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慧英：與前輩精神同行

“做的事情越多，視野越大，經歷越豐富，越能感受到來自前輩的那股精神力量。”嚴慧英説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踐行”。

◆嚴慧英簡介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副秘書長，九三學社第十二、十三、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嚴慧英的爺爺，是嚴濟慈——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物理學研究奠基者之一，同時還是第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譽主席，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不過，小時候的嚴慧英並不知道，自己有個“不一樣的爺爺”。

她眼裏的自己，就是一個從江西到了四川又到了北京，一口南昌口音花了很久時間才融入環境的“醜小鴨”，一個在理工科家庭包圍下成長起來偏偏“愛讀小説”的小女孩兒，一個到了國外用力生活奮力打拼的留學生……人生似乎並無受惠于他那個事事要求嚴格的爺爺。

也是在很久以後，嚴慧英才明白，什麼是爺爺的“不同”，什麼是經歷的寶貴，什麼是前輩留下的財富……

“嚴肅得很”的爺爺

小時候，嚴慧英覺得，生活對自己並不是很公平。

1964年，嚴慧英出生40多天，母親胡立生就把她放到了江西南昌姥姥家。父母要到四川支邊，無法照看兩個孩子，他們只能先帶上大兩歲的哥哥。

姥姥待人溫和有禮，事事為人著想，嚴慧英至今認為，“有很多對人生的理解都來自她”。但對孩子來説，父母的關愛終究無法取代。然而，一直等到7歲，嚴慧英才終於有機會，去往成都上學，與父母一同生活。

時值“文革”，小小的嚴慧英尚未在與父母的相處中嘗到甜蜜的滋味，幾個月後，父親嚴雙光就在一場劫難中，“突然沒有了”———那時候，她甚至還沒有習慣管爸爸叫“爸爸”。

父親去世後，嚴慧英和哥哥一起被接回北京，開始和爺爺嚴濟慈、奶奶張宗英一起生活的日子。在北京站口北邊一個院子裏，度過漫長又短暫的少年時光。

當時的爺爺奶奶已經過古稀之年。看到過世兒子留下的一雙兒女，心中的傷痛就像一塊不時被翻起的瘡疤，隱隱作痛。剛到北京的嚴慧英，還經常會看到奶奶一個人坐著，暗自垂淚。

“但畢竟年紀比較小，有些事並不真的理解。”嚴慧英就在爺爺奶奶身邊，帶著説不出的心事，一點點長大……回想起與爺爺相處的過往點滴，嚴慧英感受最強烈的，就是“爺爺對於品德習性的嚴格要求”。

當時爺爺家有一部電話，嚴慧英和哥哥都會主動去接。有時候接過後就直接挂掉了，爺爺看在眼裏，總會皺起眉頭：電話機旁邊有紙和筆，一定要把來電人的資訊記下來，及時跟爺爺奶奶説明情況，以免有漏接。當時的嚴慧英尚覺得“這不是多大事兒”，爺爺卻是“嚴肅得很”。

家裏來客人，爺爺也定會要求嚴慧英和哥哥，“自己去開門！”不管是後來在國際物理學界聲名顯赫的李政道、楊振寧，還是送信的郵差，爺爺都是一樣的要求：送客人時要把人送到門口，認認真真説“再見”。

“大家圍坐一桌吃飯時，爺爺一定要等大家都坐好，才能一起動筷，小孩子餓急了也不行，而且只能吃眼前的那道菜，如果想吃遠處的菜，那就把盤子換過來。”

甚至放學路上捎帶買麵條，被多找了幾分錢。爺爺奶奶也會要求嚴慧英再走回一大截路，把錢退回給店家……後來長大，嚴慧英才明白，爺爺奶奶這些嚴厲的要求背後，是對於“定要尊重別人”的堅持。

嚴厲之餘，也有來自爺爺奶奶的脈脈溫情。

“爺爺五點多就會起床，為我們做早飯。”“爺爺奶奶那時候年紀大了，已經不怎麼吃肉了。但我愛吃餛飩，爺爺就每週都煮兩三次，陪我一起吃。”“看我手凍腫成小蘿蔔，奶奶把從前在法國留學時候的禮服翻出來，做成了保暖手套。”……

也是在長大之後，嚴慧英才意識到，在少年的煩惱憂愁之外，擁有過一段最溫暖的時光。那個“會在冬天的早晨戴著一個瓜皮帽，在院子裏劈柴敲煤塊”的古板爺爺，一直在用心陪伴和養育著她。

