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積極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紀事：商討民革政治走向的三封信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佈《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這是我國政黨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為新型政黨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從成立到響應“五一口號”、參加新政協，民革始終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道路，參與了多黨合作奠定的全過程。

朱學范寫給李濟深的幾封信，體現了朱學范對歷史趨勢的準確把握，也反映出民革組織在政治上日漸成熟，引導民革成員和其他民主人士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

“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五一口號”發佈後,一時間一呼百應。5月1日上午，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李濟深寓所聚會，熱烈響應“五一口號”。時任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譚平山在會上作了關於偽“國大”的內部報告，就“五一口號”出臺的背景作出極好的註釋，指出口號所列內容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形勢不可逆轉，引導大家正確認識、積極響應。

同一天，毛澤東派中共代表潘漢年給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及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送去了親筆信，並提議于1948年秋季在哈爾濱召開新政協會議，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國共産黨中央“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同時還隨信附了三黨聯合聲明草案，並就聯合聲明的內容、文字以及是否增加其他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署發表等問題徵求李濟深和沈鈞儒的意見。

3日，李濟深召集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聚會，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來信的內容，共同討論“五一口號”相關內容。經過連日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我國政治上的必由之路，民主人士自覺起來響應。

5日，李濟深、何香凝代表民革，譚平山代表民聯（即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在周恩來、董必武等同志的關懷下，由譚平山、陳銘樞、楊傑、柳亞子、朱蘊山、王崑崙、郭春濤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于1947年2月在重慶成立），蔡廷鍇代表民促（即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在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由李濟深、蔡廷鍇、李章達等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在廣州成立），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及民主人士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郭沫若等，為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聯名發佈《各民主黨派與民主人士李濟深等響應中共“五一”號召致中共毛澤東主席電》，並請毛澤東轉解放區全體同胞，公開響應“五一口號”，贊同召開新政協，表示“同仁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張，乃讀貴黨五一勞動節口號第五項：‘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大家要“共同策進，完成大業！”同時，上述人士還向國內外發出通電，高度讚揚“五一口號”，號召全國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

同年5月，民聯、民促先後發表了宣言響應，《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宣言》，認為“五一口號”是“民主統一戰線爭取革命勝利的具體指針”，指出“凡是堅決地站在民主統一戰線方面者，凡是希望今後‘新政協’順利成功者，不獨不應該有著絲毫‘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而且應該積極起來揭露這種‘第三條道路’的陰謀。因此，我們想為中共所號召的‘新政協’，應該是一切有群眾的，代表人民利益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至於社會賢達及愛國分子的‘新政協’。只有這樣代表人民的‘新政協’，才能夠取得全國人民的擁護，才能夠保證‘新政協’一定得成功。”

6月25日，在經過多次充分討論之後，由民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指定要點，陳此生起草，譚平山、陳劭先、梅龔彬審稿，李濟深定稿，民革發佈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

譚平山曾指出，這份聲明“旗幟鮮明地強調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及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餘地。這對民革來説，是一大進步”。

第一封信：

國民黨民主派聯合起來

民革最終能夠在革命大目標、大方向、大方針上取得一致，並且選擇正確的政治路線，在思想認識上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民革創始人朱學范與李濟深之間的通信，記錄了民革響應“五一口號”前後，從聯共反蔣，發展到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和新民主主義革命路線的這段歷史，展現了民革最終擁護並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成為中國現代史上一支進步的政治力量，不斷進步發展的思想過程。

1946年，國民黨製造了“較場口血案”“下關事件”“李聞慘案”等系列事件，實行“戡亂總動員”，公開鎮壓民主黨派，並悍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協議，向中共領導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從而挑起了全國性內戰。國民黨的種種倒行逆施，激怒了包括國民黨民主派在內的各界愛國民主人士，使得他們不再對國民黨抱有一絲幻想。1947年3月，李濟深由上海到香港，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強烈呼籲“停止內戰，廢除黨內獨裁”，號召“每一個對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人，都應該勇敢地站出來説話”，每一個信仰總理遺教的國民黨員，應該毫不客氣地起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李濟深、何香凝、朱學范等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再和國民黨統治集團講團結，恢復政治協商，組織聯合政府已經不可能了，需要成立一個組織，把國民黨內的愛國分子組織起來，與中共合作推翻蔣介石政府。

