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明：無法割捨的健康情懷

很多醫生常感慨自己一輩子都在治病，可病人依然數不勝數。“如果把更多精力花在疾病預防上，讓公眾擁有預防疾病的能力，那麼醫院裏的患者肯定會越來越少。”這種感觸不僅讓李立明對公共衛生事業有更多思考，也演繹成他生命中的一種情懷。

◆李立明簡介

第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歐亞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國家督學。中華預防醫學會副會長、流行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醫學教育分會主任委員。

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的講臺上，他時而風趣幽默，時而不怒自威，又時而激情澎湃。

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是科學家“老李”，哲學家“老李”，更是教育家“老李”。

在全國兩會的會場上，他習慣梳著一絲不茍的頭髮，表情嚴肅地傾聽或思考。倘若他要發言，嚴肅的眼神裏立即迸發出自信的光。

他是李立明。

走上講臺，成為“職業演説家”

李立明的事業和人生，與公共衛生事業無法割捨。而選擇學習公共衛生專業，並不是他人生中的偶然。1976年，李立明結束了在北京順義農村的插隊生活回到城裏，適逢當時北京鐵路分局正在招工，於是，他進入該局成為了一名電鉗工。

最初，組織本想安排李立明進鐵路分局防疫站工作。防疫站的工作簡單，就是負責送取水樣和刷試管。這樣一份不費腦筋、體力輕鬆的“好工作”卻被李立明婉拒了。他不是不想進防疫站，只是不想自此以後每天就是“刷刷試管”。那時的他，“看”上了同在防疫站的另一份工作：防疫站實驗室技術員。為此，他暗暗下了一個決心：一定要找機會讀書、學習，做個專業技術員。

機會很快如願而至。1977年，我國恢復了已關閉11年大門的高考招生。李立明在當年便考入當時的北京醫學院（如今的北大醫學部），選擇了跟防疫站技術員工作相關的公共衛生專業開始學習。

命運時常會有一些意外卻不失美妙的插曲。李立明原本為了回鐵路局防疫站當技術員而學習醫學，卻在畢業後被留校任教。1986年，碩士畢業的李立明走上了北京醫科大學（原北京醫學院，1985年更名為北京醫科大學，2000年更名為北京大學醫學部）講堂。

李立明喜歡自稱“老李”，也歡迎學生們這樣稱呼他。在學生們眼中，這位老師有點“萌萌噠”。可一旦李立明在講臺開講，這種“萌”又迅速被新的標簽所取代：睿智、風趣、嚴厲、富有激情這些看似矛盾的標簽，在李立明身上都得以體現。

預防醫學導論，是李立明教授的主要課程之一。這門被多數醫學生詬病“最枯燥”的一門課，卻成了李立明的學生們最享受的課堂之一。“老李在講臺上如同職業演説家一樣，把枯燥的理論課講到生動鮮活。聽他的課，會被激發出一種投身公共衛生的責任感……”大一時，原本打算換專業的北大醫學部學生李昱，在聽了李立明講授的預防醫學導論課後，深深被他“風趣幽默、旁徵博引”的講臺魅力所折服，進而被預防醫學知識所吸引，最終徹底打消了換專業念頭。

而李昱還説了他一位好朋友“改頭換面”的故事。這位貪玩的學生在醫學院五年時間裏，很少主動去上自習課。卻在一堂李立明講授的流行病學課後，開始主動跑自習課。“真是神奇，幾乎每一位老師都會提醒學生們要珍惜時間，但能夠取得這種‘奇效’的真是不多見。”李昱講述時眼中滿是敬佩和崇拜。

李立明卻不覺得自己有多神奇，在他樸素的職業認知裏，“師者，不就是傳道授業解惑者嘛。”而多年的講臺生涯，使原本寬厚的他能夠以更加寬容的心態對待年輕人：“跟我的學生們講道理，往往是一點就透。不是我厲害，是這些聰明孩子自身都是憑努力上進，考進北大的，他們不會真的放棄自己。”

“讓流行病學贏得世界矚目”

以講臺魅力贏得學生們的敬佩和尊重，是一個老師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而“讓流行病學贏得世界矚目”，是李立明這個流行病學專家多年來學術成果得到認可的印證。

流行病學是預防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研究疾病分佈規律及影響因素，並據此制訂預防、控制和消滅疾病的對策和措施。説起自己熟稔的研究領域，李立明一改在政協履職時的端謹嚴肅，開始滔滔不絕。“比如説，多吃新鮮水果和心血管疾病發病有沒有關聯？如果有是如何關聯的？我們又如何利用這種關聯為公眾的健康服務？”

