主人士”。
然而，3天后的6月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參加新政協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中，在45個參加單位中，九三學社卻赫然在列；510名正式代表中，九三學社有5名，另有1名候補代表。這是怎樣一個變化過程？
話還得從1948年説起。新政協籌備會議原定在哈爾濱召開，由於形勢發展飛快，後來改在北平。時任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負責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具體工作。在廣泛協商的基礎上，李維漢向中央提交《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並附《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表》，經周恩來審改、毛澤東審定後，委託中共中央代表分別在哈爾濱、香港同民主黨派負責人和民主人士多次協商，廣泛徵求意見，最終就新政協籌備會重要問題達成共識。決定由中國共産黨和贊成“五一口號”的23個單位的代表組成新政協籌備會。
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決定成立6個小組。李維漢任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第一小組組長，副組長為章伯鈞，組員有許德珩等23人。許德珩同時擔任負責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第三小組副組長（組長是周恩來）。
在周恩來運籌帷幄下，第一組認真甄別把關，經過3個多月艱苦努力，終於形成1份包括中國共産黨和各民主黨派、地區、軍隊、人民團體和特別邀請5個方面、45個單位662名正式（候補）代表的名單。這份名單具有極大代表性和廣泛包容性，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空前團結。中央統戰部同中央組織部把代表人選和各項統計印成一本很厚的資料報送中央，毛澤東看到後高興而風趣地説：“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天書。”
當時，許德珩代表九三學社向籌備會提交了由他和黃國璋、薛愚、潘菽、笪移今等5人具名要求參加新政協的申請，並附上《九三學社工作報告》。報告介紹了九三學社成立經過、所做工作和發揮的作用，其中特別説明身處國統區的九三學社無法像在香港的其他民主黨派一樣及時公開聲明，響應“五一口號”的情況。
第一小組向籌委會提交的審查意見認為，九三學社的前身是抗戰時期一批進步的高級知識分子，在重慶以“民主科學”為宗旨組織的“民主科學座談會”，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改名為“九三學社”。由於處於國民黨政府高壓下，直到1949年1月26日才發表宣言，擁護中共“五一口號”。九三學社與中國共産黨團結合作，積極參加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民主運動，為爭取解放戰爭勝利作出了積極貢獻，應邀請其參加新政協。
1949年6月16日，周恩來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指出：
籌備會由提出“五一口號”的中國共産黨來發起，而贊成這個口號的，或在文電中表示過或經協商過的，都被邀請來參加籌備會。這是有團體、有組織的。另外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當時不便以團體面目出現的。根據這樣的情形，我現在分類説明一下，因為這一點在籌備會代表中也還有不完全清楚的……我們根據這樣的情況，凡是響應過的團體，都應該邀請，贊成這個主張的每個團體、組織、民主人士也要邀請，方針就是這樣。但是進行時不能不考慮當時有的團體在某種情況下還不便以團體面目出現，還希望那個團體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為，所以當時就沒有邀請。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北平許德珩先生領導的九三學社。九三學社的領導人物跟北平的地下工作同志是有聯繫的，曾經掩護過很多同志進行民主運動。當時我們還是期待著這個組織在北平繼續開展工作，因為當時北平還沒解放。
6月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參加新政協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九三學社被正式確認為中國民主黨派，成為參加新政協45個組成單位之一，其中正式代表5人、候補代表1人。
1949年9月7日，周恩來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前向政協代表作報告，闡述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黨派標準時説：
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組織或已開始建立組織，並且很快響應了“五一”號召的，就可以作為參加單位。現在參加籌備會的14個黨派單位都是按照這個標準決定的。其中有三個單位，一是九三學社，一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一是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需要做些説明。九三學社是在抗戰後期成立的，在民主運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響應了“五一”號召。因為當時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不能公開發表意見，所以一直到北平解放時才公開活動。
（作者為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