同期，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紛紛呼籲國民黨內愛國民主力量團結起來，組成一支爭取和平民主的生力軍，和工農群眾結成民主聯合陣線，與國際民主力量配合，集中打擊反民主勢力，並要求將來進行政治協商時，應有國民黨民主派參加。4月27日，遠在美國的馮玉祥就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之事致信李濟深，讚揚李濟深、何香凝等人的反蔣立場，強調“我們該當聯絡一切國民黨內渴望民主與和平的人士團結反蔣”，希望與李濟深等人聯合起來共同反蔣。5月，李濟深邀集何香凝、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朱學范、陳此生、鄧初民等人在香港居所聚會，商討正式成立聯合組織的問題。會議決定邀請在上海的民聯同志來港，共同商議有關聯合的事宜，並成立籌備小組，商討新組織名稱，著手準備綱領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徵詢馮玉祥對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之事的意見。

1947年5月，朱學范應邀赴布拉格參加世界工聯執行會，出發前，李濟深和何香凝還特意囑咐他趁出國之便，向國際友人介紹反對蔣介石內戰政策和爭取民主的政見，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援。朱學范借機調研國際形勢，途徑法國、捷克、瑞士。7月9日抵達英國倫敦後，他專門給李濟深去信，報告到歐洲各國了解的情況。朱學范在信中先介紹了國際上對中國問題的關心及看法，指出：“國際對於中國前途至為關心，現已公認中國之內戰足以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危險。南京政府之腐化、貪污、無能，已成為酒後茶余之談。”強調對於國民黨內民主力量聯合起來成立組織，國際上持支援態度，“國際對於勞工方面與國民黨左派（聯合起來的）力量，至為重視”，各國朝野推崇李濟深“足以領導全國民主力量，從事團結、和平工作”，體現國際上對於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成立民主派組織的支援，力推李濟深儘快團結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成立組織，以適應革命鬥爭的發展需要。

這是在籌備成立民革組織到“五一口號”發佈期間，朱學范寫給李濟深的第一封信。在國際社會對於中國問題非常關注的情況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起來成立民革組織，不僅適應國際、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反對蔣介石反動獨裁統治鬥爭的需要，有利於分散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聯合起來，與中國共産黨合作，團結各方、協調意見、統一行動。

第二封信：

“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宣佈民革的行動綱領是：“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對外對內政策為基本原則”。民革的成立，標誌著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在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礎上，在政治上、組織上與蔣介石把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了徹底、公開的決裂，在推翻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共同目標下，與中國共産黨親密合作。有了組織保障，針對政治形勢的變化，對內統一全黨的思想，指導黨員革命行動就顯得尤為必要且緊迫。

剛剛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委的朱學范借前往歐洲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和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會議之機，順道認真考察了英國、法國、瑞士、蘇聯等國，聯繫民革成立後中國的現實情況，朱學范深刻認識到：中國沒有中間道路可走。為了協助民革的領導同志做好思想工作，儘快統一民革內部的思想，幫助大家認識到——民革必須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才有光明前途，進而影響民革的同志以及其他民主人士選擇正確的道路，朱學范與李濟深遠隔重洋，通過信函就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問題進行了具有前瞻性的溝通，為民革與中國共産黨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作出努力。

1948年2月17日，朱學范到達莫斯科後，給李濟深再次去信。信中朱學范首先呼應上一封信中，國際上對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重視。闡明民革成立後，“關於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即民革）成立宣言，外報上曾有登載，對於反對蔣獨裁政權一點已博得國際好評”。

其次，朱學范詳細分析了目前的國際形勢，“國際上已形成二大陣營，英國本來想實行所謂中間路線來影響世界，現在他也公開放棄，參加了反蘇反共陣營”，“過去在兩個相對陣容共同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時候，中間路線可以抬頭，可以發揮力量。現在兩個相對陣容尖銳鬥爭的時候，中間路線無路可走”。在分析國際形勢後，他進而對國內形勢發展做出研判，論證中國革命沒有中間路線可走，指出“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舊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後，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最後，朱學范結合民革組織自身發展，推演得出結論，“我們如果認清了中間路線已經死去的話，那麼我們要選擇我們革命同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無疑地要選擇一個民主陣容和革命集團來做我們同伴……這個革命集團那就是中共和民主黨派之統一戰線”，因為“中共民主革命一定勝利，因為他代表了一個進步民主以人民為基礎的革命事業”，並肯定“革命委員會在這個時候，提出了總理（指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及贊成土地改革，是適合了這個時間的實際情況”。