其實，李立明反問的這三個層層深入的問題，正是流行病學研究的基本內涵。答案，就在他發表的《中國人群攝入新鮮水果與主要心血管疾病的關聯研究》這篇學術文章裏。2016年4月，這篇發表于《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國際頂級醫學期刊上的文章給出了一個前沿的研究結論：“根據中國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資料，發現與很少吃新鮮水果的人相比，經常吃新鮮水果的人罹患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明顯降低。而如果每天攝入100克新鮮水果，就可以使心血管病的死亡風險降低約1／3。”

顯然，這項研究成果對於心血管病發病率居高不下且年年遞增的中國而言，是降低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最具衛生經濟學意義的手段之一。領銜CKB項目研究的正是李立明。而《中國人群攝入新鮮水果與主要心血管疾病的關聯研究》一文，不過是CKB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這一項目的另外兩篇論文分別發表在《柳葉刀》及《英國醫學雜誌》上。

“一項學術研究的成果，能夠同時問鼎三個頂尖的國際學術期刊，這可能是很多研究團隊想都不敢想的事兒。但是他帶領團隊做到了。”北大醫學部副教授王月丹這樣評價李立明。

“讓流行病學贏得世界矚目”，其實是2016年第九屆健康中國論壇上李立明入圍年度十大人物的頒獎詞。此次獲獎，正是對李立明在CKB項目成果的社會性肯定。

但獲獎，顯然並不是李立明進行學術研究的出發點。正如他的學生們崇拜李立明，也並不是僅僅因為他的學術成就，更多源於他的學術境界。“在這樣一個SCI至上的時代，老李關注的不是如何多發一點影響因子高的文章，而是始終立足當下、立足國情開展公共衛生研究，為健康中國建設如何多助力。”李昱坦言，李立明的這種學術境界，讓很多原本不打算畢業後從事公共衛生的同學，信念堅定地留在了這個隊伍裏。

不管是插隊時還是工作後，李立明都有一種深刻的感觸：“很多醫生在年邁時回首自己的從醫歷程，常感慨自己一輩子都在治病，可病人卻依然數不勝數。如果把更多精力花在疾病預防上，讓公眾都擁有預防疾病的能力，那麼醫院裏的患者肯定會越來越少。”這些年，這種越來越深刻的感觸，不僅讓李立明對公共衛生事業有了更多思考，也演繹成他生命中的一種情懷。

帶隊吹響控煙“集結號”

2003年成為醫衛界全國政協委員後，李立明的履職工作也以公共衛生事業為圓心開始運轉。其中，控煙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2003年，李立明陪時任副總理吳儀參加世界衛生大會。會上，吳儀代表中國政府向世界承諾加入《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自此，中國成為該《公約》的締約國，並從2006年開始踐行《公約》規章。

“這標誌著我國以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關注國民健康！”簽約時，時任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的李立明心潮澎湃，以為我國的控煙進程會自此步入加速度階段。

可現實卻是，加入締約國是一回事，真正履約控煙又是另一回事。

比如看似簡單的煙草危害警示語的印刷，公共場所禁止吸煙等內容，在執行中都困難重重。

《公約》規定，要在煙盒顯眼位置，用不小于煙盒1／3的面積印刷健康警示語。“一直到2012年以前，我國的盒裝捲煙往往都把‘吸煙有害健康’這六個字‘隱藏’在煙盒的不起眼位置，且常常把字體顏色變淺，字號也變得細小。不僅不能發揮應有的健康警示作用，還故意弱化了吸煙的危害！”李立明深知，這看似簡單的健康警示語能否規範印刷，實際上是中國控煙界和煙草業的力量博弈。

更甚者，我國開始履行《公約》的前幾年，煙草業開始更“野蠻”的生産——

從2007年起，低焦捲煙銷售收入以平均每年30％以上的增幅增長；我國在加入《公約》時承諾的“2011年1月9日前實現室內公共場所全面禁煙”並未如期實現；2012年，低焦捲煙的産銷量均創歷史最高紀錄，同比增長超80％……

這些數據，一度讓做了25年中國控煙協會副會長的李立明感到尷尬。

雖然這樣的境況，讓李立明遺憾，但努力不能停止。“煙草給我國帶來的疾病負擔和社會負擔是觸目驚心的。比如僅二手煙暴露危害而言，就可以導致肺癌、煙味反感、鼻部刺激症狀和冠心病等疾病。如果孕婦暴露于二手煙環境中，還會導致嬰兒猝死綜合徵和胎兒出生體重降低。我國有7億多人飽受二手煙煎熬，這樣的危害簡直難以計算！”

