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守住中國經濟不發生系統性、顛覆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即使增長速度不那麼亮眼,我們預定的戰略目標也會如期實現
改革開放越深入,高品質發展越有保證。高品質發展與以往高速增長階段相比,一是從總量擴張向結構優化轉變,即從“有沒有”向“好不好”轉變;二是評價指標將不再單一注重GDP指標,而是綜合考核KPI指標比如,勞動生産率、儲蓄率、全要素生産率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服務業增加值/GDP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能耗強度等指標;三是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包括金融、製造業、服務業、外商投資和進出口等諸多領域將出臺進一步開放措施,中國經濟新動能聚焦于消費升級、新型城市化、智慧化、綠色化等重點領域。發展動力從要素驅動逐步轉向創新驅動,科技進步貢獻率與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顯著提升。
40年改革開放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經濟角度看:一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尊重和支援人民的首創精神,試點先行,以點擴面,以政策措施和法律地位確立基層生長出的創新實踐和創新方式;二是統籌協調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深化認識“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讓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緊密握手;三是不斷激發民營企業等市場主體活力,喚回“企業家精神”;四是改革開放大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産權制度改革、營商環境優化等在內的一系列改革開放舉措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過去五年,高品質發展的“化學反應”已經發生。我國出現了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當前中國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個百分點。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個多百分點。過去5年,又有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市民,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58.52%,比5年前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同時,單位GDP能耗下降了23.9%。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在2016年出現了由降轉升的拐點,對全球經濟産生正向外溢效應。2017年降低了187種産品進口産品關稅稅率,從17.3%下降到7.7%。所有這些,增厚了2018年中國經濟高品質增長的現實基礎,而“推出超出國際上預期的改革開放舉措”無疑為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提供了重要支撐。
應該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著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有的屬於特定發展階段的必然表現,比如新舊動能轉換的時代性、民生改善中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的關係、能源結構中燃煤比重較高等等。另外一種屬於體制機制扭曲造成的效率損失,必須通過以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為標誌的改革開放來校正扭曲。比如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著力推進簡政減稅減費,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加快國企、財稅、金融等關鍵領域改革;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按照可複製、可推廣的原則,在自貿試驗區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推動高水準的貿易和投資自由便利化,對接進而引領國際相關規則。
為什麼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列在三大攻堅戰的首位?因為只要守住中國經濟不發生系統性、顛覆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即使增長速度不那麼亮眼,我們預定的戰略目標也會如期實現。從貨幣政策看,我國貨幣乘數從2012年的3.86提高到2016年的5.02,同期M2與GDP的比例也由180.3%上升到208.3%,表明經濟快速貨幣化。與此同時,GDP增速呈下行態勢,説明貨幣供給擴張對經濟拉動的效用在逐步下降。因此,再走通過貨幣政策實施總量刺激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會加劇“脫實向虛”。從財政政策看,儘管目前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體風險可控,但是依然存在違法違規變相舉債等行為,累積的或將有風險不容小視。主要包括:繼續通過融資平臺公司,銀行貸款、債券類融資工具、信託、保險、資管産品等方式替政府融資,由政府擔保或資金償還;以不合規的PPP、政府投資基金、政府購買服務來變相舉債。
從金融市場看,名目繁多的特色衍生品蘊藏較大風險,且風險傳遞的渠道不透明。同業、通道、嵌套、資金池、龐氏融資性的萬能險、P2P、現金貸等等層出不窮、相互疊加,不斷抬高資金成本,加劇了實體經濟融資困難。
針對影子銀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等突出問題,有的要運用外科手術式的措施加以化解,有的爭取在未來3年左右時間,整體協同解決。總之,在降低宏觀杠桿率的戰役中,思路已非常清晰,信心已非常堅定,措施會非常有力。我們注意到,剛性兌付和隱性擔保的預期正在改變,這為防控金融風險創造了重要的心理條件。
防控重大金融風險要達到的目標是: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金融服務實體能力增強,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防範,經濟體系良性迴圈水準上升。這裡所指的經濟體系良性迴圈,即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産、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迴圈狀態。
總之,要瞄準影子銀行實施穿透式監管,補齊監管短板;瞄準地方隱形債務,倒查責任,終身問責,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會計標準戰略委員會委員、瑞華會計師事務所管理合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