李濟深于1948年2月給朱學范發出復電、復信各一封，委託朱學范代表民革向中共中央表示願意與中共合作、共商國是表示希望儘早就成立新政協和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交換意見。

第三封信：

“只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後的勝利”

民革成立後，美國政府、國民黨各派政治力量又都極力拉攏民革為己所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認為：李濟深如果作為新領導人出現，將會在國民黨內受到廣泛歡迎，因為“李濟深被普遍承認是稱職的行政官員，他的愛國精神和個人品格也無懈可擊”。

針對這種複雜的形勢，民革一方面對外宣傳思想主張，號召國民黨內愛國軍政人員認清形勢，作出明智的抉擇。另一方面在黨刊《自由》上，通過分析國內外形勢，破除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澄清解放區的真實情況，介紹中共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幫助廣大黨員和讀者，正確認識民革乃至中共的政策，使得民革內部在思想上更加統一，為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奠定了思想基礎。李濟深明確表示“中國應該統一，劃江而治是將中國分裂”，內戰將會使國內永無寧日，革命的“大好形勢任人擺布，萬萬不能”。

1948年2月28日,在歐洲考察的朱學范從莫斯科乘坐火車經西伯利亞、滿洲裏到達哈爾濱。受到革命形勢的鼓舞，他第二日即以孫中山信徒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和口吻致電毛澤東、周恩來，表示決心與中國共産黨合作，為人民民主革命偉大事業奮鬥。在電報中，朱學范表示完全同意並竭誠擁護毛主席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中提到的“徹底粉碎蔣政權，驅逐美帝國主義，實行土地改革，組織真正的人民民主聯合政府，完成獨立民主和平的革命事業的英明主張”，他“決心到解放區參加這一歷史鬥爭”，並表明“這一行動，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更相信還有不少真正孫中山信徒和廣大的愛國人士，都要向這一方向前進，並肩作戰”。朱學范在電報中著重提到“在你們（指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鬥爭到底，獲得最後的勝利”。他不僅表達自己願意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也為民革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做好了鋪墊。這封電報後來也得到了李濟深讚賞，稱這是第一封代表民革中共中央領導人表示接受他們領導的電報。

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復電朱學范：“我們對於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的信徒的同樣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隨後，朱學范深入了解解放區的情況，到農村、工廠、煤礦等地參觀、學習。

3月底，朱學范想到一年前李濟深在香港《華商報》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中痛心疾首的吶喊，心潮澎湃，聯繫到在解放區親身感受到的實際情況。他再一次給李濟深寫信，不僅介紹自己在東北的所見所聞還進一步分析了形勢，指出：“中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達到了兵精糧足。這是中共走的群眾路線，喚起了人民，人民自動、自覺地來參加這個革命鬥爭的結果……最近東北、西北、山東各區人民解放軍的勝利，加速了消滅蔣介石統治的最後勝利。中共同志一條心，一切為了革命，一切為了人民。”在信的末尾，朱學范鄭重提出：“在今天民主革命鬥爭中，站在領導的地位，只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後的勝利。不但如此，將來革命勝利後，在民主建設中，中共是第一大黨來領導建國工作。這是一個現實問題，我們要承認的。”

關於民革組織的發展方向，朱學范還在信中提出：“革委會（即民革）的成立迎合了現階段時代客觀的要求，已經得到了中共、民盟即人民的歡迎，在政治上起了一個很大的作用，問題在於今後是不是我們要在行動上配合這個民主革命鬥爭的事業，來開展革委會的工作，發揮一個更大的革命力量。”李濟深在復函中表示贊同。

這封信的末尾寫有“廖夫人蔡將軍均此”，蔡將軍即指蔡廷鍇。1949年秋，作為第一批由香港到達哈爾濱的民主人士，蔡廷鍇到達解放區後就稱讚朱學范的信説：“你的信寫得很好。”還告訴朱學范，他的信已經被李濟深作為澄清解放區真實情況的有力證據，“蔣政權統治下的報刊把解放區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和情緒，寫得一團漆黑，很多人受此毒素來到香港，而港報也基本上是反面的宣傳。任公（指李濟深）在會見這些人時，有時很難説服他們，自接到你的信後，就拿出信件對他們説，你看，這是民革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學范兄親筆來的信。”可見，這封信在民革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説服大家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投身新中國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

朱學范寫給李濟深的幾封信，體現了朱學范對歷史趨勢的準確把握，也反映出民革組織在政治上日漸成熟，發揮了引導民革成員和其他民主人士接受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積極作用。

（作者單位：民革中央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