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派中央共同關注“精準脫貧”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的決策部署，圍繞扶貧中的薄弱環節，精準發力、綜合施策，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6000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到2017年底，我國貧困人口仍有3000萬左右，這些貧困人口大多居住在自然條件差、經濟基礎弱、貧困程度深的地方，自身發展能力弱，脫貧難度較大，是最難啃的硬骨頭。

今年兩會，如何幫助深度貧困人口穩定精準脫貧，依然是代表委員們建言獻策的重點，其中包括民主黨派中央在內，大家紛紛將目光投向那近3000萬的貧困人口，幫助他們脫貧，已然成為一種共同的責任。因為建成全面小康的路上，一個也不能少。

夯實精準脫貧的“根基”

在會議期間，多個民主黨派在對精準脫貧的關注中，雖然角度各有不同，但都緊盯精準脫貧的基礎性問題。到2020年全面小康的這兩年，將是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應多措並舉著力固根本、打基礎、利長遠，只有將基礎打牢，精準脫貧的參天大樹才能經風雨而不倒。

針對有的貧困地區或者貧困戶不願意“摘帽”的現象，農工黨中央提出，要構建貧困戶退出激勵扶持工作機制。建立貧困戶退出獎勵制度，對各項主要指標已符合退出條件的貧困戶，在辦理登出登記後，根據扶貧成效給予相應數量的資金獎勵，從而提高退出積極性。“其次要建立貧困戶退出‘後扶持’制度，對部分發展欠穩定的原貧困戶，在辦理登出登記後的2年內，扶貧部門應繼續對其進行跟蹤觀察，繼續支援其穩定發展，防止短時間返貧，真正實現可持續脫貧目標。”而對於那些已經穩定脫貧的貧困村，農工黨中央認為要建立“貧困村”退出機制，構建新型“滴灌”式的“到人到戶”扶貧模式，阻斷扶貧、脫貧、返貧、再扶貧的惡性迴圈。

提出健全黨建幫扶工作機制，農工黨中央是考慮到貧困地區“能人”的帶動作用。選優配強村級領導班子，對不勝任脫貧攻堅任務的班子幹部及時調整，把致富能手、返鄉創業人員、農民合作社負責人、專業大戶擇優選入村級領導班子，增強貧困村發展能力。同時農工黨中央還提出，要確保貧困村有能人管事、有地方議事、有資金辦事、有能力做事，真正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帶動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鬥堡壘。

“選派優秀機關幹部到貧困村任‘第一書記’，也有好的帶動作用。”農工黨中央建議，副縣級以上黨員幹部可以任隊長，鼓勵懂經營、有農村工作經驗或涉農方面專業技術特長、積極性高的黨員幹部、專家學者報名參加到村幫扶。

九三學社中央在發家致富帶頭人上的觀點，與農工黨中央不謀而合。

九三學社中央在中西部一些貧困地區調研時了解到，很多貧困地區不缺資源、幹部富村富民願望強烈，但缺少能帶領群眾發展致富的能人，成為制約脫貧與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

“更好發揮能人，尤其是黨員能人的引領作用，在貧困村黨支部建設中，應進一步拓寬選人渠道，為更多本地致富能手、返鄉下鄉創業人員中的黨員能人提供回饋鄉鄰、服務社會的機會。”九三學社中央在提案中建議，要切實發揮“新農人”與農民聯繫緊密、組織效率高的優勢，重視將其中的優秀分子培養吸納進黨組織，更好地帶領群眾脫貧致富。

民盟中央在此次兩會提交的提案中與精準脫貧相關的就有三份。在談到精準脫貧的體制機制，民盟中央認為當務之急是要構建有效的精準扶貧監督機制。

當前我國扶貧開發的管理模式正介於探索與發展之中，在民盟中央看來，從這些年各級政府及其扶貧組織的發展中，可以發現單純地通過各級政府及其扶貧組織的內部制衡並不能達到很理想的監督效果。想要規避各級政府及其扶貧組織的違規運作，使其規範化的運作管理，則需要外部力量加以監督，外部監督同內部監督一起發力，共同促進精準扶貧目標的順利實現。

民盟中央建議，要建立“多元共治”的多層次、多主體參與的監管體系，充分調動各個監督主體的積極性，形成一個政府主管部門和社會力量高度參與的對扶貧組織進行協同監督機制。作為民主黨派，民盟中央還提出，要強化民主監督觀念，確保監督的有效性，發揮好民主黨派的智力優勢，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秉持“幫忙不添亂”的原則，在工作內容和方式方法上，與中央統戰部、國務院扶貧辦，以及地方政府和有關方面充分溝通，同時民主監督要強化問題導向，將有針對性的調研和監督貫穿事前、事中、事後，既要關注做得好的地方，也要對不恰當的做法提出意見和解釋，運用政黨協商等渠道積極建言獻策。