“科學之光”嚴濟慈

在爺爺家會客廳最顯著的地方，有一幅他的鉛筆素描像，嚴慧英7歲到爺爺家看到時，紙張已經泛黃，筆觸依然清晰可辨。她也是後來才知道，畫像下面那一行法文小字的意思：“致我的朋友嚴濟慈———科學之光，徐悲鴻”。

那是1927年從法國大學理學院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回國的郵船上，徐悲鴻為嚴濟慈所畫。而那行題字，既寓含著嚴濟慈研究的光學和他的字號(字慕光)，又表達了徐悲鴻希望嚴濟慈能成為祖國的“科學之光”，照亮當時黑暗中國的心願。

徐悲鴻的心願，也是嚴濟慈的希望。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所長的嚴濟慈，正代表中國出席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國際文化合作會議，他在會上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呼籲國際社會阻止日寇妄圖轟炸北平的暴行。在接受法國《里昂進步報》記者採訪時，他説：“中國人民的抗戰是正義的事業，不管戰爭要持續多久，情況多麼險惡，最後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我雖一介書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為神聖的抗戰奉獻綿薄之力。”發言一時間傳遍五湖四海。

隨後，在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推薦下，嚴濟慈和中共領導人吳玉章、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教授聯絡，積極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1937年從法國回來後，無法再回到被日本侵略者佔領的北平，嚴濟慈便取道越南河內到達昆明，暫時放下自己的科學研究，主持籌建了北平研究院駐昆明辦事處。

在昆明，為適應戰時需要，嚴濟慈帶領研究所的人員，投入軍需用品的研製工作。在條件十分艱苦、設備極端簡陋的情況下，他自己動手研磨鏡頭，測量焦距，先後製造出1000多具無線電發報機穩定波頻用的石英振蕩器，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還製造出500台1500倍顯微鏡……物理所幾乎成了一座兵工廠。這段時間，他還培養出了一批年輕的光學工人，為後來新中國第一個光學精密儀器研究所的建立，創造了條件。

嚴慧英曾聽奶奶説起，“新中國成立那天，爺爺歡欣得像個孩子。”經歷抗戰10年輾轉、專業擱置，新中國成立後，嚴濟慈心想，終於可以有一間安靜的實驗室，開始自己熱愛的科學研究了。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嚴濟慈的一番談話，卻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軌跡。

郭沫若希望嚴濟慈出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同他一道，為新中國的科技事業貢獻力量，搞好中國科學工作者第一大組織的管理工作。

嚴濟慈起先是拒絕的，他太渴望回到實驗室了，“一個科學家離開他的實驗室，他的科學生命就結束了。”但是郭沫若“假如能夠使千萬人進入實驗室，那麼我們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這句話，最終還是觸動了嚴濟慈。他答應了。

嚴濟慈知道，為使科學研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有許多工作需要從頭做起，除了實驗室的研究工作，還需要制定發展科學的藍圖，需要從事科學管理的人。

1958年6月，中央同意中國科學院創辦科技大學的請求，嚴濟慈此時已年近花甲，但他全力投入學校創建。上世紀80年代初，已過耄耋之年的他，還與李政道合作，舉辦中美聯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項目，並擔任招考委員會主席，在國內招考與物理有關專業的大學畢業生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現在，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成為中國科技領域的領軍人物。

後來，對照爺爺的“事業年表”，嚴慧英才知道，當年她爺爺和他的朋友們，那些聊不完的話題，艱深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她還記得，當時茅以升家與爺爺家相隔一條馬路，“茅老來家裏跟爺爺討論問題，一坐就是一個下午，結束時爺爺會送他過馬路，結果聊著聊著茅老又送爺爺回來了，有時來來回回好幾次，話題還沒結束。”

他們的話題指向，正是嚴濟慈畢生的探尋與追索———“國家的發展最終要靠科技，作為科學工作者，就要用畢生的精力，將科學的種子深耕中國土地，用科技之光給中國大地帶來光明和希望！”

歲月奔流，嚴慧英也切身感受到，科技發展帶給一個國家的自信自立自強，爺爺留在她兒時、年輕時代的印記，也越發讓她對嚴濟慈這一代開拓我國科技事業的愛國科學工作者充滿敬愛。

與爺爺“並肩”九三學社

因為爺爺的熏陶，嚴家成員一個接一個奔著理工科學術殿堂而去。1984年，歷史學家周谷城還特意給了嚴家一個封號：“小科學院”。他還為嚴濟慈寫了一首七言律詩，“五子登科開學運，一家小院有科名”，讚美嚴家對於科學強烈的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

不過，雖然慢慢長大的嚴慧英能體會到爺爺對科學無與倫比的愛，卻始終無法融入，“比起學習理工科，我好像更愛讀小説。”