作為公共衛生領域的流行病學專家，李立明把控煙看作自己的職業使命。在全國政協這個參政議政平臺上，李立明一再通過提案和大會發言，闡述控煙的必要性，並和其他專家一起積極探尋破題之道。

“煙草業得以野蠻生長的根本原因，是煙草局政企合一的體制以及由此導致的不合理控煙履約協調領導機制，為煙草業提供了過多保護。”控煙界大力呼籲：領導幹部帶頭在室內公共場所戒煙。來自四面八方的聲音大了，影響力就強了，控煙界在與煙草業多年的不懈博弈中越來越壯大，終於在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佈《關於領導幹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這份通知，是兩辦首次發佈的控煙通知，也成為中國控煙史上的里程碑。這之後，中國控煙迎來密集修法期，新版廣告法、慈善法以及各地控煙條例紛紛出臺……這讓李立明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雖然目前還沒有全國統一的控煙舉措，但總體而言，控煙的集結號已經吹響。”無以計數的心酸和曲折之後，李立明關於控煙的呼籲和努力依然在路上。只是現在，這些努力有了一些方向性的改變，比如，建議從控煙做起，推進健康中國建設。

建“有生命力”之言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也是李立明15年履職生涯中最顯著的標簽之一。

眾所週知，2015年在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建設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可鮮為人知的是，在全國政協的議政平臺上，10餘年前，眼光前瞻的李立明就提出過“健康中國”的概念。在他的“健康中國”概念裏，“建設‘健康中國’，要從‘健康一生’和‘健康環境’兩個概念著手。”

“健康一生”是關注不同人群在不同生命階段的健康，併為全人群提供從生命起源到生命死亡全覆蓋式的醫療衛生保健服務。李立明特別強調全生命週期，是因為人在不同生命週期的健康狀況會相互影響。“比如在生命最初的1000天（胎兒期到孩子出生到兩歲），保障母嬰營養將對孩子一生健康有重要影響，不僅可以顯著減少兒童患肺結核、瘧疾等疾病的經濟負擔，甚至對降低兒童成年後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風險，也可事半功倍。”

“新的學術研究也表明，Ⅱ型糖尿病發病與胎兒期以及孩子出生後兩歲內是否肥胖，是否形成偏愛高熱量食物習慣有密切關係。所以在孕期和新生兒餵養時，對這些慢性疾病的預防要足夠重視，千萬不要以為胎兒養得越大越好、嬰幼兒胖一些沒有大問題。”這樣的建言，李立明在很多場合講過很多次。他希望，公眾能夠擁有更強的維護自身健康的能力。

公眾擁有維護健康能力，還需要健康環境予以保障。健康環境的內涵非常廣，既包括碧水藍天、清潔空氣等自然環境，也包括健康的社區和健康的社會氛圍等社會環境。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國過於關注疾病對健康的影響，卻忽視了環境在維護人群健康方面的作用。“根據衛生學標準，樓間距應該是樓高的1．5倍，但現在哪些達到了標準？這個標準達不到，就會産生採光和安全問題，一座樓倒了就會砸向另一座樓。”李立明介紹説。

除了建築標準不符合健康要求，很多人身居交通擁擠、空氣污染、衛生條件簡陋等“城市病”環境中，而由此帶來的快節奏、高壓力又導致越來越多城市人患上高血壓、失眠、焦慮等慢性疾病。“‘城市病’最終演化為‘城市人的病’，這就是健康環境與人群健康的關係。”2003年，李立明就曾建言健康城市建設，並提出“健康城市”是“衛生城市”建設的升級版。這次在全國兩會上的建言，對健康城市建設具有前瞻性意義。

眼看當初建言正轉向實際，李立明挺有成就。2016年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健康環境”被作為重要內容提及，“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營造健康環境是基礎。”會後，我國相繼發佈《“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及十九大報告，“維護人的全生命週期健康”（即“健康一生”）被寫入其中。

“多年關注和呼籲的內容，在不同程度上被國家回應並採納，這正是我履職最期待達到的結果。”回顧15年的政協履職路途，李立明“收穫滿滿”，他的秘訣在於，從不敢懈怠“使命”。

“政協委員是業界代表”這樣一個身份定位，意味著委員既是專業領域代表，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國家形象和利益代表，因而，踏踏實實、實事求是地為國家發展貢獻智慧，這就是李立明眼中的政協委員的“使命”。而如果一定要李立明歸納出他的提案或者大會發言有什麼規律的話，他則笑言“規律真的還是有的”，那就是要跟國家脈搏同頻跳動，關注民生，關注健康，這樣建言就有了生命力。而生命力，就是健康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