産業扶貧

從脫貧到穩定脫貧

我國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安徽考察時曾強調“要脫貧也要致富，産業扶貧至關重要”，可以説，産業扶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之舉，也是實現農村長期穩定脫貧的重要措施。2016年國家九部門聯合印發了《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産業促進精準脫貧指導意見》，對産業扶貧提出了一系列支援政策。只有通過産業的持續性“造血”，才有望實現穩定精準脫貧。

但在民主黨派調研中還是發現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些貧困村在産業選擇上缺乏鄉（鎮）域、縣（市）域的整體概念，要麼在區域産業規劃中找不準定位，要麼産業配套基礎設施、市場資訊等方面不完善，影響産業扶貧效能的整體發揮。”民進中央在調研中發現，貧困地區産業扶貧的權責邊界還有待厘清，在脫貧攻堅硬任務的壓力下，各級黨委和政府有越俎代庖的趨向，貧困村和貧困戶的主體性不足，易形成政府越位、貧困戶缺位的尷尬局面。

為了構建産業扶貧的長效機制，民進中央建議，要加大貧困地區産業培育和承接的基礎設施投入力度。圍繞普惠民生補齊基礎設施短板，提高貧困村的生活品質，圍繞特色産業發展建設特殊基礎設施。根據扶貧規劃或者根據實際精準選擇的特色産業發展需要，建設好特色産業園區及相關配套設施建設，為特色産業持續發展壯大創造條件，圍繞區域各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大投入，加大貧困村與鄰村各類基礎設施的對接，實現整鄉（鎮）、整縣（市）基礎設施無縫對接、互聯互通，使貧困村的産業扶貧在區域發展中獲得強大支撐。

民進中央還提出，要建立貧困地區産業扶貧風險識別與防控的長效機制，將産業扶貧的風險識別和防範工作納入縣、鄉、村三級扶貧工作體系，構建體系化的産業扶貧風險防範機制，在做好風險防範的基礎上，創新保險扶貧、金融扶貧模式，以縣為單位，採取政府、企業、貧困戶多方參與，自建、共建多種模式的産業扶貧風險防範專項基金。

此外，在對産業扶貧的建言中，民進中央還特別強調要重視涉農企業的關鍵性作用。

産業扶貧，關鍵在企業，引導企業助力脫貧攻堅，以産業發展帶動地區脫貧，已經是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扶貧方法之一。當前，很多企業以各種形式參與脫貧攻堅，給貧困村帶來資金、技術、管理等先進生産力和先進理念，幫助貧困群眾接受市場理念、轉變發展觀念、增強致富能力，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扶貧新勢力”。而另一方面，助力脫貧攻堅也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體現，有助於企業文化和品牌建設，提升企業形象和影響力，貧困地區特有的資源稟賦、投資需求和消費增長也為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調研中很多企業對於投資貧困地區有顧慮，擔心貧困地區觀念落後，産業發展困難；擔心投入不能得到預期回報、竹籃打水一場空。”民進中央建議，要大力宣傳産業扶貧、共同富裕的理念，宣傳貧困地區發展優質農業的資源稟賦和後發優勢、宣傳針對企業投資貧困地區的優惠政策，在全社會營造有利於推動企業投資貧困地區農業的輿論環境。建議督促地方政府切實履行招商引資承諾，為企業到貧困地區投資增強信心。

調研中還有一個現象引起了民進中央的注意，在大力推進産業扶貧後，種養業規模迅速增加，導致市場需求和市場價格對産業扶貧的影響被不斷放大，而種養産業資訊和銷售市場資訊的缺位有可能造成嚴重的銷售困難，影響産業扶貧效果。民進中央認為，要整合涉農資訊，用大數據和農業科技進步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儘快建立全國聯網的涉農資訊平臺，覆蓋生産、倉儲、運輸、銷售各個環節，對主要農産品的種養規模、産銷資訊進行實時聯網和分析，並及時發佈市場動態和風險預警。

産業扶貧離不開資金，臺盟中央關注的是金融扶貧的“乘數效應”。

臺盟中央提出，要加快深化農村綜合産權改革步伐，制定農民産權融資和流轉政策，放寬集體資産處置限制，明確農村成員轉讓的條件，推動農民綜合産權抵押、擔保、轉讓融資。儘快制定和完善農村産權交易法律法規，進一步規範農村産權交易市場，結合相關扶貧政策，引進市場機制，放寬約束條件，保障農村産權自由合理交易。

“在自願、平等、互利、守信原則基礎上，各涉農金融機構確定金融支援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名單，成為主辦行，並在人民銀行的組織協調下，與確定支援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簽訂《銀農合作協議》，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和責任。”臺盟中央建議，同時在人民銀行的統一管理下，主辦行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財務輔導、信用培植等金融服務，並結合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際發展情況制定授信方案，明確信貸額度和利率水準。