發現了這一點後，她便在“是不是做自己”這個問題裏苦苦打轉。讀大學時候選的是理工科專業，後來去美國留學，也是理工科。但心裏始終是有苦惱的，“我還是更喜歡讀文學書籍，更喜歡文字和語言表達。”

雖然“爺爺這一點很寬容，沒有提出任何關於學科的要求”，但後來在美國轉讀完MBA，投身商海的嚴慧英，依然對自己的選擇“不能釋懷”，我是不是做了錯的選擇……也是在很久以後，嚴慧英才真正接受了這一點。“這個選擇，也算是回應了爺爺‘善於實事求是’的要求……”

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的留學生活，也是嚴慧英在爺爺奶奶家住了十幾年後第一次獨立生活。她迫切想向這個家庭、向爺爺證明：自己可以。

美國西北的蒙塔納州，冬天足有零下40攝氏度，第一學期初到當地，口袋裏一共只有300美金生活費的嚴慧英，只能去超市買來馬鈴薯，回到宿舍煮著吃。

“每一塊麵包都要自己掙”，在國內生活條件尚算不錯的嚴慧英，不得不邊讀書邊到處打工……而這份艱辛，也讓她對家庭有了更多平和認知，“其實家裏一直是溫暖的。”

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已經工作數年的嚴慧英，毅然決定帶著兩個孩子回國了，“我的祖國，機會正多。”

回國後，除了在商業資源上努力架起中國與西方的橋梁，嚴慧英心裏最大的事，就是加入九三學社——1948年，嚴濟慈加入九三學社，此後，歷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爺爺是九三學社的發起人之一，九三學社也寄託著爺爺“科技報國”的心。“從感情上，始終很貼近。”

嚴慧英心裏想的還有，即便沒有從事科研工作，但可以從九三學社這個方向切入，為國家發展、民生福祉，盡一點力。

不過，嚴慧英沒想到，加入九三學社的過程，頗為漫長和曲折。從1999年開始，嚴慧英每年都遞申請，卻年年都石沉大海，她還曾去到九三學社北京市委諮詢、請求，依然沒有下文。直到2004年，通過歐美同學會的“迂迴”，才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九三學社北京市東城區支社的一員。

加入九三學社後，嚴慧英漸漸養成了堅持寫作、總結建議的習慣。這個寫東西的過程，也讓嚴慧英慢慢感覺“進一步了解了社會、自己責任感比較重了”。2006年，聽到九三學社王選關懷基金正式成立的消息後，嚴慧英幾乎是不假思索，捐贈了基金成立以來的第一筆款項。她帶著一封飽含深情的書信及2萬元人民幣來到九三學社中央。信中説，“我深深地被王副主席的科學精神和奉獻精神所感動，作為一名九三學社的普通成員，很高興有機會可以為本學社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

“了不起的九三人”

加入九三學社後，嚴慧英對於國內社會生態的了解越來越深，視野越來越寬廣，“朋友圈”覆蓋面也越來越大。她認識了一眾“了不起的九三人”。

“我特別高興地看到，爺爺參與創辦的這一民主黨派裏，有這麼多真誠純粹、有力量的成員。”

嚴慧英在成為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後參加一次會議，與同為“九三人”的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吳明分住同一房間。“前一天睡覺時，吳教授還沒有回來，第二天醒來時，就看到她把毛巾搭在檯燈上，正認真批改學生的論文。”吳明對於教學科研的熱誠，對於他人的關照，讓嚴慧英至今想起來，仍非常感動。

同樣讓她觸動的，還有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盲人教授楊佳。同為全國政協委員和九三學社成員，嚴慧英與楊佳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一次，一位攝影師朋友在國家圖書館辦攝影展覽，邀請了嚴慧英。嚴慧英在跟楊佳的電話中，順口就邀請了楊佳，“你來不來看？”

話一齣口，嚴慧英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不過，更讓她驚訝的是楊佳的反應，“我去！”

那一次，嚴慧英就帶著兩個孩子，接上楊佳，一起去看了攝影展。“沒想到，楊佳是全場‘看’得最全面最認真的那一個。”嚴慧英回想當時，楊佳認真地聽每一幅作品的講解，聽攝影師講拍照時為什麼站在那個方位，為什麼選取那個角度……嚴慧英被結結實實地打動了，她拉過兩個滿場跑的女兒，語重心長，“你們看，雖然楊佳阿姨看不見，但是她‘看’到的比我們都多啊！”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一代一代‘九三人’的良好精神面貌，不懈的努力與追求，對他人的尊重和關懷。”嚴慧英驕傲能身在這個群體，也更想通過這個群體，發揮更大更好的作用。後來，這些“九三朋友”，也如願成為各自在社會議題上最得力的夥伴，一同調研、建言、追蹤，為社會事務鼓與呼。

公共場所禁煙、關注塵肺病患者等提案和建議中，都能看到他們的名字。其中，對塵肺病患者權益保護的關注和建言，也正是他們花精力最多的一個領域。

2013年，偶然參加了一次關於塵肺病研討會後，嚴慧英被這些塵肺病患者的痛苦遭遇觸動了，決定加入為塵肺病患者奔走呼喊的行列。後來，嚴慧英積極組織協調，與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建、楊佳、侯露等一起，到昌平和房山的醫院，對塵肺病患者情況進行實地調研，與醫院相關負責人溝通，完整了解塵肺病人的病情、狀態、治療方案等等。後來，她們也把調研所得充分用了起來，“到全國政協大平臺建言！”

2016年兩會前夕，九三學社聯手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善舉基金等社會公益組織，組織召開推動解決農民工塵肺病問題“議案”“提案”座談會，並在當年的兩會上，積極發聲。至此，在九三學社，對塵肺病的關注，真正從“個人”升級成了“組織”。

這個過程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邵鴻也加入了推動解決塵肺病農民工問題的群體，參與調研和討論，提交相關提案，致力提升塵肺病患者群體的生命品質，也為他們的家庭分憂。去年底，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履新，第一次工作交流中，嚴慧英即向他彙報了他們在推動塵肺病患者問題解決中所做的工作，武維華主席也及時反饋，要將其作為一項重點工作，納入九三學社精準扶貧活動中，積極推動塵肺病患者家庭扶貧……“九三人”的行動力，“九三人”的社會責任感，讓嚴慧英感慨、感動。

以專業的科學精神建言

幾年前認識塵肺病後，嚴慧英的生活就跟這個群體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不僅是能連續數年調研、寫報告、總結，到更大平臺上鼓與呼。嚴慧英還成為了“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的一員，不僅自己加入，還拉上自己的女兒做志願者，關心每一個塵肺病患者的命運，努力幫助解決塵肺病患者的困擾，還資助了不少塵肺病家庭的孩子……

讓嚴慧英欣慰的，不僅是大家的努力改善了塵肺病患者的生活品質，更是“關懷的傳遞”。她高興地看到一些塵肺病患者獲得繼續積極生活的信心，更高興他們後來主動加入公益組織成為志願者，再去感同身受地關心別的患者……

就在不久前，嚴慧英還收穫了一次來自塵肺病患者的意外感動。一個她幫助和資助過的塵肺病患者，寫了首小詩，看得嚴慧英淚流滿面，“從認識你的那一刻起，你用你的溫柔和善良，守候著我的痛苦和悲傷……”

“他們的感謝，不是我去做這件事的目的，但卻是我獲得的最好報償。”嚴慧英説自己沒總結梳理過，卻也不得不承認，人生所做的每一個重大判斷和決定，都離不開家庭，離不開爺爺的影響，不論是讀書、留學、歸國、加入九三、做慈善……甚至作為政協委員的態度和方式，都有爺爺説話做事的影子。

做一切事情都必須尊重事實，堅持講真話，就是嚴濟慈的原則。1979年“五四運動”60週年紀念會，曾請嚴濟慈去發言。他沒有去，“‘五四運動’主要發生在北平，我當時在南京，不能代表知識分子講話。”

在政協，嚴慧英也將這一特點及時“發揚光大”。

“不提不痛不癢的建議，問題要跟專業群體確認是真問題，建議要諮詢專業人士是真建議。”已做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嚴慧英的每一件提案都是負責任精心打磨的結果，只要問題真建議實，她並不太介意是否會觸碰到相關利益群體的“蛋糕”。治理水污染、確保食品安全、明確電影分級制度，改進政協提案工作方式等等，都是科學求證後提出的客觀建議。

2018年全國兩會在即，對於嚴慧英來説，除了一如既往關注塵肺病群體之外，她還在醞釀關於加強學生公民意識教育的建議，“在這方面的教育，我們還很有提升空間，要讓孩子們真正學會獨立思考，提升公共事務的參與感、社會責任感。”

潛移默化中，真誠做人、踏實做事、尊重科學、尊重他人，以科學精神做事講話……也都成了嚴慧英的信條。“做的事情越多，視野越大，經歷越豐富，越能感受到來自前輩的那股精神力量。”嚴慧英説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踐行”。