健康扶貧

兜住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底”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而目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仍是造成貧困的重要因素。部分民主黨派在建言中提出，實施健康扶貧工程，保障農村貧困人口公平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推進健康中國建設，防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實現到2020年讓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民盟中央認為首先要將扶貧、人社、民政、衛生等部門資訊整合納入平臺管理，充分利用資訊平臺對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進行摸底調查、精準識別患病對象、匯總分析健康扶貧數據、運用資訊數據進行決策和考核評估、統籌把控工作進度，及時推進各項工作落實。通過建立完善健康扶貧數據庫，及時將新發生因病致貧因病返貧貧困戶、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資訊、患病人員確診資訊、疾病治療資訊和幫扶效果資訊等內容及時納入數據庫，爭取對每一名患病貧困人口精準管理、幫扶措施落實情況精準把握，充分發揮資訊平臺互聯互通、便捷高效、資源共用的作用。

“繼續加大健康扶貧專項資金投入和監管力度。”在資金投入上，民盟中央建議，進一步提高健康扶貧經費在扶貧工作經費的投入比重，設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大病保險、醫療救助、臨時救助、醫療補充商業保險救助和貧困戶人口救助專項資金，幫助貧困戶解除因病致貧、因病返貧之困。“加大邊遠貧困地區基層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和人才培養力度，改善邊遠貧困地區群眾就醫難問題。強化醫療救助資金監管和醫療機構監管，不斷規範城鄉醫療救助資金使用管理和醫療機構診療行為，確保醫療救助資金運作安全、報銷合理。”

相對於生病了花錢去看病，預防可能是最為有效的提高貧困人口健康水準的辦法。民盟中央提出，要對貧困地區人口開展大病分類救治行動，確定疾病集中救治定點醫院，合理制定符合當地診療服務能力、具體細化的診療方案，完善大病保險政策，對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在起付線、報銷比例等方面給予重點傾斜。與此同時，要加大貧困地區慢性病、傳染病、地方病防控力度，確保免疫規劃疫苗接種率保持在90%以上，實施重症精神障礙患者補助項目，加強貧困地區婦幼健康工作，深入開展貧困地區愛國衛生運動和加強衛生城鎮創建活動，持續深入開展環境衛生整潔行動，推進做好免費健康體檢工作。

而在醫療衛生“強基層”上，民盟中央也提出，要加強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建設，實施全國三級醫院與貧困縣縣級醫院一對一幫扶，採取“組團式”幫扶方式，提高被幫扶醫院的服務能力。加強貧困地區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實施貧困地區縣級醫院、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標準化建設，加強貧困地區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到2020年貧困地區每個鄉鎮衛生院至少有2名醫師、每個村衛生室至少有1名鄉村醫生。

就健康扶貧，去年九三學社中央在中部某省4個貧困縣也進行了深入調研，其中因病致貧人口總數佔4縣貧困人口總數的比例是48.3%，“健康護小康，小康看健康”具有現實意義。

對這些因病致貧返貧現象進行分析，九三學社發現，那些農村的貧困人口普遍缺乏疾病預防和衛生保健常識。許多貧困家庭和病殘人員都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長期遭受疾病困擾，導致因病致貧、因病返貧。

“要著力完善健康教育”，九三學社中央呼籲，利用各種媒體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充分利用新媒體、農村集市、道路沿線等途徑廣泛宣傳健康知識和樹立健康理念，引導群眾增強自我保健意識，衛生計生、廣電、食品安全等部門要結合當地實際廣泛宣傳不良生活習慣對身體健康的危害，促進群眾自覺養成健康生活方式。

著力實施“最後一公里+班車化”公共衛生服務，是九三學社中央針對減少看病距離，加強衛生服務最後一公里能力建設的具體建議。就貧困人口中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地方病患者、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和結核病患者等重點，九三學社中央建議，組織鄉村醫生和上級醫師團隊實行簽約服務，制定個性化的健康服務方案。鄉村醫生開展班車化服務，對上述病人定期隨訪，提供諮詢、康復指導、管理和干預等服務。

對於健康扶貧，民建中央同樣有所關注，並提出要構建積極有效的“因病致貧返貧”治理機制，對失去勞動能力的困難群體進行救助安置。

“深化縣鄉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加強縣級醫院標準化建設，加快鄉鎮衛生院規範化建設，推進縣鄉醫療衛生服務一體化管理，提升鄉鎮衛生院的醫療衛生服務能力，鞏固和完善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路，對建檔立卡‘因病致貧返貧’對象實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繳費補貼，提高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拓寬醫療門診報銷範圍，實施大病專項集中救治。”民建中央認為，還要妥善安置殘疾和老年貧困人口，推動在鄉鎮建立公辦福利性的救助院和托老院，將失去勞動能力的殘疾貧困人口在救助院安置、老年貧困人口在托老院安置，使其家庭中有勞動能力的成員能夠外出務工增加收入，早日擺脫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